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2年04月29日讯】他们是上海最接近西方的一群人，受过高等教育，基本上都在西方短暂生活过，拥有超出中国普通大众多得多的收入。他们的身份不同：大学教授、企业精英、科技新贵和有闲有钱的家庭主妇。然而，在封控的上海，他们都在忙着同样的事情，为满足马斯洛提出的第一阶段的食物需求而努力，以及每隔一天做一次核酸检测。在严格的封控中，他们到底如何生活？他们又是怎么看待上海的封控措施？
“这次大家也都懵了。”
陈秋雅，女，53岁，大学教授。
给陈秋雅打电话时是上海的晚上12点，陈秋雅刚刚从网上抢购完食品。她听上去有点激动：“我抢到一个199元的蔬菜包。这个店24点开始抢”。
今年53岁的陈秋雅是上海一所高校的教授。她所在的居民区从4月1日起开始实施封控，至今也没有解封。面对上海的封控措施造成的各种次生灾难——食品短缺、医疗挤兑以及额外的死亡，陈秋雅说：“这次大家也都懵了，所以批评的很厉害，一天一个热点 。”
她说，对大部分老百姓来说，封控造成的最大的问题是“买菜难”和“就医难”。陈秋雅疫情期间的微信朋友圈有很多条都是关于如何弄到食物的。有一条是封控初期，热心的邻里进行“物物交换”，另外一条是所在社区居委会给他们发的“全素”菜包，然后就是如何在网上抢菜的。
四月中旬，在被封控在家差不多半个月后，她发过一个帖子感谢她所在的学校在疫情期间给员工弄到了一只鸡和葱、姜、蒜。她说：“我爱‘XX’（学校名，因采访者的隐私，略去）。一只鸡已经全部下锅了。红烧了。一个月都没有葱，本打算靠洋葱长出叶子来，突然间有了宝贝——葱、姜、蒜。”
陈秋雅的另一些帖子是转发专家和学者发表的如何“更科学地”防疫，以减少次生灾难的意见的。十几天前，陈秋雅在微信上转发过上海新冠肺炎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的一段讲话，在其中，张文宏说，“不尽快复工，人口死亡率将高于新冠肺炎死亡率”。目前这个帖子已经看不到。
一个星期前，陈秋雅还转发过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刘小兵提出的“关于防疫工作的几点建议”。在这个帖子中，这位同时担任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的人大代表总结了目前上海防疫工作上的种种问题，他特别提到大规模“封闭管理”的弊端。
刘小兵写道：“这种做法加剧了大家的恐惧心理以及人际间的相互防范意识，引发了大量人道主义灾难。”刘小兵呼吁“提高防疫工作的科学性”，“减少次生灾害与人道主义灾难”。目前，这个帖子因“内容违反《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也被删除。
陈秋雅说，她每天都会看到有关封城造成的问题的帖子，有些帖子会很快被删除，但是，她相信在被删之前很多人已经看到。在被删的帖子中，最广为流传的应该是《四月之声》。
《四月之声》是一部不到6分钟的视频，将多段上海民众的声音片段编辑在一起，反映上海封城后，普通居民遇到的各种生活困难和不公，包括物资短缺、捐赠食物遭贩卖、幼儿和家长被强迫分开隔离、宠物被打死、病人得不到及时医疗救助、方舱医院环境恶劣等。
与刚刚封锁时不同， 陈秋雅已经不怀疑这些帖子的真实性了。陈秋雅对封控之初网上出现的上海一对“阴性”夫妻被弄错为“阳性”，被强行要求隔离的帖子的真实性表示过怀疑。
陈秋雅认为，所有这些都应该是因为上海市政府根本没有想到疫情会大规模爆发造成的。陈秋雅说，疫情爆发两年多以来，上海一直在进行“精准防控”，而且“一直进行的不错”。“精准防控”指的是对管控的区域和人能够做到比较精准，最大程度减少对大部分没有感染的人的影响。
上海新冠肺炎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应该是这项措施的倡导者和领导者。陈秋雅说，她和她的朋友们都信任张文宏这样的专家。但是，现在上海执行的是来自中共中央政府的“全面清零”政策。
陈秋雅的小区现在依然处于“封控区”，按照上海防疫的三区划分“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封控区”实施“7天封闭管理+7天居家健康监测”，7天封闭管理期间，实行“区域封闭、足不出户、服务上门”。
与社交媒体中传出的不太一样，陈秋雅所居住的小区也还没有被铁栅栏封锁。这个做法在陈秋雅看来是“违法的”。陈秋雅现在仍然每隔一天要进行核酸和抗原检查。她说，现在的检测比最初的时候有序，一个楼层一个楼层的进行检测。以前是全居民楼的人挤在一起集中检测。
