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7年07月20日讯】《往事微痕》收录的《迟到半个世纪的忏悔》一文称，自己当年被工作队逼迫承认家中有“金砖”，爸爸因此被活活打死。爸爸的遗书中有写给儿子的其中一段话：“你这不孝之子，如果人真有魂，我在阴间定要把你抓去，问你个究竟……”
作者在忏悔文中说，爸爸是抗战时期的重庆“面粉大王”鲜伯良的妹夫，当年是位有理想与追求的知识分子，时常出入当时民盟总部——被誉为“民主之家”的特园。1948年春，回到川北西充老家，分得约6亩土地的祖业，当起了农民。我当年不满10岁，也辍学跟着爸爸妈妈下地种田。
在农村均贫富的那场运动中，工作队内部经过争论，确定“面粉大王”的妹夫应该拿钱出来作“胜利果实”。
于是，一位积极分子罗中尧（我的同姓本家伯伯），在山坡上找着正在打柴的我，逼我、打我，要我在几天以后工作队同志问话时，一定要按他教的那样说，否则连我爸爸他都要打，更会把我打个半死！
两天后，罗中尧一行来到罗家大院里。一位叫李宁的工作队员亲热地将我的衣服扣好，问我为什么没有读书？说今后要带我到重庆去读书。听了这话我感动极了，眼里涌起了泪花。”
紧接着她问：“小朋友，你家里有金砖？……”——这正是罗中尧教我必须承认的，正想否定时，罗中尧那凶神恶煞的眼光，逼得我只好点点头，接着我又慢慢地摇了摇头。随后，我便被带到村里与家人隔离。
就是我的点头承认家里有金砖，给父亲带来了杀身之祸。
在斗爸爸的那天，罗中尧做贼心虚，担心我翻供，就叫我和弟弟去赶场卖猪交罚款。待我们把猪卖完回家里后，看见爸爸的双臂后展，吊在阴暗后屋的横梁上，长伸着舌头，怒睁着那双死不暝目的眼睛。
隔壁的彭大妈，听到我们的哭声，忙过来帮助放下爸爸的尸体。这时我们发现他被细麻线捆扎着的两个大拇指，被吊得筋骨皮肉全无，鲜血淋沥，全身也被打得血肉模糊，惨不忍睹……
彭大妈确信参加斗争会的人已散尽，忙把我叫到她的里屋去，低声地讲叙了打死我爸爸的过程。
在毒打我爸爸时，有人主张吊“鸭儿浮水”：把爸爸的双臂向身后反背着，用纳鞋底的麻线，紧紧地套牢两根大拇指，再把篾绳对接在麻线上……在捆扎麻线时，爸爸知道厉害，苦苦哀求。
但是，这帮打手大吼道：“给我吊起狠狠的打！”……直到其中有个人说：人都死逑了，还打个屁！他们看见我爸爸确实死了，立即跑出了后屋。
彭大妈家与我家后屋同墙相隔，她从墙缝窥视了吊打我爸爸的全过程，眼睁睁看到我爸爸被吊打致死。等我们回来才敢过来帮助。他儿子还严肃地对我说：“你要对人家说，是他自已上吊死的。你听哥子的话没错。”
文章透露，1959年罗中尧被饿死前，躺在床上断断续续地喊着“中枢，我对不起你，你不要抓我，……”喊了两天才断气。罗中枢是我爸爸的名字。
爸爸走后没有几天，重病的妈妈也跟着去了，留下我们兄妹四人成了孤儿。
那时我12岁，是家中的老大，村里的当权者说我是“家长”，又把爸爸的“帽子”给我戴上。要求我同那些“地主分子”一样，每三天或五天要向村武装队长作一次思想汇报，赶场时秤盐打油，出村去走亲串戚，都要请假，不按时消假条要挨批斗、挨打骂。
种田和除野草我不会，生产队长说我懒，痛打我好几场。有一次我被打伤了腿，贫农陈婆婆偷偷地送给我膏药，我幼小的满是伤痕的心，感受到些许的温暖。
1953年春，我舅父鲜伯良知道我们的处境，送我们到西充县城读书。读初中时，我填写入团志愿书，把填写文稿交给我在西充速成师范当校长的堂兄罗孔昭看，他要我在爸爸“自杀”字前添上“畏罪”二字，还要我违心地添一段狠批爸爸的话语。
从此，在我那几十年填写数不清的覆历表里，都写着爸爸是畏罪自杀，是我不共戴天的敌人，而装进了我的档案里。
五十多年以后，我己年近古稀，子孙满堂。可爸爸的死、和他得知我向工作组的人说“家有金砖”后所写下的遗书，却让我心里时时内疚，每当想起父亲的死，我的心都会抽缩的痛。
文章最后说，可我相信，如果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阅读了儿子写给他的这篇《迟到半个世纪的忏悔》，一定会原谅我的。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讲真话可能付出的是生命的代价！
《往事微痕》原本是铁流等一众右派老人2007年创办的半月刊，后改为丛书，主要收录全国幸存右派老人的来稿，记述当年的右派悲惨遭遇。尽管《往事微痕》只在右派老人中内部传阅，并未公开出版，仍然一度遭到官方打压和收缴。
（云涛整理/责任编辑：凯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