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2年03月09日讯】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方菲访谈】。
江苏徐州铁链女事件在过去的一个多月时间引发民怨沸腾，其热度和持久度都刷新了纪录。这件事让许多国人发现，他们距离铁链女只是“一闷棍的距离”。而官方漏洞百出、自相矛盾的多份通报，也使其公信力荡然无存。外界分析中共当局已经彻底陷入塔西佗陷阱。本期节目专访程晓农博士分析铁链女事件揭示出的制度之恶，以及社会的溃烂。
程晓农博士您好。
程晓农：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主持人：谢谢您再次上节目为我们解读热点事件。晓农博士这个铁链女事件它的发生离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所以我想先请您很快地回顾一下这个事件的源起。另外，官方一开始的那几份通报为什么引发民众如此大的反弹？
铁链女事件 官方4份通报将舆论逐层推高
程晓农：这个事件的发生实际上是一场乌龙，就是一个当地的县委学生干部为了迎合中共当局那个多子女政策，就想制作一个典型，结果是引发了一场大地震。当时是丰县县委获悉说下边有个农家，家里生了8个孩子。然后他为了展示地方政府落实中央高层那个3个子女的政策的态度很积极，就组织县里面派人去村里为那几户人家送生活用品，用他们的话说是叫做所谓爱心活动，献爱心活动。
那么那户农家的男的叫董志民，他正在向县里来的干部讲什么自己生活多困难，这时候县里的来人听到旁边有间破屋子，连门都没有，里边有铁链声响，走过去一看吓一大跳。那破房子有一个女的，大冬天的时候被用狗链拴在屋里头。没有鞋，头发凌乱、脸色很黑，土炕上就扔两馒头，这女生就像一条狗那样被栓在那里，这就是这家8个小孩的妈。当时这场景就被县里来的一个女士就拍下来，然后1月28日放到了网上。
现在她放在网上的这个当初的视频，在维基百科上原来是有记录的，但被中共干预了，就删除了。这段视频很快在中国国内迅速地被转发关注，很多人就开始关注女性权益问题。很多民间人士开始挖掘相关线索，发现这个命运悲惨的女人，其实是被拐卖到这个村子来的，由那个姓董的人买下来，长期被当作性奴，受尽虐待。然后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大量抨击徐州当地政府的文章。
然后这个事件就进一步变成了国际事件，像英国的BBC、德国之声、端传媒、台湾的《自由时报》和《联合报》、《大纪元时报》、《纽约时报》这些媒体都跟进报导。中南海本来想用冬奥会来宣传中共的成就，结果这件事完全就转移了社会的眼光，也就给对中共不满的中国民众提供了一个发泄不满的机会，就让中共非常狼狈。“铁链女”事件引起了国际关注以后，地方政府就开始想设法掩盖真相。
目的是为了维护政府的形象，扭曲事实，希望尽快淡化这个事件的负面影响，结果却是越描越黑，民众更加不相信当地政府的说法。下面我就引用2月21日中共的外宣官媒“多维新闻”的介绍，它有这么一篇文章叫做“从网红曝光到丑恶揭露，还原丰县八孩母亲案失控的20天”，我就用它这里面提供的资讯来说明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地方政府是怎么样地接连撒谎然后穿帮的。
这篇文章承认，这起江苏徐州丰县的八孩母亲事件是关注度最高、持续时间最长、讨论范围最广泛的公共事件。那位已被忽视了二十余年的“八孩母亲”就成为刺痛社会的一根刺，并引发了一场全民侦探运动，以及对中国刑法修改妇女权益的呼吁。
在民间自发的社交媒体的舆论压力下，1月28号丰县县政府发了一份不到180字的通报，宣称说经过调查核实，这位女的姓杨，当地人，1998年8月与董某人合法结婚，不存在拐卖行为。结果这份经不起推敲的官方通报，就彻底激起了社会不满，又掀开了徐州郊区乡村里的黑幕。
这种情况下，1月30日丰县又发了第二份通报，声称说被锁“铁链女”是1998年6月流浪乞讨的时候，被董某人的父亲收留，以后就和董某人生活在一起，同时承认，两人办结婚登记时，镇政府的民政办工作人员没有对这个女的身份资讯严格核实，但是没发现有拐卖行为。这第2份通报关于这个女人从何而来的解释，和第一份通报是矛盾的。第2份通报退了一步，承认说这个女人不是本地人，是外地来的，但仍然否认说是拐卖来的。
