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历代，都会有一些明文规定或约定俗成的老规矩，史书上称之为旧制、故事或典故等。有些老规矩，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规范了官员的行为，约束了权力的泛滥。原来古代有这样的“老规矩”
宋朝就有这样的老规矩。宋朝严格约束官员权力，官员不敢进酒店吃喝。
在宋朝，尽管京城开封餐饮业很发达，大酒店遍布大街小巷，官员却不敢进酒店吃喝，因为官员一旦在酒店杯觥交错，不管公款还是私款，马上就会遭到御史的弹劾，不是罢官免职，就是纪律处分。
据《归田录》记载，宋真宗时代太子的老师鲁宗道，有一次老家来了客人，因为家里酒具不齐备，只好换了便装，领着客人到仁和楼酒店招待，混迹于士绅豪客之间，躲躲闪闪。恰好这天宋真宗有急事召见他，当他迟迟赶到宫里时，宋真宗劈头就责问：“何故私入酒家？”还说：“卿为官臣，恐为御史所弹。”倘不是鲁宗道实话实说，请罪态度又好，差点儿就丢官。
明朝初期的驿站，并未出现腐败，但到了中后期，钻空子的人越来越多，驿站越来越奢华，排场越来越大，逐渐成为行贿官员的场所，加剧了明王朝的败落。
清朝吸取明朝驿站腐败的教训，清政府规定，京官到地方去巡视、督查或公干，出差费用一律自理，而地方官员不得宴请出差官员和馈赠礼物。
前往广东查禁鸦片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出发时发出的第一道公文与鸦片毫无关系，这道公文的内容是：“所有尖宿公馆，只用家常饭菜，不必备办整桌酒席，尤不得用燕窝烧烤，以节靡费。此非客气，切勿故违。至随身丁弁人夫，不许暗受分毫站规、门包等项。需索者即需扭禀，私送者定行特参。言出法随，各宜凛遵毋违。”
脱缰的“官民比”：古今中外没有过
在2021年的中共两会上，一位中共政协委员披露：某县2019年常住人口3.02万，地方财政收入3661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8.65亿元，行政事业和社会组织120余个，财政供养人员6000余人，财政供养的官民比为1：5。她建议小县合并可减少行政资源浪费。
据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分析》（1987年）一书公布的数据，中国西汉年间官民比率是1：7945，大约八千民众养一个官员，唐朝是1：2927；明朝年间，1：2299；清朝，1：911，九百民众养一官。
中共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前参事任玉岭曾在中共政协十届三次会议上曾说：“我们的官民比例早已达到1：26，比西汉时高出了306倍，比清末高出了35倍。吃财政饭的所占总人口的比重攀升之快，是史无前例的，令人堪忧！”
据《上海证券报》2006年报导，前中共中组部部长张全景曾说：现在中国政治上的一大弊端是“官多为患”。一个省有四、五十个省级干部，几百个乃至上千个地厅级干部，一个县有几十个县级干部，可以说古今中外没有过。更何况一个省、市除省长、市长外，还有八、九个副职，每个人再配上秘书，个别的还有助理。现在这么多人既增加了开支成本，又滋长了官僚主义。
需要说明的是，“官民比”是可以公开的比例，也就是说，无论是1：5，还是1：26，都是明面儿上可以看到的东西。
冰山下面的秘密
对于中共官员来说，无法公开的“硕鼠”行为，才是冰山下面隐藏的秘密。比如，“三公经费”，即公款吃喝、公务用车和公务出国。数据到底是多少，中共并无公开，是从官方媒体的报道中推算出来的，2006年3月12日，《中国青年报》引用时任中共政协委员刘光复的话报导，“每年各级政府官员公车私用费用达2千多亿元”。当年10月31日，《瞭望》周刊报导：2004年官员公款吃喝3700亿元。《中国统计年鉴》的数字显示，“1999年的国家财政支出中，仅干部公费出国一项消耗的财政费用就达3千亿元。”仅这三笔款项加起来，三公消费就已达9千亿。
原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吕新华坦承：我们国家行政开支占了GDP的28%，西方一般是4%-5%，我们是他们的五、六倍，说明机构实在庞大！
国民的整体医疗费用被“特权病房”侵占，成了“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南方人物周刊》曾报导，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新干部病房大楼总建筑面积5.6万平方米，设有省级、副省级、厅级及离休干部保健床位257张。在网络引发了大量的评论，网民称这是“穷奢极欲的八星级干部病房”。
卫生部前副部长殷大奎引用中科院一份调查报告的数字称，在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他还透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等，一年开支数百亿元。“中国目前的卫生医疗服务体系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象。”（《中国卫生产业》杂志2006年12期）
“到我们这一级就特殊了，一切由国家包了”
“列宁和斯大林的战友”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曾担任过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苏联外长等要职。莫洛托夫生前，与苏联作家丘耶夫有过140次谈话。这些谈话，披露了许多苏联高层政治秘辛。譬如，关于斯大林时代的“干部工资”问题，莫洛托夫说道：“我们当然有工资。您瞧，到我们这一级就特殊了，一切由国家包了，还可拿工资。实际上国家什么都包了。”
共产政权为什么“冒天下之大不韪”，如此不计后果地鱼肉百姓呢？在共产党国家，如前苏联、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乔治·奥威尔撰写的《动物庄园》通常是一本禁书。在《动物庄园》里，揭示了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前与之后的区别：
在夺取政权之前，为了获取民众支持，宣称：带领动物们实现“当家做主”的愿望，将奉行“所有动物一律平等”。
在夺取政权之后，农庄的“法律”被修改为：“所有动物生来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动物们又回到从前的悲惨状况。动物们稍有不满，便会招致血腥的屠杀和清洗。
在九评编辑部出版的著名政论书目《九评共产党》中，这样说道：“共产党组织本身并不从事生产和发明创造，一旦取得政权，便附着在国家人民身上，操纵和控制人民，控制着社会的最小单位以保护权力不致丧失，同时垄断着社会财富的最初来源，以吸取社会财富资源。
在中国，党组织无所不在，无所不管，但人们从来看不到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财政预算，只有国家的预算，地方政府的预算，企业的预算。无论是中央政府一直到农村的村委会，行政官员永远低于党的官员，政府听命于同级党组织。党的开销支出，均由行政部门开销中付出，并不单列开支。
这个党组织，就像一个巨大的邪灵附体，如影随形般附着在中国社会的每一个单元细胞上，以它细致入微的吸血管道，深入社会的每一条毛细血管和每一个单元细胞，控制和操纵着社会。
这种古怪的附体结构，在人类历史上，有时候在社会局部出现，有时候在整个社会短暂出现，却从来没有像共产党社会这样彻底、长久而且稳定持续。”
历史兴替，天道循环，物极必反，否极泰来，任何违背规律的事情都难以长久，共产党无神论逆天叛道，破坏传统，行将就木，必在不远的未来遭到历史的遗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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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为什么古代的官和今天差别这么大？
（转自明慧网/责任编辑：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