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4年02月01日讯】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大家谈》，我是扶摇。
今日焦点：【专访柴松】投射反共反习巨字，惊心动魄的实施过程！身边人被抓、亲历铁拳！压抑后吐露心声；彭立发第二，济南万达广场历史一幕！
2022年，中共举办20大之前，彭立发在北京四通桥打出“不要核算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的标语。四通桥事件震惊震惊海内外，也激起更多人的共鸣和效仿。
2023年，中共两会召开之前，山东济南万达广场大楼外墙，也惊现“打倒共产党、打倒习近平”的投影字符，吸引了众多的目光。而投射出这句标语的当事人柴松，正在中南美洲的走线途中。
随即，中共当局出动了大批警力，抓捕了柴松的女朋友和另外两位朋友，他们至今下落不明。
新唐人电视台《新闻大家谈》节目邀请到已经来到美国的柴松先生，听他来和我们一起回忆事件的经过，和当下的感想。
扶摇：柴先生好，在济南的万达广场不是投射了这个标语——打倒习近平、打倒共产党，应该说是很大胆的，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的想法的？
柴松：真正使我产生这个想法的，也是受彭立发的启发，然后，新疆大火案、还有白纸革命等等一系列的维权活动。通过他们的影响，我可能会有这个想法，但是真正让我决定实施这个想法的，就还是这个疫情的无序放开、重大公务决策失误。内心的愤怒值它是累积的过程。
扶摇：那您当时看到彭立发在四通桥的这个举动，是在翻墙这个过程中看到的是不是？
柴松:对，很震撼。当时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个人很勇敢，特别勇敢，而且所做出的这个标语也很直戳重点，每一句话都深入人心，也是当下时刻，最能够说服老百姓的话，我是这么认为，然后很激动，我的心情当时很激动，我说出现了这么样的一个人。
扶摇：您有在北京生活过？
柴松：对，我在北京生活，我知道在那儿的政治高压性比全国任何地方都要高。
扶摇：当时就有效仿的一个想法吗？还是说后来才有的？
柴松：当时没有。就是当时，第一个是对这个人好奇，就他的背景好奇；第二个就是他为什么做这件事好奇；然后第三个就是他那种精神我很佩服。
扶摇：那您在了解之后，是什么时候开始想这样做？
柴松：疫情无序放开、重大公务觉得失误的时候，我想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联想到了彭立发给了我的启示。
扶摇：当时您这样做的时候，是自己有这个想法，身边人都不知道，是不是？
柴松：对，我没有跟任何人说。当时我在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是没有说的，没有跟任何人说。
扶摇：白纸运动的时候，您有参与过什么吗？
柴松：我当时也没有在北京，也没有在上海，我在我的家乡被封控住了。我是在这个YouTube上看到的，有这回事。当时因为我在家乡被封着，我没有办法行动，但是我在我的家里，自己默默地举了一下纸。
因为我没有办法去参与，我当时还点了两个蜡烛，非常地感动跟激动，尤其是看到这么多人，说出了这么勇敢的话。尤其是在上海的那条乌鲁木齐路上，喊到了“中国共产党下台、CCP下台、习近平下台”，当时我就替他们捏一把汗，我说他们真的很勇敢。但是随后我就会联想到，他们可能会被抓捕，我也意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当时为他们捏一把汗。
扶摇：都是年轻人。
柴松：对，真的非常勇敢，他们很多人都是学生，那种就是为这个国家好，想为这个国家做点事情的人。
扶摇：后来您是怎么开始一步一步计划，然后去用这种投影仪去投射这个标语的？
柴松：应该是我从（2022年）12月下旬，我就开始陆续地买设备。
