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18年07月11日讯】2018年7月7日上午，我在陕西省公安厅附近的凤城二路乞讨喊冤，抗议陕西省公安厅信访主任夏琛铭违法办案，长年包庇犯罪份子，指使下级政府对我全家进行长年暴力维稳及非法24小时监控，导致我全家四口人一死二残的后果等恶行。
没多久，凤城路派出所的两名警察开着一辆警车赶来了，他俩对我说，他们已经和公安厅的领导联系好了，叫我跟他们去见领导谈解决问题。我信以为真，被他们用警车拉到凤城路派出所限制了人身自由，他们当着我的面，给我的户口所在地，辖区渭城街道办事处及辖区金旭路派出所打了电话，要求他们来截访。
大约中午快11点的时候，渭城街道办事处维稳人员任彪带着金旭路派出所一名民警，一起开着渭城街道办事处的一辆车号为陕DSR011的小车赶到了，我被他们强行从凤城路派出所截访回家。途中，任彪等人对我说，如果有人问，就说是我自己回家的，不要和别人说是被他们弄回来的。这样的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每次我到陕西省公安厅上访，夏琛铭都躲在楼上不敢下来见我，然后暗中指使下属对我进行截访和维稳。金旭路派出所所长李晓东曾因截访速度不够快，还受到过陕西省公安厅领导的打击报复。
2018年4月26日，西安市西咸新区综治局局长张立军、信访科长张维博等官员与我进行了商谈。张立军说我“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最后答复说：补发王小刚的工资可以与有关各方面协调，其它要求解决的可能性几乎是零。对于这样的答复我感到很失望，很气愤。我不得不上访，事情是谁造成的？谁“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这样的信访机构，什么问题都不愿解决，只会作秀作假，要它干什么？
之后，我又和我的家人多次到西咸新区信访处要求见张立军局长沟通有关案情的事情，每次信访科长张维博都对我说:张立军局长计划把你家的案子给省上领导上报，但是他生病住院了，等他出院了再说。凡正你都告了11年了，也不在乎这几天。
截止目前已经两个多月过去了，张维博仍坚持张立军局长住院没有出院，无法见人，其他人无法主持他的工作等借口对我进行推诿。同时，每次我到西咸新区上访，张维博都会暗中打电话叫来辖区渭城街道办事处的维稳官员强行把我截访回去，我抗议他的这种违法行为，他竟狡辩说这是他对我的关心和爱护。
迫于无奈，2018年6月25日上午，我和我的女儿一起到西咸新区要求见区长岳华峰，保安叫来了西咸新区附近的沣东公安局的大约六七名警察，告诉我说区长很少在西咸新区办公，就算区长在这里，也不可能接待群众的，我问他们：“每家政府门口的牌子上都写着人民政府，这些政府领导都经常在官方媒体上说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为啥就不敢见群众呢？”
没过多久，西咸新区办公室主任崔主任赶来了，他要求我到信访大厅去上访，我如实向他反映了信访科长张维博不作为、长期撒谎、违法截访等行为，我希望能见见区长岳华峰，心平气和的和区长沟通一下。
崔主任告诉我说区长不是谁想见就能见到的，然后崔主任就和沣东公安局那六七名警察一起开始合伙抢夺我摆在地上的一小块写有冤情材料的白布。
之后，他们又叫来了信访科长张维博，我指责张维博长期撒谎、指使渭城街道办非法截访等行为，张维博对我大声咆哮着不敢承认，一会儿说他没有叫渭城街道办来截访过，是渭城街道办自己主动跑来截访的，一会儿又说这是他对我的关心和爱护，我居然不领他的情等等。
见我坚持不走，坚决要求见区长岳华峰，他们躲在一边私下商量了好几次，派出一名沣东公安局的警察对我女儿说：“你父亲来西咸新区上访是你指使的，在政府门口拉横幅是违法的，如果你们再不离开，我们领导就要制裁你。”我女儿问他：“我们今天来是想见见区长，并没有拉横幅，你所说的横幅在哪里？”那名警察指着我摆在地上的那一小块白布诉状说那就是所谓的横幅，我女儿问他：“横幅一般最少十几米长，需五六个人才能拉起来，我父亲只是摆了一小块白布诉状在地上供领导了解情况，连一个平方大都没有，上面没有任何过激的语言，咋就变成横幅了？你们也太会偷换概念了吧。”
彼此僵持了大约半个多小时，辖区渭城街道办事处维稳人员任彪等人和金旭路派出所的三名民警开着两辆车赶来了，他们要求我们跟他们回家，我们不同意，当场遭到任彪的辱骂。
又过了大约十几分钟，沣东公安局的一名警察佯装很和气的样子，借口：我想找你了解一些情况。把我女儿带到远离西咸新区政府办公大楼半站路的人行道上，假装问这问那。其余的那几名沣东公安局警察和西咸新区的在场人员迅速指挥金旭路派出所的三名民警和任彪等人将我连拉带拽的装到金旭路派出所的警车上，飞快的送回家，并骗我说我女儿已经自己回家了。
随后，又指挥任彪等维稳人员找到带离我女儿的那名沣东公安局的警察进行交接，把我女儿带上另外一辆截访小车单独拉回了家。
