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大家谈】 专访柴松:投射“反共反习”巨字经过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4年02月01日讯】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大家谈》,我是扶摇。

今日焦点:【专访柴松投射反共反习巨字,惊心动魄的实施过程!身边人被抓、亲历铁拳!压抑后吐露心声;彭立发第二,济南万达广场历史一幕!

2022年,中共举办20大之前,彭立发在北京四通桥打出“不要核算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的标语。四通桥事件震惊震惊海内外,也激起更多人的共鸣和效仿。

2023年,中共两会召开之前,山东济南万达广场大楼外墙,也惊现“打倒共产党、打倒习近平”的投影字符,吸引了众多的目光。而投射出这句标语的当事人柴松,正在中南美洲的走线途中。

随即,中共当局出动了大批警力,抓捕了柴松的女朋友和另外两位朋友,他们至今下落不明。

新唐人电视台《新闻大家谈》节目邀请到已经来到美国的柴松先生,听他来和我们一起回忆事件的经过,和当下的感想。

扶摇:柴先生好,在济南的万达广场不是投射了这个标语——打倒习近平、打倒共产党,应该说是很大胆的,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的想法的?

柴松:真正使我产生这个想法的,也是受彭立发的启发,然后,新疆大火案、还有白纸革命等等一系列的维权活动。通过他们的影响,我可能会有这个想法,但是真正让我决定实施这个想法的,就还是这个疫情的无序放开、重大公务决策失误。内心的愤怒值它是累积的过程。

扶摇:那您当时看到彭立发在四通桥的这个举动,是在翻墙这个过程中看到的是不是?

柴松:对,很震撼。当时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个人很勇敢,特别勇敢,而且所做出的这个标语也很直戳重点,每一句话都深入人心,也是当下时刻,最能够说服老百姓的话,我是这么认为,然后很激动,我的心情当时很激动,我说出现了这么样的一个人。

扶摇:您有在北京生活过?

柴松:对,我在北京生活,我知道在那儿的政治高压性比全国任何地方都要高。

扶摇:当时就有效仿的一个想法吗?还是说后来才有的?

柴松:当时没有。就是当时,第一个是对这个人好奇,就他的背景好奇;第二个就是他为什么做这件事好奇;然后第三个就是他那种精神我很佩服。

扶摇:那您在了解之后,是什么时候开始想这样做?

柴松:疫情无序放开、重大公务觉得失误的时候,我想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联想到了彭立发给了我的启示。

扶摇:当时您这样做的时候,是自己有这个想法,身边人都不知道,是不是?

柴松:对,我没有跟任何人说。当时我在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是没有说的,没有跟任何人说。

扶摇:白纸运动的时候,您有参与过什么吗?

柴松:我当时也没有在北京,也没有在上海,我在我的家乡被封控住了。我是在这个YouTube上看到的,有这回事。当时因为我在家乡被封着,我没有办法行动,但是我在我的家里,自己默默地举了一下纸。

因为我没有办法去参与,我当时还点了两个蜡烛,非常地感动跟激动,尤其是看到这么多人,说出了这么勇敢的话。尤其是在上海的那条乌鲁木齐路上,喊到了“中国共产党下台、CCP下台、习近平下台”,当时我就替他们捏一把汗,我说他们真的很勇敢。但是随后我就会联想到,他们可能会被抓捕,我也意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当时为他们捏一把汗。

扶摇:都是年轻人。

柴松:对,真的非常勇敢,他们很多人都是学生,那种就是为这个国家好,想为这个国家做点事情的人。

扶摇:后来您是怎么开始一步一步计划,然后去用这种投影仪去投射这个标语的?

柴松:应该是我从(2022年)12月下旬,我就开始陆续地买设备。

扶摇:害怕吗?

柴松:当时买设备阶段是不害怕的,随着我工作的推进、我计划的推进,越到后面,我越会感到不安跟害怕。因为我知道我不能出现一次失误,如果我出现了一次失误,面临的后果可能会非常严重。

扶摇:因为前面已经看到了这些秋后算账的。

柴松:对。我也知道,他们可能会对我做一些什么,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我还是比较紧张跟恐惧的。

扶摇:有刻意表现得很冷静、很平静、很平常吗?