扶摇：害怕吗？
柴松：当时买设备阶段是不害怕的，随着我工作的推进、我计划的推进，越到后面，我越会感到不安跟害怕。因为我知道我不能出现一次失误，如果我出现了一次失误，面临的后果可能会非常严重。
扶摇：因为前面已经看到了这些秋后算账的。
柴松：对。我也知道，他们可能会对我做一些什么，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我还是比较紧张跟恐惧的。
扶摇：有刻意表现得很冷静、很平静、很平常吗？
柴松：也会有。但是你真正发自内心的恐惧是掩饰不住的。在当时那个情况下，更多的我还是思考的是整个的过程跟细节问题，如何不被抓捕、如何顺利出境、如何不影响其他人。
扶摇：就一个人做了这么多的准备？
柴松：对。
扶摇：购买器材、然后去设置、然后去刻字，我看您还刻字。
柴松：对，我自己买了一台激光雕刻机，我现学的。
扶摇：您怎么想到的这个办法呢？
柴松：就是我先选择了投影仪，然后我去购买这个设备，我就让厂家帮我刻了那几个字，就是“徐州辣鸭头 不卖隔夜货”。我买过来之后，我发现这个效果还是不错、挺好，然后我就紧接着就开始想到了，我要买这个镜片，自己去雕刻字。
扶摇：先说一下彭立发当时是标语，您为什么没想着就是说用一些布标，或者说是一些就是写在纸上，贴在哪儿，没想这种方法吗？
柴松：因为它不能实现远程控制。我首先要想到的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不被抓捕。（就是说您出境之后），对。所以，我最终选择投影仪，因为用电源控制来讲它是最好控制的。
扶摇：然后是自己开始学用这些激光去刻字？
柴：对。厂家的工作人员去交流去学习，就跑了好多次，应该大概就是一个月的时间，因为前期我只是在买设备，当然也算是准备的时间，但我就没有记录在里面。
扶摇：中间有没有什么坎坷，或者说遇到不顺的地方？
柴松：有很多，尤其是我在雕刻字的时候，就是反复实验了很多次，包括它的尺寸，中间的材质可能还不行，我又换了一次镜片。最主要是在雕刻字的大小，我必须要跟它厂家给我雕刻的尺寸一样。
而且我在做这件事情，因为需要一个电脑去操控这个激光雕刻机，我特意把我的电脑重新装了系统，而且是装了正版的Windows，我怕这个电脑会被入侵，而且我特意问了厂家，我操作这个设备需不需要联网，厂家告诉我不需要联网，那这个时候我就觉得会很安全。
扶摇：放心了？
柴松：对。在（2023年）1月17号的晚上，在我第二天准备要出发了，我把我的电脑主机全部拆掉了，就在我们小区的一个空地里把它烧掉了。但激光雕刻机我没有烧，我知道那里也会有操作纪录，我当时的想法是想把这个机器⋯⋯因为这个机器买得很贵，要7000块。
扶摇：您自己出钱吗？
柴松：对。我当时想把它卖掉，但是我时间来不及了，所以我就先放在了我的父亲那里，他帮我保管一下。
扶摇：后来被发现了，是不是？
柴松：对，后来被发现了。
扶摇：那这个是不是也连累到了您的父亲？
柴松：会有一定影响，但是最终他们查清了，因为我父亲确实是不知情的，他只知道我把设备放在那里，他也不知道这个设备我干什么用了。
他问过我，我也没有告诉他，因为后来我在联系商家想卖的时候，因为这个机器放在我父亲那里，我怕会牵连到我父亲，所以我就没有卖，就一直在那放着了。
扶摇：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您身边的人都不知道您做这件事？
柴松：对，知道的就我女朋友，还有我那两个朋友。他们连那个房间都没有进去过，但他们知道我租了那个房间。
扶摇：很多的房间其实都是有监控的。
柴松：公共区域会有监控的。然后我会不让他们上去，就我自己进去，就我装设备、去买东西、租房子，全是我自己，他们没有上去过。
柴松：我意识到他（房东）有可能会过来，就是看一下你到底在干什么，我就再跟他讲我是做广告的，对，我在做广告业务。就即使他过来发现、看到我在装设备，我可以告诉他，我就是做广告的。
扶摇：当天晚上这个字一打出来，朋友还给您拍了一段当时打出来的这个效果，好像有很多的警车。
柴松：嗯。