那么这时候另一宗失踪案的女孩叫李莹，她的亲属也向公安提出了申请，要求采集杨某人，就是铁链女的DNA做对比。因为他们觉得这个铁链女有点像他们家失踪的叫李莹。为了堵住社会舆论的嘴，2月7日丰县的上级徐州市发了通报，这算是这起事件的第3份官方通报。这通报说，在云南核实了“铁链女”杨某来自云南，经DNA鉴定，8个小孩和董某、杨某均是亲子关系。
结果第三份通报又被发现漏洞了，很多民众质疑说，8个小孩中当中的长子叫董香港，不是“铁链女”生的，因为他名字中的“香港”两字很奇怪，怀疑是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出生的，当时他已经长到23岁了。多年来对“铁链女”所受的长期虐待完全不介意，所以他的妈可能不是铁链女。因为铁链女1998年才结婚，如果这是实情的话，那徐州市那份所谓亲子鉴定又是假的。
在民间舆论的进一步压力下，徐州市在2月10日又发了这次事件的第4份通报，这次通报承认说，“铁链女”杨某是被拐卖到徐州的，她在云南原籍的名字叫“小花梅”，而且已经在云南做过DNA检验了，确认杨某人是云南的原籍，她这个身份。但这份通报又暴露出漏洞了，因为有民间人士自己去云南查证，结果发现官方通报，徐州市的第4份通报讲的小花梅所在的村的村民，看过铁链女的视频以后，觉得不是小花梅。
这样的话徐州市第4份通报欲盖弥彰，造假骗人的痕迹又露出来了。然后，民间还有人挖出了铁链女的结婚证，从中又发现不少漏洞，因为这个证件属于伪造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它填写的日期是休假日，在休假日办证，乡一级的政府的办证机构是不上班，所以这一天不可能办这个证件，所以它是假的。其次，照片上的女生不是铁链女。再一个，结婚证上女生的出生日期是1969年，今年52岁，比铁链女大十几岁。因此，铁链女的真实身份再次存疑。
在丰县和徐州市的解释接连穿帮之后，2月17号江苏省委、省政府又宣布成立调查组，对丰县生八孩的母亲她的事件进行全面调查。
江苏省调查结果 官方仍然跳不出“塔西佗陷阱”
主持人：我觉得这4份通告完全不能服众，之后江苏省就不得不介入了，而且称要一槌定音。结果这个调查报告在7天之内又火速出炉，那您怎么看江苏省这个调查报告的结果呢？
程晓农：因为现在中国很多民众相信说，那个铁链女的真实身份其实是李莹。李莹的父亲是个军人，1979年从四川入伍，是在西藏服役，然后官至上尉。转业以后，回到四川省南充市，就安排在当地粮食局工作。李莹是12岁的时候，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失踪的，这是25年前的事。李莹的家人自从女儿失踪以后，25年来一直在找她。现在既然徐州的铁链女有可能是李莹，那么家人当然希望找到她，确认是自家的女儿。
但这个事又成了中共政治上的难题了，因为她的父亲是为共军服务的，对女儿被拐走这么多年都找不回来，一旦真的确认徐州铁链女就是李莹，而且长期饱受虐待，会对中共的军心造成很大的负面冲击。所以，中共宁可不让李莹与家人见面，这样来避免军心动摇。
前面主持人讲到塔西佗陷阱，这个话习近平也讲。2014年的时候习近平在一次大会上公开表示说，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提出了一个理论说，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无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以负面评价，这就是塔西佗陷阱。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就会危及党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那么现在中共的官媒已经承认，在徐州铁链女事件中，中共确实陷入了塔西佗陷阱。
正因为是这样，所以徐州地方当局把铁链女以体检为借口，把她从当地转移到南京。然后把董某以虐待罪逮捕，再把这个村子用铁皮墙给封了起来，派人站上岗，外面的人再想进去访问村民，就已经完全不可能了，这叫做现场封锁。同时中共不去抓大量存在的人贩子，却去抓那些调查人口拐卖的记者。现在去云南查“小花梅”的那个调查记者已经被警方传唤，显然当局要封住民间志愿调查人员的嘴。
同时，中共为了试图统一舆论，2月23号江苏省的，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调查报告出笼了。内容主要是这样说的，首先它回避存在大范围的人口拐卖，把铁链女事件简化成一个孤立个案。然后用承认徐州市通报的方法，否定了丰县的两次通报。最后是在省政府的通报，处理一批县级、科级，科级就是县政府的局级和乡镇级的干部，还有乡干部，希望这样就封住民众的嘴。
