中国维权律师高智晟先生在2016年出版了新书《2017年，起来中国》。大纪元获得高律师家人授权，节选刊登该书部分内容。本文为第五部分：生离死别 妻女逃离中国。
（编者按：大纪元获高律师家人授权，节选刊登高智晟新书《2017年，起来中国》的部分内容。这本书首次完整披露了高律师在整个十年被非法关押期间经历的酷刑、牢狱生活、军营武警的暴虐、最高层的胆小如鼠等鲜为人知的内幕。高智晟律师承受了地狱般的折磨仍未屈服，他活着走出了监狱，并看清了中共的邪恶、虚弱、腐烂和崩亡。）
耿和娘仨成功逃离
两个孩子必须能够正常上学，这是我终于愿意苟安下来的理由，也是我的最后底线。然而，周永康及其打手于泓源、孙荻们却认为这是终于可以迫我俯伏在地的软肋。他们曾公开在我跟前调侃说过：“老高有着他不同阶段的‘七寸’，过去是老太太（指我母亲），现在是俩孩子”。他们利用这个被每一个家庭都当成的关键时期，不断施以一些极其愚昧的举动企图据此实现他们的美好。
在这个问题上，我多次强调过，如果你们不从中作梗，我有条件解决孩子上学的问题，虽然其中也有许多具体的困难（在北京有孩子上学的父母都知这苦的沉重，这是黑暗政治制造出的一个大苦）。他们提出：不许我自己解决，是绝不允许我自己解决，由政府来解决，说要将我的问题打包解决，如果我愿意的话，他们会下文件专门解决，给俩孩子安排最好的学校。说白了，还是逼我入伙，成为“利益共同体”。我心里清楚，凭着周永康、于泓源、孙荻等人的智商（我几年来和他们零距离相处），他们会死攫住这条绳子不放，所以我们之间的再次冲突也只遗时间了。他们多次来讲：“老高，政府的正式文件都准备好了，你们附近的最好中学是十七中学，只要你一句话，不光他们的上学，今后的工作安排政府都全包。”
2008年7月28日，我们全家被押上开往乌鲁木齐的列车，我头上悬着的剑掉下来只是个时间问题了。为了不使耿和担心，当局关于孩子上学问题上的舞剑蠢动我从不向耿和提及，知道终于是瞒不住的，但只是觉得能让她少知道一天亦可。
头上悬着的剑终于还是无可挽回地落下：格格上不了学。孩子上学的问题岂能小觑，更哪堪儿戏。女儿以各种方式向我们抗议，孩子究竟没有错，上学在父母面前也是她的必当保有的基本权利。她们娘仨已于8月底回到北京，而我还是被滞阻在乌鲁木齐。孩子上不了学，对方已越过了最后的底线，我立即动身回程北京，好在新疆警方巴不得我早日离去（每次回到新疆，当地警察看管我时，竟公开讲，你逃离新疆我们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我们还会派人悄悄盯着你，只能回北京，不能逃出境）。
回到北京又能如何。中共黑暗势力是完全游离在法律之外的。一个文明的社会里，独立的司法救济途径，是为所有寻求它救助者准备的安全可靠的救济力量，但在野蛮的政治下，司法却沦为任凭秘密警察们抟捏的玩物。我突破所有的“不准”，寻找能尽快解决孩子上学的途径。为了不愿与他们过于激烈地冲突，我避开了不准孩子在北京上学这一途，忍辱在大批秘密警察的跟踪下，与陕北绥德县、河北邢台市、北京顺义、山东烟台外国语学校联系（这是孩子一个人去的）。而到河北邢台市碰壁后，实在没有了办法就在邢台市打电话向朋友求救，滕彪博士当时是我求救的伟人之一，结果孙荻也打来电话，说不要去外地折腾了，没有用的，回来吧，还是我们帮你解决吧，而且是一定能够解决的。到外地寻梦的期望破灭后，孩子对我们的不满升格，当局对我的不满也在升格。
令我们没齿不敢忘的是，对格格上不了学的事还有一大批善良的眼睛忧虑着，这些善良眼睛从来就在我们的周围。有一天夜里，我外出到藏医院附近打公用电话（我们的电话全被控制，打求助电话又刺激黑恶势力已脆弱不堪的神经），结果一辆摩托车突然停靠在我跟前，我认出其中一位是我曾经帮过的北京市民（暂不具名），他们用极快的语速说格格不让上学的事他们都知道，大家正在全力想办法，许多“法轮功”学员正在运作准备接格格到境外去上学，让我们准备好随时走，并给我一个电话，等跟踪人员反应过来时，摩托车已绝尘消迹。我长舒一口气：这岂非神意，当即决定罢止一切奔突，相信他们的帮助会是具体而实在的。
