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原:习近平正式接管经济 李强等人变跟班

5月10日至12日,习近平先后在雄安新区、沧州、石家庄等地考察,最后在石家庄召开“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期间,李强、丁薛祥两度被召参加考察或座谈,蔡奇则一直陪同,中共其他政治局常委的地位明显变得更低微。这次精心安排的政治活动,应该是习近平正式接管经济的一大信号。中共国务院被彻底降格,明知雄安和“京津冀协同发展”并非经济良方,也只能附和。

故意凸显“领袖”的政治秀

5月10日,习近平在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并主持座谈会,李强、蔡奇、丁薛祥陪同。中共总书记、总理、副总理一同考察地方,打破了中共高层的惯例,四个中共政治局常委亮相实属罕见。

蔡奇接手中办主任后,一直跟在习近平身边,属于常规做法。李强、蔡奇、丁薛祥都是习近平一再破格提拔上来的,给习近平当跟班应该不稀奇,如果再加上一个陈希,中共政治局常委的习家军就凑齐了。

5月12日,习近平在石家庄召开“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李强、丁薛祥又被叫到石家庄,这就不是一般的安排,而是故意特殊的安排了。

中共高层考察地方,最后会听取地方官员汇报,再发出一通指示。习近平此番考察河北,最后听取河北省官员汇报,然后做指示,也算正常;但最后开的是“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河北省实际是配角,北京、天津应该是主导。结果,李强、丁薛祥被召到石家庄,天津市委书记陈敏尔也跑到石家庄发言,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却因故不能参加。

这次“京津冀”座谈会,应该可以等习近平回到北京再开,各方都比较方便,北京实际是最大的牵头者;四名政治局常委也没有必要同时离京、齐聚石家庄,显得那么突兀。然而,所有人的行程都必须跟着习近平转,这大概是有意为之,显示如今习近平是大权在握的“领袖”,其他政治局常委的地位被显着压低。

李克强在任时,此类情况从未发生过。李克强时常独自考察地方,最后召集临近省份官员座谈;不管各地官员听不听,李克强总还有党内二号人物、国务院总理的架子,没人敢怠慢。

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今非昔比,其他六人与习近平的差距被明显拉大,都只能听习近平训话,轻易不能表达自己的态度和观点,政治局常委的地位看上去更接近其他政治局委员了。蔡奇以政治局常委身份接掌中办主任,已经透露了不一般;此次李强、丁薛祥又扮演了招之即来的角色;王沪宁、赵乐际至少在表面上也要表现顺从。

这场精心安排的考察、座谈政治秀,不但要凸显习近平的“领袖”,还应该是习近平接管经济的一大信号。

经济主导权易手

李强上任后,3月14日主持第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就大幅修改了《国务院工作规则》,交出了重大事项的决策权。李强知道自己的总理位置是怎么得到的,也清楚自己的位置,尽量保持着对习近平的恭顺,极力避免出现李克强在任时的不同调。

李强小心翼翼,但还是难免出纰漏。5月5日,习近平主持中共财经会议,党媒报导称“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但同时又要求“低端产业”不能“简单退出”。李强当天主持国务院会议,却部署“中高端”产业升级,没想到撞车了。

“中高端”产业升级一直是“习思想”的内容,李强当然要紧跟;但谁料习近平讲话忽然又冒出了“低端产业”不能“简单退出”。

5月10日,习近平在河北省雄安新区考察,要求“把昝岗片区建设成为高端高新产业集聚区,让各方来客一到雄安,就能感受到雄安新区扑面而来的现代化新气象。”

李强部署“中高端”产业升级实际不算错,还应该称“高端高新”;但“低端产业”不能“简单退出”却是真正的现实。李强、丁薛祥都是国务院的新手,恐怕还不知道如何有效开展工作,没有习近平的指令,他们也不敢随便表态;国务院的机构改革、人员调整正在进行,现在也只能继续跟着喊口号。

5月12日,习近平在石家庄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提出“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

这应该是习近平的最新指令,李强、丁薛祥当然要赶来参加,然后抓紧执行。

3月27日,中共纪委宣布巡视30家中管企业,还有5家中管金融企业巡视“回头看”。这实际是中共中央准备接管大型国有企业的步骤,首当其冲的是企业高管的清洗,目前公开落马的原任和现任官员已至少10人。

4月10日至13日,习近平考察广东,新华社的报导称,既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又要“走自力更生之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

4月15日,中共党媒《求是》杂志刊登了习近平的文章《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再度定调“内循环”,承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呈现多元化布局”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4月21日,习近平主持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议,再次透露了中共严控国企和私企的强烈信号;会议仍然号称“改革”,但准备重拾计划经济模式。

5月5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强调“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中央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央财经委员会是党中央领导经济工作的重要制度安排。”

5月12日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应该释放了习近平接管经济的最强烈信号,李强等人只能俯首帖耳。

雄安烂尾工程还要继续?

