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5月16日讯】三十年前的红卫兵运动是中共“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代表性事物之一。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一个名叫“红卫兵”的学生小组，表示支持。毛的支持使得红卫兵组织迅速扩展到全国，此后，红卫兵在学校掌握大权，对学校里面和外面的所谓“阶级敌人”展开了残酷的暴力性“斗争”。
在红卫兵组织迅速发展的所谓“红八月”中，校园暴力迫害急剧升级。在清华附中，对教职工和学生的大规模暴力迫害肆无忌惮地发展进行。从打耳光、砸拳头发展到有专用的打人工具，从小规模的打人发展到在公众场合毒打被“斗争”的对像，从零星的暴力行为演变为普遍发生的殴打和折磨。
在学校里，除了校长和教员，家庭出身为“黑五类”的学生也遭到他们的红卫兵同学的侮辱甚至毒打。当时，红卫兵狂热奉行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副对联最早出现于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后来流布全国。
1966年8曰26日晚，清华附中红卫兵暴打了高三的四名“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还命令他们各写100副“对联”，贴到各处。这一“对联”还做成了“歌”。同时，这副对联也是红卫兵组织成员的资格评定标准。
1966年8月4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初二(四)班的红卫兵召开“斗争会”斗争同班同学。在这个班的45名同学中，十名“黑五类出身”的学生站在教室前面被“斗争”，一根长绳子绕过这十名学生的脖子，把她们捆成一串。
另外，十名“红五类出身”的红卫兵坐在椅子上。其他既不能算“红五类”也不能算“黑五类”出身的学生则在“斗争会”期间被指定坐在地板上。
大标语“打倒狗崽子”贴在教室墙上，“黑五类出身”的学生被命令逐个“坦白交代”他们的“反动思想”以及他们的父母的“罪行”，还必须重复说三遍“我是狗崽子。我混蛋。我该死。”红卫兵们还用拳头打她们，把墨汁泼在她们身上。
该校学生排球队长杨友丽，因为球队得过全国冠军后受过校长接见以及她父亲是所谓“托洛茨基分子”，遭到“斗争”和侮辱。她服安眠药自杀，所幸未死，但其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在北京101中学，红卫兵把校门分成一大一小两个，并称小门为“狗洞”，命令“黑五类子弟”出入只许走“狗洞”。该校初三女学生吴芳芳，因父亲是留学美国归来的北京航空学院教授吴礼义，被当作“家庭出身不好”。红卫兵指控她撕了一张毛泽东纸像。实际情况是一张毛泽东纸像被风吹落，她正好路过拣了起来。吴芳芳遭到“斗争”和毒打，从此精神失常，终生由她的母亲照料。
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很多所谓“家庭出身坏”的学生被打耳光被侮辱等等。初一学生万红，父亲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分子”。与她同班的男生红卫兵要打她，她逃入女厕所，被红卫兵彭小蒙从厕所拉出来。
他们强迫她站在教室里的一把椅子上，用铜头皮带打她。打的过程中还有红卫兵把椅子从她脚下突然抽走，使她摔到水泥地上。晚上不准她回宿舍睡觉，把她关在露天阳台上淋雨。
朱同是高三学生，他的父亲是“右派分子”，父母离婚后，他改用了母姓，因母亲不是“右派分子”。但是他仍然未逃脱挨斗的厄运。他被关在地上积水的小楼梯间内像动物一样被全校学生“观赏”。有一天晚上下大雨，他逃出了学校，爬着回到家中，因为他被严重打伤已经不能走路。
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有相当数量的“家庭出身坏”的学生遭到毒打，他们的私人物件被捣毁，多名女学生被剃了“阴阳头”。
杨爱伦，高一学生，文革前功课和文艺活动都好，“家庭出身不好”。她在班里遭到“斗争”，站在教室前面被推来攘去，被强迫写“交代”，还被关押在学校中不准自由行动。一星期后，8月8日，她逃出学校到附近卧轨自杀，被火车撞成重伤，虽未死，但是失去了三个手指。
高二学生郭兰蕙，父亲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1966年8月20日是星期六，在红卫兵宣布下个星期一要“开会帮助”实际上是要“斗争”她后，她回家即服毒身亡。
在西城区太平桥中学，一名初三的不属“红五类出身”的女学生被红卫兵打死了。这个十五岁的女孩子仅仅因为说了一句“毛主席也不是红五类出身”，遭到红卫兵同学用铜头皮带和棍棒殴打。
殴打从下午持续到傍晚，红卫兵回家吃晚饭了。这个女学生挣扎着爬到一个水龙头边喝水，随后死亡。她的母亲被通知来校中领死尸，不敢表现出一点怨恨和抵触。该校师生都记不起这个女生的名字，她平时并不起眼。
在离北京市中心王府井大街不远的第27中学，一名初中学生被指控把那时必须随身携带的红色塑料封皮的《毛主席语录》本坐在身子底下。红卫兵在初二教室里毒打她。
她被打得昏死过去以后，红卫兵说她“装死”，拿碎玻璃往她眼睛里揉。她苏醒过来，继续被打。傍晚时分她被打死。她的尸体被用草席子卷起来运走烧掉了。问到当时的目击者，他们都记得当时的情景，却没有人记得这个女学生的姓名。
在中共大学附中，因父亲是农业科学家，被划为“家庭出身不好”的高二学生宁志平被说成“反动学生”。他被关押在学校里，他的一只耳朵被红卫兵割下来。
1966年8月25日，曹滨海，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高三的学生，和前来他家抄家的同班的红卫兵发生争执，据说他拿菜刀砍伤了一个红卫兵同学。曹滨海被公安局关起来，曹的母亲樊希曼在那天被红卫兵抓到学校中活活打死，曹滨海因此精神失常。
在北京第十三中学，“家庭出身不好”学生任春林喜欢书法，他在旧的《红旗》杂志上练习毛笔字，被该校红卫兵学生发现在毛泽东的名字上写了“墓”字。红卫兵抄了他的家，把一条铁链拴在他的脖子上，强迫他从家里像狗一样爬到学校的“红色刑讯室”中。他被关押在那里并且被多次毒打。
那个“红色刑讯室”中还关押着该校的校长和一批教员，还有一个所谓“黑五类子弟”、初中三年级学生武素鹏。红卫兵把武素鹏捆在一条麻袋里，用民兵训练用的木枪狠打，把他活活打死。
在北京第六中学，高三学生王光华出身于“小业主”家庭，他未得到红卫兵的准许就去外地“革命串连”。1966年9月27日王光华回到北京，立即就被抓进学校的监狱。
他在那儿被十多个红卫兵多次毒打，第二天死亡，时年19岁。红卫兵命令几个已经在这个监狱中被关了一个多月的老师把他的尸体抬出了监狱，放进火葬场的运尸车。
当时“冒充红卫兵”成为大罪名，可以被当作打死人的“理由”。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打死了该校数学教师田钦的弟弟田悦，106中学的学生。
田悦被指控为“冒充红卫兵”。1966年8月19日，田悦被抓到师范学院附中打死。家人不敢告诉他的母亲他被打死了，一直谎称他外出串连失踪了。
以上所叙述的被红卫兵打死的学生，仅仅是实际发生事件的冰山一角，当年红卫兵的暴行和迫害，远远不止这些。
(记者罗婷婷报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