作为一种默契，我后来经常晚饭后下楼溜跶，而大批跟踪人员中，从一开始、死心塌地的坏种只是极少数，而其余大多数只是把这当成一个技术活或者是个挣饭钱的活，更有极少数人则尽一切可能帮助我们一家。尽管当局下死令贴身跟踪，可实实在在贴身跟踪的始终只是其中那几个人，他们上班的人员配置规律我了如指掌，什么时候出去，有多少空间可利用，我基本心里有数。有一次我骑车去幼儿园接天昱，几名跟踪人员也骑车而随，到了幼儿园门口，一个小伙子利用门口大批家长的身影掩护走过来给我说了一句话：“老高，我们的人对你是尊敬的，只要是我们哥儿几个的班，我们的跟踪是拉开距离的，但这是不符合上面要求的。”耿和她们娘仨逃离中国时，就有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功劳。有人曾实在地给我当面说过：“大姐她们娘仨走之前我就知道了。”
终于，有一个消息达到我，说格格可以走了，在看不见的力量的帮助下，格格迅速甩掉跟踪者秘密离开北京赶到指定地点，结果第二天夜里孩子又回到家里，问明就里，因是用一个“法轮功”学员家的同龄孩子做身份掩护，会给那孩子及其亲人招致毁灭性的灾难，她因此跑了回来。这些善良的不曾相识的人愿冒一切危险帮助我们，却是我们不能接受的，这一途出国努力终辍。
终于，我们又于2009年1月7日获得了一可靠信息，让我们于1月9日上北京至昆明的客列，一路上会有人指引她们娘仨前行。终于历经了些周章后，她们娘仨成功逃离中国大陆，成了“盛世中国”的乱离人。
2009年1月9日早晨，按此前绸缪，我要离开家引开楼下的“眼睛”。全家人拥抱在一起作最后的告别。除天昱外，全部都默默地流着眼泪，然而格格却哭出了声，继而是耿和。“悲莫悲兮生离，痛莫痛兮死别”，悠悠岁月，百年身世，惟有此情苦。苦，谁最苦？是我的妻子耿和。她们娘仨离家，大的懵懂，小得不懂，去离故土而又亲情不能别！我常不忍想像她最后离别那个家时胸中的那种痛。我不仅不能送别她们，而且她们还得去一个很大的家具卖场，设法甩掉跟踪者后从地下停车场搭车奔向火车站（这是策划好的细节。但实际上如何摆脱跟踪而成功逃离的过程，我迄今不清楚，也不忍心问耿和），我无法想像她是怎样地带着至苦的心与这一切周旋的。而真正密集与苦难交涉的时间则更在后面等着她，她在逃离中国边境时、在泰国时，以及一直至美国初期遭遇的苦难多不胜数，可她从不给我讲，仅女儿偷偷地给我讲过一点；害怕总是使我知道了她受的那些苦影响我的心情。
她们的逃离，境内所有的作用是由“法轮功”学员筹谋和发挥的，离境后，由于需要更具规模的帮助力量，故而由“基督教对华援助基金会”全面接受，该基金会负责人在第一时间飞抵泰国，始施以具体的帮助运作。但对于耿和她们娘仨在外面的困难遭遇，中共黑恶势力也不时给我讲一些，意在动摇我的坚持。于泓源（我昨天才得到消息，说他又升官了，作为黑恶势力在北京最凶残的打手之一，他被拔擢当了管律师的司法局局长，我对此没有一丝的惊讶，那种凶残恶辣及冷酷正是中共恶势力在中国生命得以残存的理由和最后的保障，在凶残打压异见者的问题上，周永康或者是习近平之流是没有区别的）至少有过两次或多次给我讲过她们娘仨去外面的困难遭遇，诸如2010年底他来到军队的秘密囚禁地找我谈话，用他的说法是“再给你一次活路的机会”。他告诉我：“据军方传来的确切情报，耿和她们在外面的日子很不好过，大子儿（指钱）没有收到几文，而且已搬了至少三次家了。其实我们有自己的情报收集渠道，你老婆跟前就有我的人，我不怕你知道，机会不会无限期地等着你，执迷不悟死路一条，只要共产党还在，活着走出这个门？你想都别想。真他妈贱，要钱，我们给，大手笔，偏要跑他妈外面去收些小子儿（指我们出国是为了到外国去收敛钱财）。”还有一次，于又找我谈话“再给你一次机会，让耿和她们娘仨到中国驻美使馆去，到时我们出一笔大的安家费，我亲自到外面去接人。”说“她们都快困死啦，不要再造孽啦，让老婆孩子回来吧。”
终于，耿和她们娘仨还是成功地逃离。当天下午我回到家里，一开门，一种从未有过的凄凉袭来，我坐在沙发上一连数小时纹丝未动，受领着那种凄苦，当天夜里我没有吃饭，把她们娘仨各自的拖鞋摆放在往常摆放的位置上。我整夜不愿进到卧室，在沙发上坐了一晚上。此后几天，当局负责盯踪她们娘仨的王胖子每天打电话问她们娘仨怎么几天不见了，是不是有什么名堂，我说家里准备搞装修，她们在家里紧锣密鼓地准备着，后来追问得紧了，我说：“其实我前几天是骗了你们的，那天她们甩掉跟踪实际上是去外地玩去了，因为刚好有一个战友一家要外出玩，她们也就去了。”待她们娘仨终于到了泰国后，我清楚自己很快又要被抓了，我于第二天的凌晨4点驱车赶回了老家。到了老家继续骗他们说，她们马上就会回到陕北来同我一起过年，但终于他们不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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