柴松:也会有。但是你真正发自内心的恐惧是掩饰不住的。在当时那个情况下,更多的我还是思考的是整个的过程跟细节问题,如何不被抓捕、如何顺利出境、如何不影响其他人。

扶摇:就一个人做了这么多的准备?

柴松:对。

扶摇:购买器材、然后去设置、然后去刻字,我看您还刻字。

柴松:对,我自己买了一台激光雕刻机,我现学的。

扶摇:您怎么想到的这个办法呢?

柴松:就是我先选择了投影仪,然后我去购买这个设备,我就让厂家帮我刻了那几个字,就是“徐州辣鸭头 不卖隔夜货”。我买过来之后,我发现这个效果还是不错、挺好,然后我就紧接着就开始想到了,我要买这个镜片,自己去雕刻字。

扶摇:先说一下彭立发当时是标语,您为什么没想着就是说用一些布标,或者说是一些就是写在纸上,贴在哪儿,没想这种方法吗?

柴松:因为它不能实现远程控制。我首先要想到的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不被抓捕。(就是说您出境之后),对。所以,我最终选择投影仪,因为用电源控制来讲它是最好控制的。

扶摇:然后是自己开始学用这些激光去刻字?

柴:对。厂家的工作人员去交流去学习,就跑了好多次,应该大概就是一个月的时间,因为前期我只是在买设备,当然也算是准备的时间,但我就没有记录在里面。

扶摇:中间有没有什么坎坷,或者说遇到不顺的地方?

柴松:有很多,尤其是我在雕刻字的时候,就是反复实验了很多次,包括它的尺寸,中间的材质可能还不行,我又换了一次镜片。最主要是在雕刻字的大小,我必须要跟它厂家给我雕刻的尺寸一样。

而且我在做这件事情,因为需要一个电脑去操控这个激光雕刻机,我特意把我的电脑重新装了系统,而且是装了正版的Windows,我怕这个电脑会被入侵,而且我特意问了厂家,我操作这个设备需不需要联网,厂家告诉我不需要联网,那这个时候我就觉得会很安全。

扶摇:放心了?

柴松:对。在(2023年)1月17号的晚上,在我第二天准备要出发了,我把我的电脑主机全部拆掉了,就在我们小区的一个空地里把它烧掉了。但激光雕刻机我没有烧,我知道那里也会有操作纪录,我当时的想法是想把这个机器⋯⋯因为这个机器买得很贵,要7000块。

扶摇:您自己出钱吗?

柴松:对。我当时想把它卖掉,但是我时间来不及了,所以我就先放在了我的父亲那里,他帮我保管一下。

扶摇:后来被发现了,是不是?

柴松:对,后来被发现了。

扶摇:那这个是不是也连累到了您的父亲?

柴松:会有一定影响,但是最终他们查清了,因为我父亲确实是不知情的,他只知道我把设备放在那里,他也不知道这个设备我干什么用了。

他问过我,我也没有告诉他,因为后来我在联系商家想卖的时候,因为这个机器放在我父亲那里,我怕会牵连到我父亲,所以我就没有卖,就一直在那放着了。

扶摇: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您身边的人都不知道您做这件事?

柴松:对,知道的就我女朋友,还有我那两个朋友。他们连那个房间都没有进去过,但他们知道我租了那个房间。

扶摇:很多的房间其实都是有监控的。

柴松:公共区域会有监控的。然后我会不让他们上去,就我自己进去,就我装设备、去买东西、租房子,全是我自己,他们没有上去过。

柴松:我意识到他(房东)有可能会过来,就是看一下你到底在干什么,我就再跟他讲我是做广告的,对,我在做广告业务。就即使他过来发现、看到我在装设备,我可以告诉他,我就是做广告的。

扶摇:当天晚上这个字一打出来,朋友还给您拍了一段当时打出来的这个效果,好像有很多的警车。

柴松:嗯。

扶摇:当时是什么情况?

柴松:我在(巴拿马)戴维的一家酒店里,我收到视频的时间是5点41分,当地时间5点41分。启动之前告诉他们,我说我要把那个标语展示出去,你们帮我拍一下视频,他说好,没有问题,然后大家就帮我拍视频了。

因为我想的是,当时就是拍视频会有很多人嘛,肯定不会只他一个,所以,我当时认为拍个视频能构成什么罪行呢?但是后来我才了解到就是,对于政治事件他们是没有底线、没有法律可讲的。

扶摇:他们现在情况您了解吗?