2018年6月22日上午，我再次到陕西省公安厅上访，公安厅信访办一名姓姜的信访官员对我说：“听说有人给你家赔了80万，已经处理过了，你还来公安厅干啥？”
我问他：“什么时间，谁给了我们家80万赔偿款，我怎么不知情？”
这种情况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多年来，经常有政府人员或群众突然询问我：听说给你家都赔了几十万了；渭城街道办也给你女儿王小琴安排了工作，一个月发好几千元工资；给你家长年吃了低保，你还瞎闹什么？等等。
事实是，从来没有任何人或部门给我家赔偿过一分钱，我们家也从未吃过一分钱的政府低保，我的女儿仍在家照顾我和我精神病儿子王小刚，从来没有任何人给她安排过工作，她也没有任何经济收入。请求各位领导深入彻查一下，看看这所谓的80万赔偿款去哪了？所谓的给我女儿安排的工作和假低保的真相是什么？谁在冒我家的名号吃低保？
综上所述，我不得不再次如实披露近期的遭遇，请求中央各大部门派专案组下来，深入彻查一下习近平主席家乡的依法治国精神是如何贯彻落实的。暗访一下陕西各地的遍地冤情，看看陕西省各地的冤民们长年饱受司法迫害、暴力维稳的真实现状。
附件：原始案情诉状
我名叫王英强，是西北电力建设第四工程有限公司（简称火电四公司）的退休工人，在这个单位工作了33年。我今年77岁，现在还拖着残疾的身躯，四处上访求告。到了我动不了的时候，我精神残疾的小儿子谁来照管？
我小儿子王小刚是西北电力建设第三工程有限公司（简称火电三公司）的正式工人（工龄23年），2007年2月由公司调入蒲城项目部做纠察。2月7日第一次上班，晚8点接班时，他看到值班室门锁着，就到值上一班的陈文才宿舍门口喊叫要钥匙，陈文才认为暴露了他旷班的事情，一怒之下放出藏在宿舍的值班的大狼狗咬伤王小刚，腿上鲜血直流，满院子的干部、工人、小车无人救人！是我儿自己向农民问路，步行到乡卫生院治伤打防狂犬病疫苗救自己的。由于突遭意外暴力伤害，导致王小刚产生了强烈的恐惧心理，开始一天十几次地给家人打电话诉说工作环境不安全，有人放狗咬他了。我立即赶到蒲城项目部，了解实情后，找相关领导要求处理问题和上报工伤，单位领导拒不处理任何问题也不准王小刚休息，还扣发了王小刚的工资和奖金。保卫科长张小兵、办公室主任张广利、财务科长白石等4名干部雇用农民三人，在食堂找到我们父子俩，4次殴打王小刚。事后不许我们报案，不让休息，不给治病，如休息就停发一切。
我无奈只好将我儿带回家中治病休养，并我多次到火电三公司找相关领导要求处理问题，三公司领导拒不处理任何问题，也不给上报工伤。王小刚回家后，火电三公司停发了王小刚的工资。
我儿被单位同事有意放狗咬伤、被殴打，身心受到严重伤害，精神变得特别狂暴，回到家后狂呼乱叫、打骂家人、打砸物品、四处乱跑，由火电三公司派人派车，带王小刚到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诊断，确诊为偏执型精神障碍，生活不能完全自理，常年需要家里留一人照看。
11年来，我逐级到蒲城县、渭南市、咸阳市、陕西省、北京、的派出所、公安局、公安部、政府、党委、纪委、等相关部门及国家电网公司、中国能建集团上访不知有多少次了。
我因上访被截访、戴手铐、殴打、小女儿遭拘留、家人遭监控、威胁、跟踪、打砸、限制人身自由、非法关押等，就不一一细说了。至今，从派出所到公安部，都不给立案；从火电三公司到国家电网、中国能建集团都不给处理；各级党委、纪检委、政府都是推来推去或是虚报案件终结材料。发展到目前，我无论到哪里上访，都被抓回来。
我老伴得知儿子的遭遇，忧愤交加，患了严重脑梗、偏瘫，于2010年1月1日含恨而死。我因上访双膝盖被打残，要拄着棍子才能勉强行走。我小女儿大学毕业，今年已37岁，为了照看王小刚，不能工作，不能婚嫁。
十多年来，对于王小刚的案情，我们的要求是：
一，依照事实予以工伤对待。因为他是在工作时间，为工作而遭同事放狗咬伤的；
二，对放狗咬伤王小刚的工人和组织殴打王小刚的干部予以查处；
三，补发王小刚的工资及一切应有的福利待遇；
四，对于因我们维权上访而迫害我们的官员、人员追究党纪、国法责任，并对我们家因此遭受的损失予以补偿。
2018年4月26日，西安市西咸新区信访局局长张立军等官员与我进行了商谈。张立军说我“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最后答复说：补发王小刚的工资可以与有关各方面协调，其它要求解决的可能性几乎是零。对于这样的答复我感到很失望，很气愤。我不得不上访，事情是谁造成的？谁“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这样的信访机构，什么问题都不愿解决，只会作秀作假，要它干什么？
因此，我不得不再次上访，希望有关部门领导予以调查、处理。
西北电力建设第四工程有限公司退休工人：王英强
电话：029－33711064
2018年7月8日
责任编辑:陈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