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立法会全体议员：
您们好！
7月9日，我在香港大纪元发表了致您们的第一封公开信《七问香港立法会全体议员》。虽然提出的问题很尖锐，但是，回答这些问题，不需要什么高深的理论，仅凭常识，就能判断谁是谁非。
上述公开信中，我谈到：在被中共非法监禁的五年里，我依法写了一系列检举、控告前中共党政军最高领导人江泽民的信，不仅多次向江泽民索赔1,000万元人民币，而且多次提出由最高法院依法判处江泽民死刑丝毫不为过。
出乎中共所有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官员意料之外的是，北京市西城区法院法官徐丽文，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法官贾连春，都没有对我向江泽民提出巨额索赔要求说一个“不”字，都没有认定我“诬陷”、“敲诈勒索”江泽民。
这里，再跟各位谈一谈为什么我敢在中共监狱里跟江泽民“叫板”。我想，我至少点到了江泽民的三个“死穴”：
第一，江泽民犯了“危害国家安全”的重罪。
中共刑法第102条规定：“勾结外国，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的，处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第113条规定：“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可以判处死刑。”
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之后，攻击法轮功的一条重要理由是：“法轮功卖国”。据我所知，法轮功没有出卖中国一寸领土。为了弄清“到底谁卖国”这个大是大非问题，我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
2008年7月1日，我写了《江泽民是“分裂中国”的千古罪人》，仔细考察了江泽民出卖中国领土、危害国家安全、分裂中国的严重犯罪问题。
比如，1999年12月9日，江泽民跟俄罗斯总统叶利钦（Boris Yeltsin）在北京签署《关于中俄国界限东西两段的叙述议定书》，完全承认腐败无能的晚清政府与沙俄签订的一系列等不平等条约，将沙俄侵占的中国东北一百多万平方公里领土无条件送给俄罗斯，包括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乌苏里江以东四十多万平方公里。
又比如，2002年，江泽民决定跟俄罗斯“大体平分”1929年苏共中央总书记史太林（Joseph Stalin）下令出兵占领的中国的黑瞎子岛，将黑瞎子岛的一半（约164平方公里）无条件送给俄罗斯。
上述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相当于多少个香港？各位香港立法会议员自己可以算一算。
江泽民的上述卖国行为，导致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中国跟韩国、日本、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汶莱、印度等周边国家都存在领土或领海争端，至今没有一个得到妥善解决。为什么？江泽民卖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谁都不买中共的帐！
写完《江泽民是“分裂中国”的千古罪人》之后，我将此文以挂号信方式，寄给北京市西城区德胜街道办事处610办公室官员韩军，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王利明等。
我被关押在北京市西城区看守所期间，就江泽民严重“危害国家安全”问题，写了不少检举信、控告信，上交李东警官。
如上所述，北京市西城区法院法官徐丽文、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法官贾连春，对这些信都没有说一个“不”字。
尤其是，在《江泽民是“分裂中国”的千古罪人》一文的结尾处，我痛斥江泽民是一个“祸国殃民”的“政治骗子、政治流氓、政治混混、政治臭虫、政治垃圾、政治败类”。对此，徐丽文法官、贾连春法官，都没吭一声。
第二，江泽民故意放走了赖昌星。
在中共监狱里，我检举了隐藏在中共最高层、向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主犯赖昌星泄露绝密文件问题。
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是1949年10月1日中共夺取政权以来发生的涉案金额最大，涉案中共党、政、军官员人数最多，在国内外影响极坏的大案要案之一。经查：这个犯罪团伙走私货物价值人民币530亿元，偷逃税款300亿元。