柴松:失联的状态。我应该是在(2023年)2月21号的晚上8点左右,是当地的戴维的时间,我微信打语音联系他们,都没有人接。我先给我女朋友,没有人接,然后我又给我的那两个朋友打,都没有人接。

在这个时候我就意识到,如果一个人不回我,可能他在有事情或者在忙其它的,但是如果三个人都没有回复我,那可能就是他们被带走了,或者去询问或者是去传唤。

当然最后我跟我的朋友的女朋友联系上了,她告诉我当天晚上有50多个人去她家里抓她,楼道里都站满了。对,她的小区里也就很多人出来围观。

当时这个我的事情发生之后呢,第一个联系我的人是物业,因为物业有我的微信,他要我的电话,他说派出所在找你,要跟你通电话,然后问我在哪里。

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你把警官的电话发给我,我说我的电话我不想告诉你。因为当时我留在物业的登记电话是国内电话,已经打不通了,然后他就发给了我。然后我的租房的中介也联系了我,也跟他讲的一样的事,也说派出所在找你。

扶摇:到处找你。

柴松:然后房东又联系我,就告诉我:“你在哪?派出所要找你。”然后我获得了那个电话,我拨通,但是并没有人接,所以就没有联系。

扶摇:后来这一年都没有联系过?

柴松:对。

扶摇:就是您到海外之后没有再跟他们有联系了?

柴松:联系不上,我尝试过联系,但是联系不上。

扶摇:也包括您的女朋友?

柴松:对。

扶摇:当时您出国的时候,有没有打算带着女朋友一起出国?

柴松:有,但是我没能说服她。当时我有明确地告诉过她,可能我不会回来,因为我想像个人一样过我的下半生,我不想在一个不拿我当人的地方生存跟生活。

如果说我们所有的程序是符合民主的,那么我相信在这个事件当中,即使你决策失误了,我们愿意承担,因为你是全中国人民选举出来的,你也代表了全中国人民。但如果不是我们全中国人民选举出来的话,这个政策的失误性就应该由你来负责。

扶摇:应该说从小到大是不是都已经习惯了这种被做决定?

柴松:我们只能被服从,我们没有决定,都是别人替我们决定。

扶摇:那个标语打出来之后,在山东当地应该说影响非常大吧?您选的是济南万达广场,朋友圈里或者说有很多的人是不是在传?

柴松:当时我也在我的微信里传播,发给了我的一些群,然后群里也有人回应。我记得一个网友说得特别的好,他说这疫情这几年确实把大家逼成这个样子,有人敢说话,在微信群里敢说话。我相信这件事情会造成影响,但影响具体多大我不知道。

扶摇:当时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您的家人责怪过您吗?

柴松:责怪是有的,尤其是我父母,但更多的是担心我的安危。好多人也劝我说,“你没有必要这样,你过好你自己就行了。”很多人都劝我说,“你要为你自己想一想,同时也为你的家人想一想。”

我的考虑,如果我还是纯为我个人的话,我想我也不会做这件事情,因为它并不能给我带来任何的经济效益。我这个人我觉得我也很奇怪,当我看到一些我认为不公的事,我就想说话,如果我不说出来我就很难受,就特别难受、憋得,我也很看不惯这些事情的发生。

扶摇:所以说翻墙相当于是打开了一个心锁,就看到了很多,然后也可以说也可以发表自己的言论。

柴松:对,我觉得我们生而为人,说话是上帝给我们的权利,言论自由这个不应该被任何人剥夺。

扶摇:后来这个事情一发生,然后很多的人被抓,您心里什么样的感受?

柴松:担心他们的安全。

扶摇:这也是我想问的,为什么隔了一年才把这事说出来?

柴松:因为我首先要考虑他们的安全问题,就是我也没想到一开始事情会这么大,我认为我当时做足了就是保护他们的准备。但是我没想到他们可以这么没有下限地株连九族,所以我当时内心很纠结。

我知道,我此时此刻最需要做的是保护他们的安全,而不是在想着我自己要表达什么、或者我想做什么事情,这个时候我觉得我要克制一点。但是我沉默了这么久,我发现并没有换来他们的消息、安慰,还是处于失联的状态。我就决定,我说,只有得到更多人的关注,他们才会更安全,所以我决定暴露这件事情。

扶摇:您是怎么有这样的一种认知的呢?