4月27日，陈秋雅的帖子是期待结束封控，“实现小区内自由行的”。她说，她的朋友们都盼着能早点结束封锁，可以出去。她说，作为中国最西化的城市，上海可能是中国最能接受“与病毒共存”的城市。
陈秋雅认为，封控的确暴露了上海的各种问题。比如，她之前并不知道还有些上海人没有抽水马桶；上海现在的房价太高；上海的医疗资源太过集中等等。
“最先进、最开放的上海怎么弄成了这样！”
石乔，男，27岁，名企科技研发。
两年多前，石乔从外地的一所名牌大学来到了上海一家知名企业从事科技研发工作。从3月12日到现在，石乔和他的两个同事已经被封控在家，“居家办公”，已经40多天了。他们居住在上海和苏州交界的地方，起初，因为苏州的疫情，他们被隔离，后来，上海的疫情爆发，他们被继续隔离。
在谈到封控在家的日子， 石乔突然说了一句：“我已经两天没肉吃了。”他还说，他最高的纪录是一个星期没肉吃。石乔所在的小区，现在也属于封控区，购物的主要方式是“团购”。两天前，他们团购肉类失败。因为团购的份量必须达到50份，而他们只是组了20份，所以就成团失败。
石乔说，他们目前还有30斤大米左右，是所在社区发的。他说，社区只是保障他们有主食吃。他说，据他所知，社区不同，分发的食物也不同。他们也团购了一些胡萝卜、土豆等蔬菜。
4月中旬，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设立首批保运转重点企业“白名单”，覆盖集成电路、汽车制造、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重点行业，石乔所在的企业也在其中之列，石乔被通知去单位上班，但是同时被告知，复工期间不能回家，单位会给每位“复工复产”的员工发睡袋，晚上要睡在水泥地板上。
石乔说，他对封城起初并没有什么感觉，对各种食物的缺乏也能凑合过，对各种“通鼻孔”的要求也予以配合，直到自己被通知复工，并被要求睡在水泥地板上后，才觉得这样的管理“太可怕了”，“哪怕提供一张行军床也行啊”。
石乔的工厂与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差不多同一时间复工。据报导，特斯拉的员工返岗后也要睡地板。但是，石乔说，据说特斯拉员工每天有400元补贴，而他们没有。
他感觉这次疫情后，上海在全中国的地位会下降，可能不会再像当初吸引他那样，再吸引新的毕业生。他感叹道：“最先进、最开放的上海怎么弄成了这个样子。”
彭博通讯社4月25日的一篇文章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为石乔的担忧添加了备注。报导说，上海的封城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可能会损害到上海作为中国乃至亚洲的一个经济枢纽的地位。
上海美国商会在封锁初期对其会员进行了调查，发现81%的新冠疫情措施阻碍了他们吸引或留住熟练外国员工的能力。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企业认为，这样的影响是“大”或“严重的”。
报导援引上海美国商会会长郑艺（Eric Zheng）的话说，在最近的这场危机之前，相对于中国其他地方，上海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声誉，是一个有吸引力的经商之地。这次的危机“对上海市政府来说显然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如何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我的朋友都想‘归海’了。”
胡晔，男，35岁，科技公司创始人。
胡晔在美国拿到了工科博士学位，也获得了美国的永久居民身份。六年前，他离开美国回到上海附近的一个城市开创了自己的高科技企业。现在他的公司做得不错，与上海有不少的业务联系。胡晔是唯一一个接受采访却不住在上海的人。但是，他已经几次想方设法帮助他在上海的朋友快递蔬菜和食物，并得到他们由衷的感谢。
