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项新立法的基石是1932年12月27日内部护照（internal passport）的推行。对人口的“护照化”对付的是几个精心定义的目标，正如这项法令的序言所解释的：它意在“消除一切社会寄生现象”，以防止富农“渗透”进城市中心和市场，并限制农村人口外流，保护城镇的社会纯洁性。所有超过16岁、尚未被剥夺权利的成年市民，如铁路工人、建筑工地的长期工，以及国营农场的农业工人，均自动从警方那里获得护照。盖上证明该公民具有合法居留权的官方印章（propiska）后，护照才有效。个人的地位取决于其propiska，并可以决定一个人是否获得配给卡、社会保障卡或住宅权。所有城市都被归类为“开放”或“封闭”。封闭城市就是获得特许地位和供应较充足的城市，最初有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敖德萨、明斯克、哈尔科夫、顿河畔罗斯托夫和符拉迪沃斯托克。只有通过家庭关系、婚姻，或正式赋予工人拥有propiska之资格的特定工作，才能获得在封闭城市的居住权。在开放城市，获得propiska则容易得多。
护照化行动持续了一整年。到1933年底，发放了2700万本护照。第一个影响是允许当局清除城市中的“不良分子”。1933年1月5日在莫斯科开始后，护照化行动在第一周内就“发现”3,450名“白军、前富农和其他犯罪分子”。封闭城市有近38万5,000人被拒发护照，被迫在10天内搬家。而且，他们被禁止居住在任何其它城市，甚至是开放城市。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护照部门负责人，在其1934年8月13日的报告中指出：“此数字应当加进所有那些当首次宣布护照化时，宁愿主动离开城市的人。他们知道，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被拒发护照。举例来说，在马格尼托哥尔斯克，有近35,000人立即离开该市……在莫斯科，这场行动的头两个月里，人口下降了6万。在列宁格勒，一个月内就有54,000人消失，回到乡村。”大约42万人被逐出了开放城市。
警方突袭和抽查身份证导致数十万人流亡。1933年12月，根里克．雅戈达命令其手下每周“清理”封闭城市的火车站和市场。1934年头八个月里，封闭城市有逾63万人因违反护照法而被拦截。其中65,661人被囚禁，然后通常作为有“特殊移民”身份的社会不良分子被放逐。约3,596人出庭受审，17万5,627人在无任何地位的情况下被流放；其他人得以逃脱，只是被罚款。
最引人注目的行动发生在1933年。从6月28日至7月3日，莫斯科5,470名吉普赛人被捕，并被放逐到西伯利亚的“劳改村”；从7月8日至12日，4,750名“社会不良分子”被捕，并被逐出基辅；4月、6月和7月，警方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三波活动导致18,000人被驱逐。这些队伍中的首支被发配到纳齐诺岛，其结果如早前所述。一个月内，就有超过三分之二的被放逐者死去。
纳瑞姆党委一名指导员，在前面引述的那份报告中，评论了因普通的警方突袭而被放逐的“社会不良分子”的身份：
“这种完全不合理的放逐有很多例子。不幸的是，所有这些人现在都死了，其中许多人是党员或工人。他们恰恰是最不适应那种环境的人。例如，来自莫斯科的弗拉基米尔．诺沃日洛夫（Vladimir Novozhilov），是莫斯科蒸汽压路机工厂的一名司机，曾三次获奖，已婚，有一个孩子。他要和妻子一起去看电影。她正在准备时，他出去买香烟，没有带身份证。之后，他在街头被警察拦下并抓起来。另一个例子是集体农场工人维诺格拉多娃（[K.]Vinogradova）。她坐火车下错站后被警方逮捕，当时她要去看望她的兄弟──莫斯科第八区警察局长。她遭到放逐。还有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沃伊金（Nikolai Vasilievich Voikin）。他自1929年以来一直是共青团员，后成为谢尔普霍夫红色纺织厂（Serpukhov Red Textile factory）的一名工人，已三次获奖。在一个星期天，他去看足球比赛，路上忘了带身份证。他遭到逮捕并放逐。还有新的9号面包店施工现场的建筑工人马特维耶夫（I.M.Matveev）。他有一本季节工护照，有效期至1933年12月。他带着护照也被抓了。他报告说，甚至没有人想看他的身份证。”
1933年城里的清洗，伴随着工业和政府中许多类似的行动。在铁路这个由安德烈夫（Andreev）和卡冈诺维奇先后掌控的战略部门，1933年春所有人员（近2万人）的8%遭到开除。格别乌运输部门负责人撰写了一份关于“从铁路部门清除反苏和反革命分子”的报告。以下是报告的摘录，描述了这类行动通常是如何实施的：
第八区格别乌运输部门所实施的清洗行动有了以下结果：在倒数第二场清除行动中，有700人被捕并受审。其组成人员人数如下：有325名偷包裹贼、221名无足轻重的小流氓和犯罪分子、27名土匪，以及127名反革命分子。其中约73个偷包裹的人，显然是一个有组织网路的一部分，因此被处决。在最后的清洗行动中，约200人被捕。这些人多半是富农。300多名可疑雇员也已被当局解雇。这意味着过去四个月里，因种种原因被逐出那个网路的总人数是1,270。清洗继续进行。