柴松:在YouTube上或者在推特上看到的一些个其他民运人士、遭受过中国共产党迫害的人士,他们的经历、他们的声音告诉我,这么做反而是最安全的,因为当足够多的人关注的时候,他们反而会有一定的压力。

扶摇:所以您现在也是等于想站出来帮这些人?

柴松:对,然后我还更希望的就是,我能够持续地发声,我不能想着做一次发一次声就没了,或者人就消失了。

扶摇:彭立发当时有很多人在说可能有一点可惜,就是做了一件很震撼的事情,但是可能就再也见不到他,或者说现在都失联。

柴松:对。恰巧就可能是因为他的这种不惧牺牲的精神,我认为才能够这样感动、也会影响别人,这是我内心的想法,也是我内心想做的事情。但同时我也希望能够影响一些人,让他们更清楚地去认识这个世界、认识中国以及认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不等于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也代表不了中国人。

扶摇:当时疫情放开的时候没有上来就是很高兴,哇!终于解封了?

柴松:没有,我只想尽快逃离这个地方,你忍过这一波就会无数地忍下一波,就当时在我们那个地方,就是买一口棺材都要三五万,平时都是三千、五千。

扶摇:也就是说水涨船高。

柴松:对,因为确实当时死的人太多了,就是做这个行业的、生产棺材的,它已经就是到极限了生产力。就那个情况下,一片感冒药也买不到,很多人花高价钱去买,然后只能买到连花清瘟,但是连花清瘟的这个,当时炒的价格也非常高,根本就是买不到,好多人就是硬扛。

而且,还有很多因为一些个并发症所导致的住不了院,哪里都是人满为患,在医院、诊所,你看到那么多人,在那里承受着病痛的折磨,无法得到及时的救治,然后又看到那么多人死亡,这不是对生命的践踏吗?

就是我们封控了三年整整,这三年我们在做什么?我们有没有增加我们的医疗设备资源?有没有为放开做准备?我觉得这个在放开之前,应该都有准备吧,毕竟这么大的事情。

扶摇:如果是正常社会应该会有。

柴松:我想每个人想去问一问,这三年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在做核酸,一遍又一遍的核酸,有的一天做两次、甚至做三次。我们在把钱花到了维稳上、封路上、封控上,我不知道,这个让我很不理解。就是在疫情这个情况下,世界很多做法跟我们都不一样。

扶摇:您当时也经常做核酸吗?

柴松:做一个月,封多久做多久,你去哪里都要做核酸。

扶摇:每天下楼做核酸?

柴松:对。而且在当时,如果你没有核酸的话,就即使你濒临死亡,医院也不会收你,必须要先做核酸才会救你。在生活在中国的网友来讲就只能忍,如果不忍的话,他们就会动用一切的力量,让你去忍。

扶摇:疫情当中、还有这个解封当中,您是有经受过什么中共政策的铁拳暴击吗?

柴松:经历过。当时我在这三年当中,我自己的生意也受到了影响,然后我也时不时地被封控在家里,不能外出,我的自由的权利也受到了限制。然后我在饮食起居方面,种种都受到了限制,包括我买一颗大白菜,可能就需要30块钱一斤,在国内,而且那个时候物价也非常高,所以导致了我们对生活失去了希望。

扶摇:很多人在疫情当中都吃不上饭了,有很多是被饿死的、或者说病死的这种,然后医疗的物资也没有。您当时是在山东吗,疫情当中?

柴松:对,我当时的主要的工作是在山东,然后平时我也会回一趟我的老家,我们两地跑去处理一些事情,有时候也会去一下北京。

扶摇:您在山东那边是做什么的?

柴松:我主要从事还是房地产的租赁业务。

扶摇:当时是疫情当中有什么政策是影响到您的业务了吗?

柴松:会有影响,因为当时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封了很久,发现了这个疫情的时候,大概持续了是有五个多月,这五个多月我们没有任何收入,但是我们却有支出,所以导致了我们入不敷出。

扶摇:当时山东有封城吗?

