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17年07月21日讯】“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中共）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这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国学大师，胡适的名言。当年国民党撤离时，追求自由思想的胡适携家人前往台湾，唯有次子胡思杜不肯离去，胡适只好听之任之，不想此一别竟是阴阳之隔。
胡适生于1891年12月17日，博学多才，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是中国现代自由知识份子的先锋。他在美国留学时，美国的人权与自由理念就深深扎根于心。胡适回国后曾任北大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1938年至1942年抗战期间出任中华民国第三任驻美大使。
胡适：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
1948年11月，国民党撤往台湾之前，蒋介石拟定“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抢救计划”，胡适等文化名流被通知即日随国军南下，共商图存大计。
接到消息的胡适，当时正筹备北大50周年校庆，因而有些拖延，清华校长梅贻琦也在磨蹭观望。身为北大校长的胡适，曾有过把北平各大学迁往南方的念头，但尚未来得及详细筹划，共军便向潮水一样涌来，胡适深觉学校南迁无望。
鉴于胡适在中国政学两界不可小觑的地位，中共也加紧了对其的拉拢、争夺。根据中共高层指令，几个中共地下党、原胡适的弟子纷纷潜入北平，运用各种方法拉拢胡适。
胡适称：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年轻时的胡适（右二）风度翩翩。（网络图片）
早些时候走出清华园，等待出任中共高官的吴晗，曾专门指派嫡系找到胡适密谈，让胡留在北大。但是，对这位前爱徒，胡适只冷冷地回了一句：“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
最后，胡适让来使告诉吴晗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中共）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
吴晗知胡适心意已决，遂放弃了努力，但中共高层仍不死心，仍以其他的方法进行心理攻势。
时任北大教授兼东方文学系主任的季羡林曾回忆，当年共军包围北平郊区时，我到校长办公室去见胡适，商谈问题。忽然闯进来一个人——我现在忘记是谁了，告诉胡适说，“中共的广播电台昨天夜里有专门给胡适的一段广播，劝他不要跟着蒋介石集团逃跑，将来让他当北京大学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我们在座的人听了这个消息，都想看一看胡适怎样反应。
胡适听了以后，既不激动，也不愉快，而是异常平静，只微笑着说了一句：“他们要我吗？”短短的五个字道出了他的心声。看样子他已经胸有成竹，跟定国民党。
胡适夫妇赴台 次子执意留下
1948年12月，蒋介石派飞机到北平接胡适等文化名流。来使告诉胡适，这是南下的最后一次机会。胡决定乘机南飞，临行前，他的小儿子胡思杜执意要留下，不肯随父母南行。这一拒绝令胡适夫妇大为吃惊，心中恼怒又不知如何是好。
胡适之子不肯赴台， 随中共叛父终丧命。图为胡适（右一）家庭照，胡思杜立于其身后。（网络图片）
胡适育有三个孩子，长子胡祖望、长女胡素斐，次子胡思杜。生于1921年12月17日的胡思杜，年少时患过肺病，因此读小学时时读时辍。胡适为此曾请自己的学生罗尔纲做其家庭教师。后来他重新入校读书，但并不属于聪颖那类的学生，而是喜欢交朋友和玩乐。
在胡适担任驻美大使期间，胡祖望于1939年、胡思杜于1941年先后赴美读书，胡思杜选择修读历史。1948年夏回到国内。
当时许多人看在胡适的面上，纷纷邀请胡思杜到大学任教，但胡适以“思杜学业不成，不是研究学问的人才”（邓广铭语）为由拒绝了所有邀请，只同意他到北大图书馆工作。
8月30日，胡思杜到北平图书馆报到，成为北图的一名职员。据胡适办公室不挂名的秘书邓广铭回忆说：“当时胡思杜不愿意随胡适南飞，他刚从美国回北平不久，对国内这几年的情况不熟悉。他说：我又没有做什么有害共产党的事，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结果胡适夫妇就把他留下来了。”
因事涉紧急，短时间内胡适无法说服胡思杜，眼见儿子周身充溢着一股年轻气盛，不知天高地厚的叛逆气味，胡适夫妇颇感无奈，只好强压怒火，随其便了。
临行前，胡适再三劝告胡思杜，不要再像在美国读书时那样整天出去吃喝玩乐，不干正事。除了工作，要好好在家照看家产与书籍。胡适的妻子江冬秀虽然难过，但也无可奈何，只好给儿子留下了一些细软和金银首饰离去。谁知此一别竟是阴阳之隔，天人永别。
胡思杜遭批斗 自杀身亡
1949年9月，胡思杜进入华北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分在二班七组。次年9月11日，胡思杜致信给在美国的母亲，“我从下星期起就要到唐山交通大学教书，那里有不少熟人，学生也增加到1500多人，一切都很安定，希望您别挂念。”信中还盼父亲胡适少见客，多注重身体。
1951年，中共为了加强对知识份子在思想上的控制，开展了针对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运动。胡适等一批学界泰斗一下被中共批成声名狼藉的人物。中共把胡适骂作是“实用主义的鼓吹者”、“洋奴买办文人”、“马克思主义的敌人”。
远在美国的胡适听说大陆正在轰轰烈烈地展开对他的批判运动后，轻轻笑了笑说：“这些谩骂的文字，也同时使我感到愉快和兴奋，因为，我个人40年来的一点努力，也不是完全白费的，毕竟留下了大量的毒素。这种毒素对于马列主义好比瘟疫，还发生抗毒和防腐的作用。”
但在运动中，胡思杜却跟随中共的腔调，违心地批判自己的父亲，还亲自编写和登台演出反美话剧。此外，他还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一文，表示要与之划清界线，断绝往来。胡思杜的“叛逆”之举在海内外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和消极影响，而胡适却不愿多谈此事。
在“学习改造”结束后，胡思杜还将母亲留下的金银细软上交给中共，“向党组织表示他的忠心”，并表示要加入中共。
胡适在1950年10月7日的日记中，曾记述来自一位朋友的消息：思杜有一个女朋友，现在贵州，明春可能回来，希望他明年能结婚。然而，大概迫于压力，这个女朋友最终与其分手，此后再无人愿意与思杜谈恋爱。
1957年，为了彻底消除知识份子的不满之音，毛泽东采用“引蛇出洞”的策略，让知识份子自由发表看法，给中共提意见。结果大批知识份子上当，其中就包括胡思杜。
胡思杜主动给他所在院、部的领导提了不少建议。随着中共反击右派的开始，胡思杜被打成“右派”，说其是向党进攻，并将其与胡适一齐批判。不堪受辱的胡思杜于当年9月21日上吊自杀，年仅37岁。
胡思杜的亲戚胡思孟后来回忆说，当时接到学校打来的电报赶到唐山，“看到满院子的大字报，都是批判他(指思杜)的，也有批判胡适的”。
学校告诉他，胡思杜是“畏罪上吊自杀”，并给他看了一下思杜的“遗书”。此时胡思杜已经被装到棺材里，胡思孟等人便在郊外挖了个坑，把他埋下，立个小木牌，“现在恐怕也不知在什么地方了”。
1962年，胡适在台北病逝，至死都不知胡思杜已离世的消息，家人一直不敢把胡思杜的悲惨结局告诉胡适夫妇。如今，在胡适夫妇墓地的东南侧，有一块胡祖望为其弟胡思杜而置的约四平方尺的小石碑，上刻：“亡弟胡思杜纪念碑。胞兄祖望泐石。”草成于丁亥年八月初四夜。
（记者罗婷婷报导/责任编辑：赵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