但是，网民们又挖出了江苏省调查报告的痛脚了。他们发现，江苏省委省政府2月17日成立调查组，4天里头，除去路程1天，前后跨越河南、云南两个省，官方江苏省政府说他们走访了4,600人次。调查组如果是按8个成员来计算的话，平均每人每天要走访143个人次，按走访每人10分钟来推算，调查组每人每天工作时间是23个小时。这一天一夜只睡一小时，那如果确实他们在这段时间里查阅了资料1,000多份，那每天要看166份资料，这显然是做不到。
因此江苏省的报告，无非就是用省政府的铁口硬断，把他们事先编好的结论硬塞给民众，当然民众不会轻易相信，所以铁链女事件虽然被当局压下去了，但民众的负面评价和怀疑，依然存在。中共其实它爬不出“塔西佗陷阱”。
中共治下大规模人口拐卖存在多年 铁链女案揭开黑暗一角
主持人：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事件揭示出的一些黑幕，徐州它被称为拐卖妇女的黑窝，80年代后期有一个纪实文学报告就谈的是这个事情。但是从这个事件以来，我们听到许许多多这种恐怖的故事，绝不仅仅限于徐州。那么到底在中国这个拐卖妇女的黑幕有多深有多广？请您谈一谈。
程晓农：中共在这个案件当中，千方百计地想要回避的就是大规模人口拐卖，那么我们也就可以在这方面进一步深入分析一下。徐州丰县的这个苦命女人并不是孤例，也不是只在这个村子里才发现这样的悲剧。
这一次的“铁链女”事件，它只是偶然地掀开了中共统治之下黑暗底层社会的一角，从这个案例追下去，我们就可以发现大量可怕的中国表面繁荣掩盖之下，阴暗不堪的社会现实。这种事情不是现在才发生的，而是过去几十年一直都存在的社会现象，只是长期以来都被中共掩藏起来。现在是因为“铁链女”这件事，把相关问题揭露出来了，那中共恼火的不是那个苦命女人的遭遇，而是中国社会的真实现状被曝光了。
拐卖妇女、劫持小孩，在中国是到处都存在的事。劫持小孩，不仅仅发生在穷乡僻壤，也同样发生在大城市。所以中国的小学放学以后，你会发现说在校门口都聚集一大群家长，各自要接走自家小孩，这就是怕小孩单独行走，可能被劫持。那从北京、上海、深圳这些特大的城市，到小城市，其实都一样，那么拐卖妇女就更普遍了。
这个被铁链栓着的妇女，并不是住在深山僻壤的地方，别人找不到那样。她是在一片大平原上的中等城市徐州市郊区的丰县欢口镇董集村，这个村位于徐州市的西北方，离徐州市100公里。这个村子西面离济南到徐州的高速公路还不到10公里，所以它是一个交通十分便利的平原地带。发生的这个案子，它的案情是20年前就开始的，一直拖到今天才因为偶然的原因被揭露出来。那其中的背景我们可以想像得出来，它有多黑暗。
其实，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有过关于大规模人口拐卖的资料和数据被披露出来。
1989年5月浙江文艺出版社曾经出版了一本书，叫做“古老的罪恶——全国妇女大拐卖纪实”。这本书介绍说，从1986年到1989年，人贩子从全国各地拐卖到徐州这6个县的妇女一共是48,100名。当年整个徐州地区出租车的半数司机都参与拐卖妇女，只要是从火车站拉到一个单身的女孩，这个司机就会把她转手，开到人民贩子那儿卖掉。
另外，据徐州市有一份当时的调查报告，80年代末期，当时外地妇女被哄骗、劫持、拐卖到江苏省徐州市所辖各县的具体数字，这还是一个比较保守的官方数字。具体数字如下：徐州市所属的铜山县12,000人，睢宁县8,700人，邳县9,400人，丰县8,100人，沛县5,300人，新沂县4,600人。那这份官方报告说：这是一组骇人听闻的数字，也是一组充满血和泪的数字。
那这些数字合起来就是我前面提到的48,100人。这份报告就被当时江苏省作协主办的一个杂志叫“雨花”杂志，1988年第10期刊登的一篇报告文学叫“黑色漩涡”特地引用了。那这份报告文学举例子说：被犯罪集团劫持、拐卖的妇女，多人被强奸、轮奸，年龄最小的只有13岁。受害者绝大多数是未婚女青年，有农民、干部、待业青年、精神病患者。
那么是不是说被拐卖的都是女性，都是文化程度低的农村妇女呢？事实上，具有研究生学历的女生，照样会被拐卖。1988年9月3日中共官媒《光明日报》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一篇报导叫做“沉重的思考——对11位女研究生被骗案的追踪采访”，这篇报导当时轰动全国，因为它曝光了11位女研究生被拐卖的案件。其中最著名的引起大家记忆很深的，就是上海同济大学一个女研究生的案例。