柴松:在封。我的了解是,像我的家乡就是如果出现一例,一开始的政策就是整个城市都要封掉,但是可能后来慢慢有所调整,可能就封掉几个街道,或者是通过他们所说的大数据去封锁他们认为应该封锁的地方。

扶摇:当时您在中国相信它(中共)说的这些吗?

柴松:当时相信,包括我还有我身边的人都认为这是在为二十大做一个铺垫,在政治维稳面前做一个铺垫,所以我们都会这么认为,当时新疆我记得应该是封了好几个月,新疆大火案就那个时候就还是没有解封,所以给到的压力是很大。

扶摇:当时您作为中介来说,或者作为地产方面的这些商业来说,他会有什么要求吗?怎么去给这个二十大铺路呢?

柴松:他们给我们的政策指示就是什么呢,就是主要还是政治宣传方面上,还有信息统计方面上,他更多的是跟我们要我们的客户资料,客户群体的居住信息需要去登记。

我在北京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所有涉及新疆跟西藏的人员,是不允许我们将标的物租赁给他。这个是因为,当然这个没有明确的文件,都是管辖区内的派出所民警找我们谈话。

扶摇:会找商家谈话,然后不给他们租?

柴松:对,他会给我们施加压力,因为他不能去讲,或者跟新疆跟西藏人讲,“这个房子不能租赁给你”,但是他会把压力传递给我们,因为他要保证当地的社会稳定,包括政治稳定。

扶摇:租给新疆人或者说西藏人,怎么就威胁到政治稳定了,他们有说原因吗?

柴松:对,当时我也很好奇这个问题,因为我也不懂,我也不知道究竟是为什么。但是我通过翻墙之后,看到了他们对新疆、西藏所做的一些事情,我可能后来就慢慢地理解了。

扶摇:是,您说您当时还在北京也工作过?

柴松:当时生意是还可以,但是随着北京清理低端人口的政策,对我们造成了致命的影响跟打击。

扶摇:当时您跟这些“低端人口”也接触过,所谓的“低端人口”其实也都是老百姓了,那您跟他们接触的过程中感觉他们怎么样呢?

柴松:都是怀揣着梦想,很多刚刚毕业的年轻人来到北京去打拼。对,而且很多人真的没有经济收入,他是刚刚毕业来北京找工作,每个人都怀揣着梦想来到这里,但是可能最后北京的做法让他们失望了。

北京很早以前,就是因为它的土地价值也比较高,很多沿街的、一楼的居民楼都改成了商铺,但当时的手续肯定也都是申报完了,他们也都有手续,包括餐饮营业执照,包括做各种行业的执照他们都有。

但是在那个时间段,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全部不合法,然后政府派人强行把你的窗户改成门的、或者是自己改变了主体结构变成门的,全部给你封死,恢复原来的结构,不让你经营、不让你营业,然后还会告诉你,你的执照要重新办理。但是你去办执照的时候,却告诉你这个执照我们不批。

扶摇:当时这些年轻人,您提到很多年轻人是租户,他们对于政府的这样的操作能接受吗?

柴松:大部分人还是不满的,大家还是觉得这么做是不是有点不好,我可能今天晚上都没有地方住了,能不能让我再通融一晚上?但是不可以,因为他们有任务。

扶摇:然后这些官方又不给提供住宿的地方?

柴松:对,他们真的很凄凉、很悲惨。

扶摇:刚刚从大学校园出来,一路都是唱党好,然后就是说被洗脑长大的,然后现在刚出了大学校门就被中共给这样对待。其实您刚才提到就是说,像中共这种极端的封门、封窗户,我觉得跟清零里边的很多政策也很类似,在疫情当中您那边就是有看到这种乱象吗?

柴松:有。我们看到了,我们小区有出现了疑似或者是密接,那么他这个时候就会整个小区的居民不让出去,然后就是你连去下楼去公园儿溜弯也不可以,然后就会把有密接的这一栋楼封住,就马上焊死。然后你自己的房间的大门就会给你贴上封条,不让你出来。

在那种情况下,也有很多人扛不住这个压力,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那个时间段,真的,跳楼的特别多。

扶摇:那个时候您翻墙了吗?