1999年4月的一天，时任海关总署署长牟新生，收到一份从中央办公厅信访局转来的举报信，厚达74页，信后附有走私的单据，随信列出的涉案人员涉及党、政、军厅（局）级以上官员16人，包括时任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总参二部部长姬胜德、厦门海关关长杨前线和厦门市委、市政府几位高官，举报的走私案值高达五百多亿元人民币。
1999年4月20日，时任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在海关总署提交的报告上批示，以海关为主，组织力量查办赖昌星案，公检法参加，涉及内部人员职务犯罪的，由中纪委牵头彻查。
由于此案属于大案要案，而且涉及中央军委总参谋部高官，查办此案不是罗干一个人能决定了的。罗干的批示必须得到时任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的批准。也就是说，在罗干的批示上，肯定有江泽民批示的意见，至少是圈阅，表示同意。
中央4.20专案组组长是时任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长何勇，副组长是监察部副部长干以胜、海关总署署长牟新生。然而，就在中央领导的批示下发传达前6天，也就是何勇、干以胜、牟新生看到中央领导批示的前6天，赖昌星就得到了他将被查处的消息。
中央领导的批示，毫无疑问，是绝密文件。将中央领导的批示泄露给赖昌星，毫无疑问，是泄露绝密文件。这起重大泄密案至少导致三个严重后果：第一，促成赖昌星大量销毁走私证据；第二，促成赖昌星迅速转移走私资产；第三，促成赖昌星“安排”七十多名走私骨干到国（境）外“避风”。
从1999年4月20日罗干做出批示，到1999年8月10日赖昌星逃往加拿大，中共内部一直有人给赖昌星通风报信。
赖昌星在第一时间得知中央领导的批示后，不是立即逃往国外，而是先后拿着3,000万元到北京“打点”关系。1999年6月20日，中央4.20专案组进驻福州。几乎与此同时，赖昌星从从容容地安排七十多名走私骨干到国（境）外“避风”，他本人也去了香港。
中央4.20专案组不得不做出大队人马撤离福州的决定，同时派人暗中监控。两个月后，赖昌星从香港潜回厦门。1999年8月10日晚12时30分，200名特警分成5个组，同时扑向赖昌星可能落脚的5个地点，结果，全都扑了个空，赖昌星在特警的眼皮底下，顺利逃到香港，然后，从香港飞往加拿大。
在赖昌星逃亡加拿大之前，作为当时的中共党政军最高领导人，江泽民完全可以及时抓捕赖昌星，并将向赖昌星泄露绝密文件者绳之以法。但是，当时，江泽民根本不想抓赖昌星，甚至在情报部门监听到赖昌星企图“暗杀”4.20专案组副组长牟新生之后，也没有对赖昌星采取行动，而是听任他从厦门到北京，从北京到厦门，从厦门到香港，从香港到厦门，再从厦门到香港，直到最后飞往加拿大。
2001年2月24日，加拿大作家盛雪在温哥华采访赖昌星时，问道：“你跟他（指江泽民）的秘书很熟吗？他有几个秘书？”赖昌星回答说：“五个。我熟悉三个。一个贾廷安（江泽民办公室主任），是替他搞文件的。一个小A，年轻的，长得很帅，是警卫。另外还有一个小B，是看家的。这三个我都很熟。不然当初我怎么知道他们要动李纪周了。我跟李纪周说，他都不相信。别人听不到的，我能听到。”
中央领导的批示是不是江泽民的秘书泄露给赖昌星的？
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之后，就在7.20当天，全国成千上万法轮功学员被抓捕。
以我本人为例，7.20当天，北京市公安局警官对我进行了传唤，对我的住所和在中纪委大院内的办公室进行了搜查。当晚，由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武警总队、中纪委监察部派人组成专案组，对我进行“隔离审查”。我被“隔离审查”4个半月、135天，每天24小时，我都处在武警的严密监控下，甚至我上厕所、洗澡都有武警在旁边看着。
审查结果是什么呢？第一，我没有1分钱的经济问题；第二，我没有本职工作上的问题；第三，我没有不正当男女关系问题。我唯一的问题是，在法轮功问题上向江泽民讲了真话。
对于我这样没有任何违法乱纪行为且各方面表现很好的法轮功学员，江泽民的做法是，毫不留情地迫害，包括抓捕、抄家、监控等；对于被举报走私五百多亿元人民币的赖昌星，江泽民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任不抓，最后，听任他远走高飞。
对比江泽民对待王友群和对待赖昌星的截然相反的做法，完全可以说，是江泽民故意放走了赖昌星。
第三，江泽民明知迫害法轮功是错的还坚持迫害。
1995年9月27日，江泽民在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召集人会议上说：“我在这里还要强调一个问题。我们的高级干部，首先是省委书记、省长和部长，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一定要讲政治。我这里所说的政治，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在政治问题上，一定要头脑清醒。”