当时《光明日报》有位女记者叫武勤英，她翻阅了1988年6月7日《河南日报》，看到一篇短文引起她的注意。这篇《河南日报》的短文说：拐卖女研究生的骗子叫李敏，是1988年6月6日在郑州落网的，那么被拐卖的女研究生和这个骗子李敏，是两个女子相遇于郑州的一个小旅社，那这个女研究生的年龄比这个女孩大七八岁，这女孩是农村的半文盲小姑娘，她居然就把这个女研究生给拐卖了。那么这个事件呢，它的情节就促使武勤英去当地采访。
《光明日报》武勤英后来写的报导说：这个我们把同济大学女研究生称为A，就是A呢是被一个16岁的农村小姑娘拐卖到了山东郓城县农村，作价是2,480元，买主是农民宫长恩。那么被拐卖的71天当中，A是遭到宫长恩的强奸，并被严加看护。A曾经想自杀，但是没能成功。后来买主宫长恩被判了5年徒刑。
这时候武勤英还在采访当中，记下了郓城县公安局办公室主任讲的一件事，他说：贵州省有一位妇联主任是要到当地去解救一位，从贵州被贩卖到山东郓城的妇女。结果这个妇联主任走在街上，就被几个山东的当地人绑架。然后是在倒卖贵州的妇联主任的过程当中，这个妇联主任才乘机逃脱的。
在中国人口贩卖这个古老产业，从1980年代到现在，中国媒体不缺少这类报导和纪实片、还有大案要案的纪录片。比方讲，2007年有电影《盲山》；2016年有湖北的巫山地区“巫山童养媳”事件也是类似的；然后2018年9月21日中央电视台“乡村法制剧场”播放一个报导叫做“被拐卖的女大学生”；还有中国有一部电影名字叫做“嫁给大山的女人”，这个电影宣传是说，这部片子是根据河南襄城姑娘郜艳敏的真实事件改编而成的。
那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一个18岁的打工妹被人贩子拐卖到大山里头，多次自杀未遂，然后就支撑起风雨飘摇的家。其实现实中的郜艳敏的命运完全不同，她是被转卖、被强奸，再以2,700元的价格卖到太行山深处的河北保定市曲阳县灵山镇下岸村，丈夫经常喝醉酒打她。影片与真实事件中完全不符，美化了拐卖妇女的社会现象。
那有人说这是不是徐州地区，这个被拐卖妇女都上个世纪80年的旧事吗？现在是不是人口拐卖的资料很少公开了，也许没了。其实我们可以通过其它线索来观察，就像“铁链女”是来自云南一样。江苏省和徐州市，就江苏省北部，还有徐州市地区的大批被拐卖女性都是来自于云南、贵州这西南省份，从那儿到江苏的。她们都是祖居西南山区的少数民族。
然后我们从徐州地区的少数民族种类和人口，我们就会发现，后来从1980年的末期以后，过去这几十年，徐州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反常的大规模增加。
比方讲：1982年徐州地区一共只有18个少数民族，一共九千人；但是到了2000年徐州的少数民族种类增加到了47个，就凭空的多出了三十几个民族，都是外地过去的，人数达到2万多人。这段时间徐州市人口一共增加了30%，但少数民族的人口增加1倍多，而且多半增加的都是西南省份的少数民族。
那少数民族在西南山区，她不可能有机会认识几千公里之外的徐州农民啊，她更不可能自己从山村跑那么远的路，主动什么到徐州来谈恋爱，嫁给徐州这个汉族地方的农民。所以她们从西南山区消失了，然后就突然出现在徐州，基本上就是妇女拐卖的结果，是人贩子把她们远途拐卖来，然后当然是要从下家收钱的。
那么从本世纪初到现在，情况又有哪些变化？根据2020年全国的第7次人口普查数据，江苏省全省常住人口当中，汉族人口比2010年的第6次全国人口普查增加7.47%；但是江苏省少数民族人口已经从2010年的236,000人增长到621,000人，增长了61%。
那么江苏省这种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速度，显然不是少数民族的生育率高能够自然增长达到的，它只可能是说，从2011年到2020年，又有24万少数民族人口被拐卖到了江苏，其中多少是年轻女子，多少是被拐卖的，这正是中共要隐瞒的事儿。
贩卖人口背后 有一个从官方到乡村的共犯结构
主持人：就这种事情发生之后，我觉得人们通常的问题一开始都会说，说这种长期存在的犯罪行为地方政府为什么不管，这样大规模的。但是，我觉得铁链女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很多知情人士的爆料，他们的这个曝光就告诉我们说，其实地方政府和地方的执法机构他们是整个犯罪链条的一部分。所以您怎么看地方政府在这其中扮演的角色？