5月10日,习近平考察雄安并主持座谈会,称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雄安新区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成效明显”;“一座高水平现代化城市正在拔地而起,堪称奇迹”;“党中央关于建设雄安新区的重大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雄安烂尾工程已经多年,饱受外界诟病;但这是习近平亲自主抓的项目,无论如何都不能否定。此次重新定调,被外界视为中共高层对各种质疑的回应。

2014年,习近平确定“京津冀协同发展”为国家重要战略;2015年,习近平主持审议研究《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考虑在河北合适的地方进行规划,建设一座以新发展理念引领的现代化新城”。2016年,习近平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正式命名“雄安新区”。2017年,习近平前往河北省安新县调研,随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并称之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2017年,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担任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组长;2018年韩正接任。

雄安新区在保定市东侧,规划范围包括河北省保定市雄县、容城、安新3县及周边部分区域,约1770平方公里。中共媒体宣传称,“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东,21世纪看雄安”。

然而,一些专家对此提出质疑。2017年,中国环保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王金南表示,新区所在的白洋淀流域不仅水资源严重短缺,而且入淀河流的水污染非常严重;雄安新区的大气环境污染也十分严重,环境问题是雄安新区发展所面临的最大挑战。

2018年,参与雄安新区规划设计的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尹稚表示,雄安新区选址有很多不利条件,不在已有的国家级大型交通网络的节点上,而且地势低洼,比常年洪水位低8到9米,需要大量的工程处理,白洋淀的水质是劣五类和劣四类,需要提升净化。

中国科学院院士、地理学家陆大道撰文表示,雄安新区选址不符合中国经济要素“自西向东”的宏观流向,难以吸引有利于产业发展的要素集聚,北京经济要素和技术创新要素迁到雄安的趋势不明显。

新加坡规划师刘太格认为,雄安新区人口规模至少要达到1500万,目前规划500万人口显得不足。雄安毗邻的北京、天津人口规模庞大,雄安要具备足够的人口规模才有竞争力。

专家们不幸言中,与河北相关的很多股票曾一路暴涨,后来又大跌;当地房价也曾持续飙升,但雄安新建的房屋空置率高,被外界称为新的鬼城。在中共强制之下,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在雄安注册,建设总部大楼;不少北京大专院校被要求部分迁往雄安,还包括一些中小学。铁路、公路也要修到雄安,包括机场连接和城内交通线, 大量无效投资再度产生。

5月12日的座谈会上,习近平强调“牢牢把握党中央关于雄安新区的功能定位、使命任务和原则要求,提高政治站位,保持历史耐心”。

中共高层明知雄安新区并未达到预期目的,但不能自我否定;仍然强调“雄安新区已进入大规模建设与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并重阶段”;“既不能心浮气躁,也不能等靠要”。

雄安新区建设全靠中央资金扶持,实际只能“等靠要”。李强赶紧表态,“最根本最关键的是要领会好、贯彻落实好”习近平的重要指示,“不等不拖、紧张快干”。丁薛祥也同样附和。

结语

无论雄安新区或所谓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实际都不是解决当前经济问题的药方。中共可以再次以高投入、低产出甚至无产出的模式,打造一座光鲜亮丽的新城市,但实现不了“中国式现代化”。

这种拉郎配式的经济模式,更多属于计划经济的产物,实际违背了市场运作的规律,中国各地所谓开发区建设,已经屡次被证明了失败。如果没有外资、技术的持续进入,没有国际订单,这些新区注定烂尾;所谓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都将是空谈。

习近平正式接管经济,李强等人都是新手,只能当跟班、听命,但并非所有人都真正信服。中国经济陷入困境之时,中共的新一轮折腾无法走出泥潭,却只会陷得更深。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刘明湘)

相关文章
评论
新版即将上线。评论功能暂时关闭。请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