1934年春，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镇压措施，旨在遏制年轻流浪汉和少年犯的数量、去富农化的后果、饥荒，以及社会关系的全面崩溃。这种崩溃产生的影响，在城市里开始越来越多地被感受到。1935年4月7日，政治局颁布了一项法令，旨在“将任何超过12岁、被判犯下入室盗窃、暴力行为、严重人体伤害、致残或谋杀罪的青少年缉拿归案，并用法律的全部力量予以惩罚”。几天后，政府向法庭发出秘密指示，确认有关青少年的刑事制裁“的确包括社会的最后一道防线”──死刑。禁止判未成年人死刑的《刑法典》前几部分，因此被废止。NKVD也被指示重组未成年罪犯拘留中心，代之以建立一个未成年人“劳改流放区”网路。这些拘留中心此前一直在初步调查人民委员部法律部门的主持下运作。然而，面对日益严重的青少年犯罪和无家可归问题，这些措施几乎未产生什么明显效果。一份关于“1935年7月1日至1937年10月1日期间消除未成年人流浪现象”的报告总结说：
“尽管重组了那些机构，但情况却几乎没有什么改善……1937年2月以后，流浪者大量涌入，他们来自乡下和农村地区，尤其是受1936年收成不佳影响的地区……儿童大规模离开农村，因物质方面的暂时困难影响了其家庭。这不仅可以由集体农场‘扶贫基金’（poor funds）组织不良来解释，还可以由很多集体农场主管的犯罪行为来解释。为了清除年轻的乞丐和和流浪者，这些主管发给他们一个‘流浪和乞讨证书’，并把他们赶到最近城市的火车站……这个问题因铁路当局和运输警察而雪上加霜。他们不是逮捕这些未成年的流浪汉，并将其送到为此目的而建造的NKVD特别中心，而是直接让他们统统坐上专列，‘以清理他们的地段’，并把他们赶到那些大城市。”
一些数字反映了此问题的严重性。仅1936年一年，就有超过12万5,000名未成年流浪者遭NKVD特别中心关押。1935年到1939年，超过15万5,000名未成年人被发配到NKVD的劳改流放区。1936年到1939年，92,000名12至16岁的少年出庭受审。1939年4月1日，估计有超过万名儿童被监禁在古拉格。
上世纪30年代前半期，党和国家对社会进行的镇压，在强度上各不相同。暴力对抗时刻与平静时刻交替出现。在暴力对抗时刻，会采取恐怖措施和进行大规模清洗；在平静时刻，社会则找到了某种平衡，混乱受到了遏制。
1933年春标志着，1929年以去富农化计划启动的恐怖之第一大周期达到顶点。当局面临几个以前未知的问题。例如，在几乎被饥荒清空的地区，如何才能保证第二年的收成？“如果我们不考虑到这些集体农场农民的基本需求”，1932年秋，一名地方高级党官警告说，“就没有一个人剩下去播种作物，更不用说收割了。”
同样的，当时塞满监狱而集中营系统尚未准备好利用其劳动的数十万人，又该如何处理呢？“当他们知道，在司法部门的建议下，上月因破坏收成而被判两年监禁的数百名集体农场农民，现已被释放，这些超高压法律能对这些人产生什么可能的影响呢？”1933年3月另一名地方党官纳闷地说。
1933年夏，当局给出的答案，显示了在1936年秋季大恐怖之前的几年里社会政策所走的两个不同方向。第一个问题──如何确保被饥荒蹂躏的地区获得合理收成，被以冷冰冰的逻辑予以了回答：围捕大量的城市人口，并以极端军事化的方式发配到田间。1933年7月20日，意大利驻哈尔科夫领事描述了这种现象：“对城里人的强征占有巨大比例。单单这一周，每天就有至少两万人被发配到乡下……前天，市场被包围了，每个健全的人──男人、女人、男孩和女孩，都遭到围捕，被格别乌押送到火车站，并发配到田间。”
城市居民大规模抵达饥饿的农村，造成农村本身的紧张局势。农民们多次纵火焚烧留给“应征者”的居住区。当局此前已警告他们，不要冒险进入村庄，称那里“充满了食人族”。尽管存在这种敌意，但1932—1933年的收成（在10月收获）还算不错。这一进展归因于几个因素，包括特别好的天气、动员每一个可用的闲暇劳动力，以及那些被困在自己村庄的人求生的愿望。
第二个问题──如何应对监狱人口的巨大增长，也以实用主义态度予以了回答：释放数十万人。1933年5月8日来自中央委员会的一份机密通告承认，有必要“对逮捕进行管控……目前几乎人人都在抓人”、有必要“遏制监狱的过度拥挤”，以及“接下来两个月里将监狱人口从80万减至40万，不包括集中营”。实际上，这一行动花费了一年多时间，最终促成32万名囚犯获释。
1934年的显着标志是，政治镇压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格别乌定罪的案例数量，从1932年的24万下降至1933年的79,000。秘密警察进行了重组。作为1934年7月10日一项政府法令的结果，格别乌成为新NKVD的一个新部门。新NKVD的权力扩展至全苏联。从此，格别乌有了一个和NKVD本身同样的名字──Narodnyi Komissariat Vnutrennikh Del（NKVD），并丧失了它以前的一些司法权力。新格局下，在最初的审问后，所有文件都必须发送“给相关的司法部门”。此外，秘密警察不再有权不事先请示中央政治当局而判处囚犯死刑。申诉程序也设立了，所有死刑判决此时都要经过政治局一个特别委员会的批准。
这些变化被自豪地称之为“加强社会主义法律机制”的举措，但在实践中效果非常有限。自从总检察长安德烈．维辛斯基（Andrei Vyshinsky）放手让所有镇压机构自行处理后，控制逮捕数量的新法规，几乎就未产生任何影响。而且，早在1934年9月，政治局在批准所有死刑判决的必要性方面，就已经打破了自己的规则，授权许多不同地区的当地领导人无须事先请示莫斯科而判处死刑。因此，平静也只是昙花一现。#（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译者：言纯均
（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