他说：“我打电话给好多（企业的）高层领导，都在抢菜。我在上海的同学们，很多没有蔬菜，或者说蔬菜和肉的供给很少。这应该是‘人祸’了……在21世纪居然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胡晔说，上海政府的“高压和专制”令他很震惊，也令他想起自己当初决定回中国发展时，一个在美国的比他年长的朋友的告诫：“在中国，当你是旁观者时，你觉得无所谓，但一旦你成了高压和专制的对象时，你就会觉得这个事情是多么的难受。”他说，当时，他的朋友让他的考虑中国瞬息万变的政治环境，他记得当时告诉他的朋友，“我只是去做生意，并不打算碰政治，应该没什么吧？”
他说，上海朋友们的经历让他感同身受了。“ 这个城市应该聚集的都是中国的精英了，居然也发生这样的事情。令人叹为观止。”他说，中国的精英们生活尚且如此，那些遍布在城市各个角落的农民工和打工者的状况应该更惨吧。他听说，一些住在“方舱”的农民工不愿离开“方舱”，因为这里至少还有地方住。
胡晔说，通过他和朋友们的交谈，上海的封城影响是巨大的，不仅对身在上海的人，对那些生活在中国别的城市的人也一样。他说，像他一样的一批回到中国的“海归”（从国外回到中国）朋友都有心生“归海”（离开中国回到海外）之意。他说，有些人已经离开了，有些人在买机票，也有些人可能会等到疫情结束后离开。他本人也打算最近一两年逐渐减少自己在中国的业务，向国外转移。
胡晔担心上海封城对整个中国经济的影响。他说：“封城会严重影响整个长三角的制造业，威胁中国在世界工场的地位。东南亚已经恢复了， 其他国家也恢复了。这会对中国造成巨大影响。”
胡晔提到的已经离开中国的人当中应该包括了中国名企阿里巴巴的技术副总裁贾扬清，虽然胡晔与贾并不认识。贾扬清在上海封控中通过“关系”逃离上海，回到了美国，并在Facebook上记录自己逃离的过程，引发网络声讨。
不仅是“海归”人才希望再次“归海”，中国的一些富人们也想离开了。4月17日，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称，根据中国政府的“清零政策”，上海封城转为长期化，以富人为中心的中国人的移民咨询大幅增加。报导援引移民咨询公司员工的话说，上海封城后，移民咨询大幅增加。报导说，在社交媒体微信上，“移民”的搜索量大幅增加。
“没有更好的办法”
张亚男，女，48岁，家庭主妇。
在上海，也有人认为，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4月25日，张亚男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转发了一个帖子：“现在有三个上海。一是电视报导里的上海。虽然疫情严重，但是上海依然春景依然，遍地英雄下夕阳。另外一个是短视频中的上海，乱象丛生，好像已经是最危险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自家门口的上海，日升日落，车熄鸟鸣，张嘴做核酸， 闭门通鼻孔。只要不断食，日子照样过。”
张亚男认为这个帖子描述的情况“太真实了”，这就是眼下真实的上海。自己属于第三种上海，而且大都数上海人都属于第三种。
张亚男属于上海的“有闲有钱”一族，不用去上班，住在上海比较高档的社区。张亚男家的小区四月初被封，虽然没有忍饥挨饿的经历，但是，她在朋友圈也晒过两次“特殊时期的水果”——一次是切片的西红柿，另一次是切成段的胡萝卜。一个星期前，她发了一个朋友圈，感谢朋友给她送的价值堪比“爱马仕”的蔬菜和肉类。在此之前，她还“哀叹”过自己断了“可以续命”的咖啡。
在谈到封控中的日子时，张亚男说，除了“有点疲惫，看不到头”之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不适应，反正自己本来也“比较宅”。她目前唯一的消遣是在网上追剧。
中国的新冠“清零”政策让上海许多市民无法获得医疗服务，因防疫强制措施导致的次生灾难和死亡案例也层出不穷。张亚男认为，对上海这么一个人口众多的城市来说，封控是不得已的管理方法。
她说：“没有更好的办法。”她说，考虑到中国的人均医疗资源，“如果‘躺平’，会死很多人的。”对于疫情中出现的非人性的极端措施，张亚男说：“任何国家都一样，总会有那么几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
对社交媒体中传出了上海一些名人和一些本来被看作有特权的人在封控期间也因无法获得及时治疗而死亡的人， 张亚男比较“愤世嫉俗”，她说：“这不正好展示人人平等吗？”
（为了受访者的安全，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王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