程晓农：这个角色非常值得分析。我看到2017年时候美国国务院在一份报告当中说，说中国是贩卖人口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因为它没有采取严肃的措施，结束中国在贩卖人口问题上的共谋。这个共谋指的是官和民间的共谋。那中共当然是对此矢口否认。实际上，中国的人口贩卖从邓小平时代到习近平任内从来没有少过，这说明有一种宽纵人口拐卖的共犯结构一直在存在着。
那今后中共也许下一个文件，打击一轮，然后，但它不会追究过去几十年里头的积案，因为太多了，光一个徐州地区就几十万人案子。那等到风头过去，恐怕拐卖活动依旧卷土重来。那像江苏省徐州市这样的，地方政府一直到基层的乡村的党政，还有警方、司法机构的共犯结构，其实已经存在几十年了。这就是中共统治的一部分。
这种共犯结构也不只是在官场上，其实，我们从徐州“铁链女”的悲惨遭遇可以发现，这种共犯结构一直往下延伸到了乡村。那之所以被拐卖的女性没办法逃走，是因为她们就算逃出了村子，仍然会被周边农民发现，然后被报告给这个被拐女性所在的村子，然后逃跑的女性会被抓回去，惨遭毒打，再度被囚禁。
那么当地的有没有女孩，有，当地很多村里生的小女孩，如果不是家里父母把女胎，这个堕胎的话，那么女孩生出了以后，长大了都想离开家乡。而他们当地很多男性就算出去打工也没办法在外地求得配偶。这样的话呢，很多村里的单身男性就变成依靠拐卖来的女性，花不用多的钱就能强行占有她们。
然后，这些男的就把这些失去自由的女性当成家庭财产，而当地各村的人又是互相保护、互相隐瞒，结成一个社会基层的强占拐卖女性的一种社会结构，一种共犯结构。谁家的拐卖来的女性试图逃走，村子里会有很多眼睛在暗中监视，甚至邻居会主动帮助捕捉，把逃出去的女性送回她的“买家”。
那面对这样的广泛的社会基层的共犯结构，那当地政府为了维持社区稳定，他不是去破案，消灭拐卖，而是配合村民，隐瞒拐卖妇女的身份，比方讲为村民提供假的结婚证明，还有明知道人贩子又送来了被拐卖的女性，警察假装不知道。那么人贩子可能是当地的，也可能是外地的，他们甚至会到偏远的云南山区，专门诱骗年轻女孩，再把她们强行送到“买家”多的北方乡村。那被拐卖的女孩一旦离开故乡，就人生地不熟，很容易成为人贩子和各种人的性侵害对象。
这是一种很典型的社会溃败特征，正常的社会伦理和道德崩溃了，官方的法律偏袒“买家”的，被拐卖的女性命运悲惨，沦落为生育机器。那么我们以前可能有观众想说，我们在非洲落后的部落地方我们听说过这种故事；其实，就在中国现在这个号称GDP要超越美国的社会里，这样的事情成千上万地天天在发生，人口拐卖在中国大行其道，就是中国社会溃败的表现。
那很多民主国家的民众会以为，想当然地以为，民主化就会改善这种局面。其实不会，民主化可能可以在政治上改变共产党的专制，但民主化没有办法解决社会溃败；相反的，民主化过程当中，乡村民众的价值观，如果是指望接受被拐卖的女性来维持生活，那人口拐卖就依然会继续存在下去。那在中共治下，乡村的社会溃败正在持续的演进，那都市的繁荣和威权统治堵不住人口绑架，这就是中国社会的真实现状；没了共产党，乡村溃败依然会延续下去。
那现在我们看到中共统治的溃败是正在慢慢地演进，但是中共统治的溃败是和经济、社会的溃败同步进行的，可以预期，中共的统治力越弱，乡村等社会基层的溃败速度就越快。中国是个人口大国，人口的大部分住在乡村，那中国乡村今天的现状，我们从徐州这个并不太贫穷的地区，就可以看得挺清楚的。
中共司法系统纵容包庇拐卖
主持人：那您觉得就是像人口拐卖这种问题，这个犯罪行为，它是这种长期的系统性的存在，它跟中共这个体制，特别是司法体制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程晓农：徐州“铁链女”这个事件引发了很多追问。比较常见的一种就是替中共当局解脱的看法，说是当地的地方政府知法犯法，而中央政府昏暗不明，被下面骗了。这是中国皇朝时代的传统故事版本。如果说地方政府知法犯法，那我们就得看看中国的司法系统是怎么运转的，相关法律是如何规定的。
首先我们要谈到中国司法制度必须了解的是，中国的党管司法制度。那在中共的专制制度之下，司法系统包括法院、检察院，它和民主国家不同的，它不是独立办案的，而是归属于当地中共政法委管，接受地方中共党委的领导。所以，政治介入司法、操纵司法，是中国专制制度架构的一部分。所以对一个刑事案件，比方说拐卖妇女案，公安局查不查、检察院是不是起诉、法院如何判，都要由当地的县委、市委、省委说了算。
如果党委的头目决定说这事刑事案件不要办、不要查了，那在中国，这就不属于知法犯法了，而叫做党管司法。也就是党管司法的情况下，犯法也可以算不犯。所以，如果地方党委不下令，刑法上有关拐卖妇女的案件就都放过去了，不会办的。
