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法国国防部下属的军事学院战略研究所（IRSEM）公布了题为“中国（中共）影响力行动”的报告。该报告大篇幅披露华为与中共政府之间的密切关系，及中共利用华为等国营和私营公司，从全球收集大量数据的黑幕。
中共利用华为在全球收集大量数据
十多年来，中共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收集和窃取大量数据，并提供给民用和军事情报、宣传和信息行动等领域。而华为因受中共政府资助而发展成为电讯巨头，世界各国对华为安全问题存在担忧。
IRSEM报告提到，实施中共影响行动的主要执行者是党、国家、军队的分派机构及一些企业。而国营和私营公司在收集数据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数据对影响力行动的效力有重大影响。
其用来收集数据的方法包括：基础设施，尤其是建筑物和海底电缆；新技术，包括微信、微博和TikTok等数字平台；北斗和华为等公司；和一些数据库，它们用来为海外影响力行动提供资讯和准备工作。
如北斗不仅可以对采用这种导航系统的国家施加压力，而且据说还存在间谍风险；华为，一家在整个价值链上都有业务的综合公司，由于其公司性质以及它与安全部门和军方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而引起了人们的担忧。
报告称，中译语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GTCOM）是宣传部下属的一家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公司。而海外核心信息数字库（OKIBD），拥有该数据库的公司声称与中共军方和国家安全部关系密切，该数据库收集了数以百万计的个人资料，还收集了被中共安全、情报和影响行动瞄准的目标的个人信息。
法新社2019年曾报导，华为捷克分公司两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前经理告诉捷克公共广播电台，该分公司秘密收集客户、官员和事业伙伴的个人资料，包括特定对象的小孩人数、嗜好和财务状况等，输入总公司的数据库。
这个数据库由大陆的华为总公司来负责系统管理。IRSEM报告指，收集来的信息会经常被用来与中共大使馆的成员进行探讨。捷克官员的信息也被收集了，其中一些人随后被邀请到中国。
中共在5G问题上的野心 各国抵制
2018年12月，加国警方应美国要求在温哥华国际机场逮捕了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2021年9月25日，承认触犯美国法律的孟晚舟，被加国释放回到中国。同一天，遭中共拘禁近三年的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Michael Kovrig）和商人斯帕弗（Michael Spavor）安全返回加拿大。
IRSEM报告说，自从孟晚舟被捕后，中美在华为问题上的争端已经曝光。除了互相角力的因素以外，这个案例还暴露了北京在5G问题上的野心，促使其世界各地的潜在合作伙伴质疑与此相关的安全问题。
美国官员长期认为，华为存在国家安全威胁，华为设备可能被中共用来进行监视和间谍活动，或用来破坏通信设施。
IRSEM报告指出，中共已将5G作为其发展和数字丝绸之路的优先目标，并投入大量资源支持国有电信公司，而华为无疑是受益最多的公司。
报告强调，华为的确给那些愿意委托其建造全部或部分5G基础设施的国家带来了真正的安全问题。除了安全问题，间谍活动的风险就是其中之一。
报告举例，当荷兰电话运营商KPN在2009年安装华为技术时，尽管荷兰情报与安全总局（AIVD）一再警告其存在间谍活动的风险，KPN还是委托凯捷公司（Capgemini）进行风险分析。
咨询公司撰写的报告指，华为有能力以“无限制、不受控制和未经授权的方式监听KPN运营的手机号码，包括总理和部长们的手机号码，还可以获得电话联络簿中的所有电话号码”。该报告一直处于保密状态，直到2021年4月荷兰《人民报》（De Volkskrant）有机会阅读到该报告，并对其进行报导后才被揭晓。
此外，2019年1月，前华为波兰分公司高管王伟晶被波兰当局逮捕。他被指控为“以华为波兰公司商业活动为掩护的中共国情报人员”，以及向这些（情报）部门提供可能对波兰不利的信息。
华为与中共政府之间的关系
多年来，华为难以撇清与中共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
IRSEM报告指，该公司的性质及其与中共国安部门和军方的关系，有几篇文章提到，华为在公司成立之初就与军方合作，据说任正非在20世纪90年代曾参与建立一个通信基础设施网络。这宗最初的合同可能已使华为与军队建立了一种特别的关系。
2013年印度情报局称，华为和中兴是中共军方863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让任正非的公司来负责路由器和交换机。
福布斯曾确认华为与博裕广州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合作，而后者是被认定为替中共政府工作的黑客组织之一。
美国司法部的一份起诉书曾将该公司列入对美国公司发起攻击的责任人之一。华为没有否认与博裕广州的联系，但声称后者只是对华为的系统进行了评估而已。
IRSEM报告说，华为还提供“针对整个城市的监控系统”，并与中共“警察部队建立了伙伴关系”，华为还与新疆公安部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中共2017年通过了《情报法》，其中第7条迫使所有中国公司，包括国有和私营公司及公民必须“支持、协助和配合国家情报工作，保守所知悉的国家情报工作秘密”。
华为曾请中伦律师事务所为其辩护，否认华为替中共政府服务。报告指，中伦律师事务所“与党的关系非常密切”；该事务所的总裁张学兵同时也是北京律师协会的党委书记。
前中共财政部副部长李勇自2013年起担任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ONUDI）总干事。作为ONUDI的负责人，李勇创建了一个“伙伴关系和总部外办事处一体化总局”，该局权力特别大，由它来选择哪些国家可以享受合作伙伴计划。
报告指，中共有不少于19名国民在该组织中担任管理者职务，借此控制该组织。李勇在2019年11月与华为技术公司副总裁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加强工发组织与华为之间的伙伴关系。
此前，由越南富布赖特大学副教授克里斯托弗‧鲍尔丁（Christopher Balding）和英国外交政策智库亨利‧杰克逊协会（Henry Jackson Society，简称HJS）联合研究的报告指，有华为员工曾经在中共负责情报收集和反间谍的国安部担任过特工；或者与中共军队有过合作项目或在中国领先军事院校接受过教育；或者在被指控对美国企业发动过网络攻击的中共军事单位工作过。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