1999年5月7日，我写了致江泽民的信《法轮大法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5月8日，以挂号信方式，寄给江泽民。
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的当天，就因为写了上述向江泽民讲真话的信，我被“隔离审查”。之后，被开除党籍、辞退回家。
在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的第8个年头，2007年1月22日，我重写了致江泽民的信《法轮大法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同年1月24日，以挂号信方式，寄给江泽民，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北京市西城区德胜街道办事处610办公室官员韩军。
2007年3月1日，我到邮局对上述3封信的投递情况进行了查询，结果是：寄给江泽民、罗干的信，分别在1月26日、27日“凭国家信访局传达室收信章妥投”，寄给韩军的信，1月27日“凭德外办事处章妥投”。
江泽民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最高决策人，罗干是当时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在中共最高层的代理人，韩军是中共迫害法轮功最基层的官员。
然而，江泽民、罗干、韩军收到我的信《法轮大法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之后，全都变得“不讲政治”了，他们的“政治方向”全都迷糊了，“政治立场”、“政治观点”全都丧失了，“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全都变成零了，长时间一声不吭。
为什么？答案很简单：他们都知道迫害法轮功是错的。
我不仅将上述信寄给了江泽民、罗干、韩军，而且还寄给了从中央到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最高层到最基层的许多官员或学者，共计77人。其中包括胡锦涛等8位中共政治局常委，当时的中央委员、陕西省委书记赵乐际，当时的监察部长李至伦，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等。
2007年12月21日，我在北京新街口邮局，将此信寄给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警官杨金方，挂号凭证号码是：XA07756899411，发票号码是：08655794。
跟江泽民一样，上至胡锦涛等8位中共政治局常委，下至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警官杨金方，收到我的信之后，全都长时间一声不吭。
为什么？答案很简单：他们都知道迫害法轮功是错的。
或许有人会问：中共不是在2008年7月11日把你抓进看守所了吗？是的。但是，这是在我给江泽民寄上述信一年零五个月、534天之后。
如上所述，我在被非法监禁的五年里，在检举信、控告信中，多次向江泽民索赔1,000万元人民币，中共的公、检、法，从下到上，没有一位官员对此说一个“不”字。这也充分证明：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是完全错误的。
在中共监狱里，我之所以敢向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最大元凶江泽民“叫板”，不是因为我个人有什么特别的能耐，而是因为我是一名法轮功修炼者，我的全部智慧、勇气和力量，都来自法轮功。
以上我谈到的江泽民的三个严重罪行，都是客观事实，同样不需要高深的理论，仅凭常识就能判断谁是谁非。
有诗云：“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
在十年文革中，毛泽东的妻子江青，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红得发紫，上窜下跳，呼风唤雨，狂妄得不可一世。结果怎么样？毛泽东死后不到1个月，就被毛泽东亲自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下令抓捕，后被当成“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最后上吊自杀。毛泽东因江青之故，成为“反革命家属”。
中国人讲的“苍天”，就是“神”。香港大多数人都是信神敬神的。
最后，我衷心希望香港立法会全体议员，认真看一看我写给您们的公开信，静下心来好好想一想，到底谁是谁非，然后，为了您们本人，也为了您们的家人，有一个光明美好的未来，在善与恶之间，做出正确抉择。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