虽然中国的刑法有一些条款是涉及到这个相关的罪刑，比方刑法第238条叫做“非法拘禁罪”、第240条“拐卖妇女、儿童罪”、第241条“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强奸罪；非法拘禁罪；故意伤害罪；侮辱罪；拐卖妇女、儿童罪”，听起来都是要制裁人口拐卖的，但是中国的相关法律是有严重问题的。
2月18日北京的一个经济学家盛洪写了一篇文章，他指出，中国的《刑法》第241条第6款把付钱给人贩子、买下被拐妇女的行为，法律上的用语叫做“收买”。然后盛洪是说这样的说法不仅是政治不正确，而且是“法律”不正确。
为什么呢？拐卖妇女这个人，人口贩子他不是在卖自己的东西，首先这妇女不是物品，是不能买卖的；其次被拐卖妇女不属于拐卖者，所以她们是被拐卖者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胁持。所以中国的法律把这个承认被拐卖妇女形成的所谓“交易”，他完全忽视了人口拐卖的所谓买卖是在妇女不同意的情况下强制进行的。
所以中国刑法上讲的妇女的“收买”者，其实是出钱唆使他人劫持妇女，那不管他是“事先订货”还是事后“送货上门”，都是如此。等于说他们“买”了一个女生，然后就用暴力强迫进行性活动，这种持续性强奸比一次性强奸构成更严重的侵害。
但是中共的法律条款用“收买”来界定付钱从人贩子手中获得女生，实际上是把刑事犯罪淡化成“交易”，它完全无视被拐卖女生的个人权利和意愿，等于是变相承认“收买”者出一点钱就可以就拥有被拐女生的身体，并且把这种长期剥夺女生人身自由、实施强奸的活动，变相承认为所谓的“婚姻”。
中国这种劫持、拐卖女生的活动，是这样的普遍，人数这样的多，很显然是一种非常严重的刑事犯罪活动。它的产生，既有法律上对“收买”被拐卖女生的宽纵因素，也有各级政府的不作为因素，还有社会底层的作恶人群的因素。徐州只不过是这次因为“铁链女”事件偶然被举发，才引起了民间的注意，在山东、河北还有西北、西南地区，还有无数现在根本没有引起关注的案件。
那真正的问题在于说，中国各级政府，从下面到上面，其实都是长期以来默认这种状况的。比方讲《中国经济周刊》有一个报导，它说中国的裁判文书网披露，徐州丰县的法院判决的数起被拐卖妇女要求离婚的案子，但是法庭的法官都是不支持原告，就是这个被拐卖妇女要求离婚的诉讼。
等于说当地妇女被拐卖了，被卖了。然后被强奸，被非法的拘禁，走投无路，去告要求离婚，因为这个结婚也不是她同意的，这种情况下想告离婚这个法官都不判，不准她离，那她最后走投无路，只有死路一条自杀。所以中国这种司法判决，其实是准许拐卖合法化。
中共摧毁农村乡绅治理 改造成共党专制和底层混混文化的混合体
主持人：确实是这样的，您这个分析很准确。另外就是我觉得这个案件，也让很多人感觉到说，中国农村的现状可能跟我们许多人想像的不太一样；就是乡村中的这种恶，它非常普遍且常态化。为什么会这样呢？
程晓农：为什么会这样？我想从中共的乡村统治历史来解释一下。
那么中共统治中国之前，乡村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乡绅治理结构。就每个村庄往往是因为血缘和近亲而形成的自然村落，土地都是私有的，虽然也有少量的村子所属的公地，它是为当地的村民社区服务的。然后村庄给村民提供教育、宗教、文化传承、关系联结等各种社会文化功能，然后私人承担不了的公共事务就由村庄来承担，比方有祠堂、有义庄、有义田、有社仓、有义学等等。
乡村里的社会秩序通常由村里社会经济地位比较高、宗族势力较强的乡绅来出面维持。那么在乡村里通行的规则，既有正式的制度，比方说律法、契约；也有非正式制度，比方说习俗惯例、传统价值观念和社会伦理。
但是，中共建立政权之后，是把共产党的严密统治延伸到了每个村庄，然后它通过土改消灭了乡绅阶层，又培养了一批为共产党卖力的农村混混，也摧毁了乡村里传承上千年的习惯习俗、传统价值观念和社会伦理。然后再进一步在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的过程当中，最终中共是建立了用人民公社制度来取代乡公所。
通过强行的组建生产大队和生产队，这样最终建立了一个，把村庄变成了中共搜刮粮食这些农产品的一个半军事化的生产管理单位。在经济制度方面，所有土地都被收为公有了，生产队内部实行按人口平均分配口粮这种经济制度；同时，通过公社、大队、生产队这三级干部，最大限度的把农产品用低价收购由国家收走，只留给农民勉强维生的口粮。
这种农村制度消灭了乡绅阶层以后，它是培养了一批新的农村精英，也就什么人呢？他们是依附共产党基层政权，像人民公社的这么一批，很多人就是土改时期为共产党卖命的农村混混，不想干活的、偷钱滑懒的。这批人就把农村的政治社会文化改造成了共产党专制文化和乡村底层混混文化的混合体。
