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1月30日，中共发布《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处理工作的指示》，由此发动了针对中国知识份子的所谓“思想改造”运动。随即，“思想改造”运动从教育界扩展到文艺界和整个知识界。
中共所谓的“思想改造”运动采用强制学习、坦白、批评与自我批评、批斗等手段，重演中共的延安整风运动，以集中过关的方式，在短时期内强制性地对知识份子进行所谓的改造。
中共“思想改造”运动让中国知识份子无休止地自我践踏和自我奴役，打垮了知识份子的独立人格，逐步磨灭了知识份子的个性和独立思考的能力，从而令他们蜕变成为为中共政治服务的工具。从此以后，“中国社会再没有一种独立为文化、为道统负责的力量了。”
毛泽东对知识份子的恶意评价
中国传统社会讲“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其中“士”代表的就是知识份子。“士大夫”阶层是道统的承担者，因此从道德角度来看，他们甚至比统治者更有话语权。中共害怕知识份子代表的正统道德观念，这从中共党魁毛泽东对知识份子的评价中显而易见。
毛泽东对知识份子的态度，在四十年代他的两次讲话中曾集中体现。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共党校开学典礼大会上发表演说《整顿学风党风文风》，他批知识份子摆架子，还说：“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份子，其实是比较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
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批知识份子“不干净”，需要改造，“拿未曾改造的知识份子与工农比较，就觉得知识份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干净处，就是身体也不干净，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大小资产阶级都干净。”他指知识份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需要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早在1939年12月，毛泽东在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将知识份子一笔划进“小资产阶级范畴”。在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顶“小资产阶级”的帽子就足以让知识份子抬不起头来。
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会委员们在讨论“思想改造”的学习计划。（网路图片）
1947年底，中国的民主党派在未来中国的政治体制中的地位，成为毛泽东头痛的问题，因为中国的民主党派，大体上是知识份子群体。为此，他特向斯大林发出一份绝密电报，对斯大林陈述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观点，毛泽东说：“我们对这种人的策略是，不抱太大的希望，同时利用他们为革命服务。”，他称，效仿苏联和南斯拉夫，除中共外，全部政党都应退出政治舞台。
学者谢泳表示，从毛泽东一生对知识份子的基本评价中可以看出，他对知识份子是没有好感的。在毛泽东眼里，知识份子只是一种可以利用的力量，他从没有把他们看成是具有独立人格和精神世界的群体。
谢泳认为，这个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知识份子后来的命运，不仅是毛泽东个人，也可以从中共的体制化行为中看得很清楚，“中共对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只是一个早晚、一个以什么样方式来完成的问题，改造是必然的。”
中共“思想改造”运动的形成
中共实际上是害怕知识份子代表的正统道德观念，但又需要以知识份子为中介去改造普通人的思想，因此中共掌握政权后，首先做的就是改造知识份子。
作为政治运动的“思想改造”的启动，与两个人有直接关系，一个是马寅初，另一个是周恩来。
“思想改造”运动的起源可以从1951年9月3日算起。据《周恩来年谱》记载，这一天，“（周恩来）和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谈话，听他介绍北大汤用彤、张景钺、杨晦、张龙翔等十二位教授响应周恩来8月关于进行思想改造的号召，发起北大教师政治学习运动的情况，并就马提出拟邀请中央负责人为北大教师学习会作报告事交换意见。”
马寅初所指的响应周恩来的号召，是指1951年8月22日周恩来在题为“目前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说：“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份子，在过去不是受着封建思想的束缚，就是受着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侵蚀；现在……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
1951年9月29日，周恩来在北京、天津高等院校教师学习会上做了《关于知识份子的改造问题》报告。周的这番讲话以后，中国各地的“思想改造”运动就开始了，全中国几乎所有有名的知识份子都开始以接受记者采访、单独发表检讨文章的形式，表示自己要和过去划清界线。
1951年11月30日，中共再发思想改造的指示，要求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进行系统化改造，以期掌控全国所有的学校。指示还明确改造“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地于一至二年内，在所有大中小学校的教员中和高中学校以上的学生中，普遍地进行初步的思想改造的工作”，对学校进行分化，在培植积极分子的基础上，“对在大中小学校的教员中和专科以上（即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中，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
1952年9月，中共在建政初期对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基本结束，中共发出《关于各地须做高、中、初等学校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综合报告的通知》，称“今年秋季开学以前，在全国90%左右的高等学校教职员和70%左右的中等学校教职员中已完成了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
“思想改造”重演“延安整风”
1949年后中国所有的政治运动，几乎都可以从四十年代初的中共“延安整风”中找到源头，无论是运动的指导思想，还是组织方式以及具体的工作作风。1952年的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不过是把当年“延安整风”和审干那一套东西，用来对自由主义知识份子重演一遍而已。
1952年在中共政权当中，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人完全是延安知识份子，特别是当年延安马列学院的知识份子，如胡乔木、周扬、李维汉、艾思奇、范文澜以及地位在他们以下的于光远、胡绳、邓力群等，他们当年都经历过延安整风和审干部运动。
学者唐勃在《中共与知识份子》一书中指出中共对知识份子改造的三个目标：（1）革除知识份子“资产阶级思想”——也就是个人主义思想、自由主义思想、平等主义思想等，以及中国数千年的传统学术和伦理思想，从根本上清除中共政权与知识份子之间的矛盾和对立，让知识份子为中共政权服务。（2）打击知识份子的不满，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以迂回曲折的欺骗手段，迫使知识份子成为驯服听命的工具。（3）控制人民的思想：使人民意识到教师和教育工作人员都改变了过去的想法，以求达到整个社会思想领域的根本变革。
“思想改造”通常要经历如下五个步骤，这五个步骤基本上是从延安整风中照搬过来的。
一是学习。用政治学习、理论学习为名，灌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只能接受，不能怀疑。
二是坦白。以会议上发言、写自传或学习心得报告等方式，强迫知识份子否定自己原有的思想。
三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借用民主评议之名，开展公开批斗，要知识份子先作自我批评，再由群众来批斗（如学生控诉老师、儿女控诉父母，以及妻子、朋友、邻居等控诉），鼓励掀起斗争高潮，以进行反复的斗争，从而运用操纵群众的方式，决定其能否过关。
四是改造。逼迫知识份子参加中共发起的系列政治斗争运动，逼迫知识份子彻底放弃自己的思想、观念、与意识取向。
五是总结。强迫知识份子反复总结被改造的过程，随时准备再次面对被改造，被强迫再学习等。
“思想改造”运动主要是在学校里进行，分小组进行，不是检讨批评就算了事。检讨必须由小组或大会通过，才算过关。所以有些教授虽然做了八九次检讨，以致痛哭流涕，还是过不了关。如果被认为涉及政治问题，这些教授就进入“镇反”或其它带有镇压性的运动范围，这个人就有被逮捕，或劳改的可能。（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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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