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宁:甥举报亲舅未做核酸 毒化教育泯灭人性

几年前的一个新闻让我迄今记忆犹新。新闻讲的是一个文革举报母亲而导致母亲惨死的儿子忏悔的故事。

1970年2月,安徽省固镇县少年张红兵举报自己的“走资派”母亲、固镇县人民医院门诊部副主任方忠谋,只因她在家人面前说了些支持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批评毛搞个人崇拜的话。当晚,方忠谋被捕,张红兵和父亲张月升写的揭发材料成为审判方忠谋的证据。张红兵在材料最后写道:“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谋!枪毙方忠谋!”2个月后,方忠谋被判处死刑,三天后被枪杀。张红兵所谓“大义灭亲”的事迹被陈列在县革命教育展览馆。不过,“卖母求荣”并未给张红兵带来什么“好处”。方忠谋死后不久,张红兵和弟弟就被下放到当地农村劳动。他仍然是“黑五类”子女。

文革后,张红兵才意识到是他这个畜牲不如的儿子,把母亲亲自送上了断头台,他陷入了终身的悔恨中。在他的忏悔书中,他写道:“如今我老了,每晚都在做噩梦。”

这样的人伦惨剧在文革中并不鲜见。本以为文革结束四十多年,这样的情形不会再出现,然而刚刚曝出的成都封控期间,一个外甥将没做核酸的自己的亲大舅给举报的新闻,刷新了我的认知。

更为恐怖的是,这个举报自己亲舅舅的外甥还把自己的举报发在小区群里,居然获得了群里邻居的支持。从聊天中也能看出,这位外甥很开心,甚至还有些炫耀的味道。这无法不让人联想到,这样的外甥如果活在文革期间,说不定也是出卖父母、亲戚之人。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外甥选择了举报舅舅?又是什么原因让那些陌生人为之叫好?

要知道,在中国传统的道德价值观中,也是历代王朝统治者所倡导的,就是注重维护伦常,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仁爱、信义、孝悌,并以此维系家庭与社会的稳定和安宁。

什么是“五伦”?就是“父子有亲,夫妇有别,君臣有义,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父子、夫妇、君臣、长幼、朋友,这五种伦常关系乃天下共有。孔子还曾说过:“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一理念后来逐渐发展成“亲亲相隐”,即历代朝廷为了维护五种伦常,保存人性,甚至不惜放过眼见的罪犯,而允许“同居亲属相容隐”。

也就是说,作为中国古代刑律的一项原则,亲属间有罪应当互相隐瞒,不告发和不作证皆不论罪,反之如果谁这么做了,将会受到舆论谴责与司法追究。

按照中国传统道德来评判当下外甥举报舅舅这一行为,不管舅舅不做核酸的行为是否得当,外甥的所为明显就是违背伦理纲常,在古代必定是受到谴责,甚至惩戒的。

或许这个外甥会辩解道:政府让做核酸是为了公众利益,我这是大义灭亲,也是为了舅舅和大家好。那些叫好的邻居们或许也是这样认为的。

无疑,在受多年中共毒化教育的外甥和邻居们的认知中,早已不知不觉接受了中共的逻辑“党和政府是完全正确的”,“要时刻听党的话”,“党性要高于人性”,“爱也是有阶级性的”,“大义灭亲是正确的”,等等。

首先,先不说核酸检测的真实目的究竟是为了利益还是防疫,中共强迫百姓做核酸就是明显的违法行为,中共的法律条文中没有一条公开认同可以强迫民众做什么事情的,至于中共各地方当局变相强制核酸,层层加码,也不过是地方官员为了头上的乌纱帽,其实很多所谓的规定都是违法的。这个舅舅选择待在家中不出门,自然也没有做核酸的必要,又有何不可呢?舅舅的所为没有任何可以指责的地方。

其次,中共那些混账逻辑正是外甥和邻居们违背人性的始作俑者。在文革结束这么多年,以毁灭传统文化、毁灭人类为己任、不讲任何道义的中共对民众的洗脑始终没有改变,在以无神论治国的同时,以“党性”压制“人性”,强调党的利益至上,要求党员和民众放弃亲情、背叛良知,大义灭亲受到鼓励,并且从幼儿园到大学,从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不间断地洗脑,尤其是对年轻的一代。

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没有经历过中共一次次惨烈运动的年轻人的人性被严重扭曲,分不清好坏、对错。外甥举报舅舅并获赞就是当今最为典型的例子,而当下这样的年轻人还有多少呢?

如果有机会,真希望包括外甥在内的年轻人好好了解一下中共的历史,看看那些“大义灭亲”者的痛悔和反思。试问,谁愿意生活在一个人性无存的社会里呢?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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