这些乡村基层干部满嘴共产党的话语，行事作风却是底层混混文化的产物，对农民是强势、蛮横，对上面奴颜卑膝，因为他们的权势和地位来自上面干部的信任和重用。那么当时的人民公社这一级的干部是所谓的“国家干部”，但是这些大队、生产队一级的基层干部的身份仍然是农民。所以，无论公社干部怎么样调动，基层这些农民农村干部是长期不变的。这些基层的农村混混出身的共产党的基层干部，就是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就是共产党的所谓“铁打的营盘”。
到了农村改革以后，实行包产到户了，人民公社制度瓦解了，公社这一级行政机构改称乡政府了；生产队解体了改称村民组；大队也解体了改称村委会。但是，共产党仍然依靠它在农村基层这批农村干部，所以，很多村委会干部仍然是原来的大队干部。那么这时候发生的变化就是，老一代的农村基层干部渐渐由乡村里年青一代的农民来担任了。
所谓的年青一代的农民干部，多半是以前参过军，在部队里混个党员，然后也学到了一套官话。当然他们不是单纯靠这点背景的，但这样的背景是他在乡村里当村委会党支书、村委会主任是一个必要的本钱；更重要的是，这些人往往在村里有相当势力的宗族为背景。比方讲他家所属的族群，就是这一支或者几支彼此有血缘关系的，他们总的人数要在村子里占有相当大的数量，所以很有势力。
一个人有事，一大帮人就出来一块互相支持，不管好坏是非。最好这个家族还在县城里有一个混到了科级干部，就是县政府县委的局级干部。如果有这么一个县里当科级干部的人，亲属撑腰，那他们在村里基本上就一手遮天了，上面他兜得转，下面也吃得开。
所以虽然中国的乡村在人民公社制度解体之后，名义上叫做村民自治，但实际上是农村的痞子混混干部在控制。村民委员会时代以来，中共后来取消了农村的税收，因此，村干部的主要任务就是计划生育和维持乡村秩序。乡政府和他们之间是一种利益交换关系，就是村干部帮助乡干部完成各种政策任务，乡干部就给村干部提供一些优惠；什么优惠呢？就是法规优惠。
比方说村干部别的事上也无所求了，但在法规问题上，希望乡干部高抬贵手，比方说村里的一些人胡作非为，但这是自己本族的子弟，那么需要村干部处理的时候，需要乡干部“你们高抬贵手”。同样的，村干部与村民之间也是这样一种利益交换关系。所以村干部作为一方“土豪”，往往是一手遮天的，村民不敢反对的。
但村干部同时也要保护村民免于麻烦，这样村民才会比较顺从。那这种村干部与乡干部的关系，还有村干部和村民的关系，是有点像帮派里“老大和小弟”的关系，英文叫做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保护人与被保护人的关系。就是这种关系，产生了一种结构性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状态。
铁链女生8孩 显示基层保护人口拐卖 突破中共政策
主持人：对，您说到这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其实也恰恰是这个事件揭示出来的另外一个黑幕。是什么呢？就是在“铁链女”这个事情上，很多人也注意到了“铁链女”她有8个孩子。中共这个计划生育政策所谓“一胎化”，可以说它在执行上是非常严酷的，在农村很多你可以随时看到一些很恐怖的标语，可见一斑。就说这方面，所以你说看到一个家庭他有8个小孩，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所以这个事件就让人很多觉得地方在执行中共政策上是不是其实有很大弹性呢？
程晓农：这我们要好好来分析一番，就拿这个“计划生育”来说。首先我们可以做对比，我们都知道中共是个从上到下非常严酷的专制政权。如果有一个异议人士，他要是有一点活动、言论，中共很容易轻易地通过手机监控还有满大街的监控摄像系统，把他找到然后抓走；那同样的，主持人刚才提到的农村里计划生育政策也曾经非常强硬。
但这一次徐州的“铁链女”事件暴露出来，在中共严密的社会监管中，这个“铁链女”她生8胎都没事。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基层农村干部一直在装聋作哑，既暗中保护人口拐卖和人口劫持这种大规模的活动，也在保护突破“一胎化”政策的情况。
中国的“一胎化”是从1978年开始，当时中共在1978年修改宪法的时候，在第53条里加了一句话叫做“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当时是为了减轻人口增长造成农村粮食紧张和城市就业的困难，因为当时很多农民是被限制在乡村人民公社的范围内，不许流动的。
