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之子不肯赴台 留在大陆“畏罪自杀”

【新唐人北京时间2017年07月21日讯】“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中共)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这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国学大师,胡适的名言。当年国民党撤离时,追求自由思想的胡适携家人前往台湾,唯有次子胡思杜不肯离去,胡适只好听之任之,不想此一别竟是阴阳之隔。

胡适生于1891年12月17日,博学多才,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是中国现代自由知识份子的先锋。他在美国留学时,美国的人权与自由理念就深深扎根于心。胡适回国后曾任北大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1938年至1942年抗战期间出任中华民国第三任驻美大使。

胡适: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

1948年11月,国民党撤往台湾之前,蒋介石拟定“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抢救计划”,胡适等文化名流被通知即日随国军南下,共商图存大计。

接到消息的胡适,当时正筹备北大50周年校庆,因而有些拖延,清华校长梅贻琦也在磨蹭观望。身为北大校长的胡适,曾有过把北平各大学迁往南方的念头,但尚未来得及详细筹划,共军便向潮水一样涌来,胡适深觉学校南迁无望。

鉴于胡适在中国政学两界不可小觑的地位,中共也加紧了对其的拉拢、争夺。根据中共高层指令,几个中共地下党、原胡适的弟子纷纷潜入北平,运用各种方法拉拢胡适。


胡适称: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年轻时的胡适(右二)风度翩翩。(网络图片)

早些时候走出清华园,等待出任中共高官的吴晗,曾专门指派嫡系找到胡适密谈,让胡留在北大。但是,对这位前爱徒,胡适只冷冷地回了一句:“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

最后,胡适让来使告诉吴晗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中共)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

吴晗知胡适心意已决,遂放弃了努力,但中共高层仍不死心,仍以其他的方法进行心理攻势。

时任北大教授兼东方文学系主任的季羡林曾回忆,当年共军包围北平郊区时,我到校长办公室去见胡适,商谈问题。忽然闯进来一个人——我现在忘记是谁了,告诉胡适说,“中共的广播电台昨天夜里有专门给胡适的一段广播,劝他不要跟着蒋介石集团逃跑,将来让他当北京大学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我们在座的人听了这个消息,都想看一看胡适怎样反应。

胡适听了以后,既不激动,也不愉快,而是异常平静,只微笑着说了一句:“他们要我吗?”短短的五个字道出了他的心声。看样子他已经胸有成竹,跟定国民党。

胡适夫妇赴台 次子执意留下

1948年12月,蒋介石派飞机到北平接胡适等文化名流。来使告诉胡适,这是南下的最后一次机会。胡决定乘机南飞,临行前,他的小儿子胡思杜执意要留下,不肯随父母南行。这一拒绝令胡适夫妇大为吃惊,心中恼怒又不知如何是好。


胡适之子不肯赴台, 随中共叛父终丧命。图为胡适(右一)家庭照,胡思杜立于其身后。(网络图片)

胡适育有三个孩子,长子胡祖望、长女胡素斐,次子胡思杜。生于1921年12月17日的胡思杜,年少时患过肺病,因此读小学时时读时辍。胡适为此曾请自己的学生罗尔纲做其家庭教师。后来他重新入校读书,但并不属于聪颖那类的学生,而是喜欢交朋友和玩乐。

在胡适担任驻美大使期间,胡祖望于1939年、胡思杜于1941年先后赴美读书,胡思杜选择修读历史。1948年夏回到国内。

当时许多人看在胡适的面上,纷纷邀请胡思杜到大学任教,但胡适以“思杜学业不成,不是研究学问的人才”(邓广铭语)为由拒绝了所有邀请,只同意他到北大图书馆工作。

8月30日,胡思杜到北平图书馆报到,成为北图的一名职员。据胡适办公室不挂名的秘书邓广铭回忆说:“当时胡思杜不愿意随胡适南飞,他刚从美国回北平不久,对国内这几年的情况不熟悉。他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结果胡适夫妇就把他留下来了。”

因事涉紧急,短时间内胡适无法说服胡思杜,眼见儿子周身充溢着一股年轻气盛,不知天高地厚的叛逆气味,胡适夫妇颇感无奈,只好强压怒火,随其便了。

临行前,胡适再三劝告胡思杜,不要再像在美国读书时那样整天出去吃喝玩乐,不干正事。除了工作,要好好在家照看家产与书籍。胡适的妻子江冬秀虽然难过,但也无可奈何,只好给儿子留下了一些细软和金银首饰离去。谁知此一别竟是阴阳之隔,天人永别。

胡思杜遭批斗 自杀身亡

1949年9月,胡思杜进入华北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分在二班七组。次年9月11日,胡思杜致信给在美国的母亲,“我从下星期起就要到唐山交通大学教书,那里有不少熟人,学生也增加到1500多人,一切都很安定,希望您别挂念。”信中还盼父亲胡适少见客,多注重身体。

1951年,中共为了加强对知识份子在思想上的控制,开展了针对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运动。胡适等一批学界泰斗一下被中共批成声名狼藉的人物。中共把胡适骂作是“实用主义的鼓吹者”、“洋奴买办文人”、“马克思主义的敌人”。

远在美国的胡适听说大陆正在轰轰烈烈地展开对他的批判运动后,轻轻笑了笑说:“这些谩骂的文字,也同时使我感到愉快和兴奋,因为,我个人40年来的一点努力,也不是完全白费的,毕竟留下了大量的毒素。这种毒素对于马列主义好比瘟疫,还发生抗毒和防腐的作用。”

但在运动中,胡思杜却跟随中共的腔调,违心地批判自己的父亲,还亲自编写和登台演出反美话剧。此外,他还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一文,表示要与之划清界线,断绝往来。胡思杜的“叛逆”之举在海内外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和消极影响,而胡适却不愿多谈此事。

在“学习改造”结束后,胡思杜还将母亲留下的金银细软上交给中共,“向党组织表示他的忠心”,并表示要加入中共。

胡适在1950年10月7日的日记中,曾记述来自一位朋友的消息:思杜有一个女朋友,现在贵州,明春可能回来,希望他明年能结婚。然而,大概迫于压力,这个女朋友最终与其分手,此后再无人愿意与思杜谈恋爱。

1957年,为了彻底消除知识份子的不满之音,毛泽东采用“引蛇出洞”的策略,让知识份子自由发表看法,给中共提意见。结果大批知识份子上当,其中就包括胡思杜。

胡思杜主动给他所在院、部的领导提了不少建议。随着中共反击右派的开始,胡思杜被打成“右派”,说其是向党进攻,并将其与胡适一齐批判。不堪受辱的胡思杜于当年9月21日上吊自杀,年仅37岁。

胡思杜的亲戚胡思孟后来回忆说,当时接到学校打来的电报赶到唐山,“看到满院子的大字报,都是批判他(指思杜)的,也有批判胡适的”。

学校告诉他,胡思杜是“畏罪上吊自杀”,并给他看了一下思杜的“遗书”。此时胡思杜已经被装到棺材里,胡思孟等人便在郊外挖了个坑,把他埋下,立个小木牌,“现在恐怕也不知在什么地方了”。

1962年,胡适在台北病逝,至死都不知胡思杜已离世的消息,家人一直不敢把胡思杜的悲惨结局告诉胡适夫妇。如今,在胡适夫妇墓地的东南侧,有一块胡祖望为其弟胡思杜而置的约四平方尺的小石碑,上刻:“亡弟胡思杜纪念碑。胞兄祖望泐石。”草成于丁亥年八月初四夜。

(记者罗婷婷报导/责任编辑:赵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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