柴松:我在翻墙。

扶摇:然后也看到中共的一些不好的政策了?

柴松:对。

扶摇:当时翻墙是怎么一个经过?是身边人介绍的吗?

柴松:对,身边人介绍的。他给我介绍了一个VPN,当时他是用于学术交流,所以他给我推荐了一个,他说这个VPN不错,我每年花了180的人民币去买了这个VPN。

扶摇:那大陆翻墙的人不少?

柴松:我那天看到了一个自媒体发布的数据,大概是四千多万,但我不知道这个数据是否准确。

扶摇:应该说很多人翻墙,如果看到海外的这种真实的讯息的话,其实这种舆论的扩散,在国内应该会有很大的一个效应。您当时翻墙之后有什么比较明显的感受吗?是觉得怎么这些信息都跟我看到的不太一样?

柴松:会有,就是对我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扶摇:就翻墙?

柴松:对。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牢笼里,现在想想就生活在一个牢笼里,它通过网络防火墙把全中国14亿人与世界隔离。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了解或者认识,都是通过它的官方宣传去认识的。

所以,我当接触了世界的信息之后,我发现我之前的认识有很多都是错误的。在那个整个时间段里,我感觉到我个人就是情绪也很不好,毕竟对自己的价值观产生了冲击,很不好。但是,随着我更多的了解之后,慢慢地调整过来了这个心态,发现我之前都是错误的。

然后,我相信也有一部分人在一开始在接触这些信息的时候有抵触心理、甚至也有恐惧心理,甚至认为外界的信息是谎言,因为这个是中共的政治宣传,所以他们就选择了退回去。但我相信更多的人随着时间的经历,他可能就会慢慢地去改变自己的想法。

扶摇:当时您看到这些消息有跟着周边的人去聊吗?敢聊吗?

柴松:也会聊,跟我比较近的人,亲戚朋友或者是去聊一聊。在聊到有些话题的时候,确实大家认识就不一样了,就是你翻墙和不翻墙的区别就很容易体现出来。

扶摇:比如说是哪一类的?

柴松:尤其是政治类的,经济类的还好一点,但是政治类的就是完全大家可能是对立的。对立的这个时候,可能更多的是我选择不再去争论,也不再去说那些,因为可能想到互联网、防火墙就可以理解了,也就释怀了,所以就不再去争论了。

所以,久而久之也就不会再去谈论这些话题,只会跟一些翻墙的人,或者是对这方面认识比较深刻的人去聊,可能大家才能聊到一起。

扶摇:彭立发其实被大家称为孤勇者,您觉得您是您身边人当中的孤勇者吗?

柴松:在这条路上,我相信我会找到一些个我们有共同想法的人、或者对中共有共同认识的人,我觉得在民主这方面,我不是一个人在跟9000万党员去作战,我相信我们背后站的是世界的文明。

扶摇:您觉得您的这份力量能够接下来起到多大作用?有想过吗?

柴松:我觉得在做这件事情上,当然影响力越大越好嘛。但是我觉得只要做了,不管这个影响力大小,那都是一份贡献。

扶摇:后悔过吗?

柴松:后悔过,我唯一的后悔就是当时没有坚持把他们一起带出来。

扶摇:如果有一天您能回到中国,也可以见到彭立发,您想跟他说什么呢?

柴松:我肯定会说,我先要跟他喝一顿酒。因为我平时也不喝酒,但是这个人我觉得我一定要跟他喝一杯酒,然后跟他畅聊一下人生,然后也特别想知道他在这段时间所经历了什么,然后同时也会去跟他交流一下,他当时为什么这么勇敢,然后更多的还是再探索一下,为什么这个人能够影响我的一生。

扶摇:您觉得,现在在中国的这些大陆人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

柴松:我觉得最需要的是做自己,就是每个人要清醒地认识这个世界、认识中国、认识中国共产党。至于他们自己的选择,那由他们自己来做主。

扶摇:他们如何做到这一步呢?

柴松:我觉得就要在这个,首先是需要先翻墙,我觉得(乔)鑫鑫做那件事特别有意义,就是拆除防火墙,这也是最有效的方式。我觉得当谎言不再弥漫着整个社会的时候,大家了解真相又进了一步。

扶摇:好,谢谢柴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

柴松: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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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明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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