子女多就需要更多的粮食，导致农村人均口粮紧张；那么城市里也因为很难为更多人口安排就业，所以希望能限制城市人口增加。所以1979年中共就提出了“计划生育”政策要推进“一孩”政策，就只许生一个。我这里引两个中共大佬的说法、原话。
1979年邓小平说“要力争人口降到每年增长千分之五，用行政的、经济的办法都可以，只要能降下来就是最大胜利”；1979年6月1日陈云也谈过说：“要制定法令，明确规定只准生一个”，他说：“先念同志对我说，实行‘最好一个，最多不要超过两个’”，陈云说：“我说再强硬些，明确规定‘只准一个。准备人家骂断子绝孙。不这样，将来不得了。”那么就这样，中共几个大佬就强制把只许生一胎的政策确定下来了。
以后30年里头，中国城市里夫妻结婚了要想生小孩需要拿到“准生证”，否则就会在工作单位受到惩罚；那在农村里呢？因为农民会偷偷地生，就要实现大规模的强制绝育手术，严禁生“第二胎”，除了强制育龄妇女结扎，还会强制怀孕的妇女刮宫，不服从的人还会遭到罚款。刚才主持人开始讲这个事的时候，提了些农村有各种看起来很恐怖的标语，天天恐吓农民。
我就举几个例子，比方讲有这么一种标语：“一胎上环二胎扎（这个扎是结扎），计外怀孕坚决刮（这个刮是指刮宫）”。“一胎上环二胎扎”就是你生一胎就给你上避孕环，你要生了两胎必须强制结扎，你要是在计划外还又怀了孕的，我坚决刮。还有一句叫做：“该扎不扎，房倒屋塌”。什么意思呢？基层干部要把你家女性结扎了，不许她再怀孕，你要不干，我就让你房倒屋塌，把你房子扒了让你活不成。还有一个标语叫做“宁让你家破人亡，不让你超生一胎”，再有一个口号叫做“逮着就扎，跑了就抓，上吊不解绳，喝药不夺瓶”。你听听这样蛮横专制的口号，就很说明问题了。
那么这个独生子女政策一直执行了30年。是到了2015年，因为中国出现了人口老龄化趋势，中共才发现吃亏了，所以又宣布“我们允许生第二胎”；到了去年，发现劳动力不足这个难题出来了，中共又说：“我们宣布鼓励生第三胎”，这就发生了徐州这个事件了。
就是因为中共开始实行鼓励第三胎的时候，丰县基层干部就跑到村里去找典型了，想找到生第三胎的案例，向上面邀功。结果徐州市丰县这个宣传干部发现他们家有8个，马上就觉得做了宣传报导，肯定会表扬我。结果他本来宣传说他们的多子女新政策落实得好，没想到，这会儿倒楣了，撞枪口上了。
这种宣传正好暴露中共实行了4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在丰县完全是假的。因为，这个“铁链女”生的8个孩子，大部分是在“一胎化”时代生下来的，这个村子居然可以在强制实行“一胎化”的年代里，一户人家连生8胎都平安无事。这充分说明什么呢？中国乡村现在的实际状况是相当复杂的，很多政策、法律中南海喊得响，但在村子里置若罔闻，根本不存在。
这个8孩女的所谓男人，花钱买8孩女的董志民他的家在村里是个大族，不但有亲戚在县城里当官，当物资局局长，也有人在外面经商。所以他是得到了乡、村两级干部的庇护，所以生8胎没事，他买被拐卖的女性也没事。
这一次江苏省政府为了面子，不得不对当地干部加以惩罚，也包括以前管计划生育的干部，说就是你们让县政府暴露了我们这个计划生育政策根本没执行。这是为了遮掩基层政府对胡作非为的纵容，然后试图把存在广泛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作为个别干部的一时错误来糊弄过去。其实黑恶行为在乡村的普遍化，它不只是人在作恶，也是基层政权在作恶。
主持人：是，确实是。其实这个“铁链女”事件，它揭示出了中共这个治下的社会多方面的这种黑幕，多方面的这种溃烂。那今天非常感谢晓农博士来为我们做深度分析，那我们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了，非常感谢。
程晓农：谢谢方菲，谢谢我们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也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方菲访谈》，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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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