扶摇：当时是什么情况？
柴松：我在（巴拿马）戴维的一家酒店里，我收到视频的时间是5点41分，当地时间5点41分。启动之前告诉他们，我说我要把那个标语展示出去，你们帮我拍一下视频，他说好，没有问题，然后大家就帮我拍视频了。
因为我想的是，当时就是拍视频会有很多人嘛，肯定不会只他一个，所以，我当时认为拍个视频能构成什么罪行呢？但是后来我才了解到就是，对于政治事件他们是没有底线、没有法律可讲的。
扶摇：他们现在情况您了解吗？
柴松：失联的状态。我应该是在（2023年）2月21号的晚上8点左右，是当地的戴维的时间，我微信打语音联系他们，都没有人接。我先给我女朋友，没有人接，然后我又给我的那两个朋友打，都没有人接。
在这个时候我就意识到，如果一个人不回我，可能他在有事情或者在忙其它的，但是如果三个人都没有回复我，那可能就是他们被带走了，或者去询问或者是去传唤。
当然最后我跟我的朋友的女朋友联系上了，她告诉我当天晚上有50多个人去她家里抓她，楼道里都站满了。对，她的小区里也就很多人出来围观。
当时这个我的事情发生之后呢，第一个联系我的人是物业，因为物业有我的微信，他要我的电话，他说派出所在找你，要跟你通电话，然后问我在哪里。
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你把警官的电话发给我，我说我的电话我不想告诉你。因为当时我留在物业的登记电话是国内电话，已经打不通了，然后他就发给了我。然后我的租房的中介也联系了我，也跟他讲的一样的事，也说派出所在找你。
扶摇：到处找你。
柴松：然后房东又联系我，就告诉我：“你在哪？派出所要找你。”然后我获得了那个电话，我拨通，但是并没有人接，所以就没有联系。
扶摇：后来这一年都没有联系过？
柴松：对。
扶摇：就是您到海外之后没有再跟他们有联系了？
柴松：联系不上，我尝试过联系，但是联系不上。
扶摇：也包括您的女朋友？
柴松：对。
扶摇：当时您出国的时候，有没有打算带着女朋友一起出国？
柴松：有，但是我没能说服她。当时我有明确地告诉过她，可能我不会回来，因为我想像个人一样过我的下半生，我不想在一个不拿我当人的地方生存跟生活。
如果说我们所有的程序是符合民主的，那么我相信在这个事件当中，即使你决策失误了，我们愿意承担，因为你是全中国人民选举出来的，你也代表了全中国人民。但如果不是我们全中国人民选举出来的话，这个政策的失误性就应该由你来负责。
扶摇：应该说从小到大是不是都已经习惯了这种被做决定？
柴松：我们只能被服从，我们没有决定，都是别人替我们决定。
扶摇：那个标语打出来之后，在山东当地应该说影响非常大吧？您选的是济南万达广场，朋友圈里或者说有很多的人是不是在传？
柴松：当时我也在我的微信里传播，发给了我的一些群，然后群里也有人回应。我记得一个网友说得特别的好，他说这疫情这几年确实把大家逼成这个样子，有人敢说话，在微信群里敢说话。我相信这件事情会造成影响，但影响具体多大我不知道。
扶摇：当时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您的家人责怪过您吗？
柴松：责怪是有的，尤其是我父母，但更多的是担心我的安危。好多人也劝我说，“你没有必要这样，你过好你自己就行了。”很多人都劝我说，“你要为你自己想一想，同时也为你的家人想一想。”
我的考虑，如果我还是纯为我个人的话，我想我也不会做这件事情，因为它并不能给我带来任何的经济效益。我这个人我觉得我也很奇怪，当我看到一些我认为不公的事，我就想说话，如果我不说出来我就很难受，就特别难受、憋得，我也很看不惯这些事情的发生。
扶摇：所以说翻墙相当于是打开了一个心锁，就看到了很多，然后也可以说也可以发表自己的言论。
柴松：对，我觉得我们生而为人，说话是上帝给我们的权利，言论自由这个不应该被任何人剥夺。
扶摇：后来这个事情一发生，然后很多的人被抓，您心里什么样的感受？
柴松：担心他们的安全。
扶摇：这也是我想问的，为什么隔了一年才把这事说出来？
柴松：因为我首先要考虑他们的安全问题，就是我也没想到一开始事情会这么大，我认为我当时做足了就是保护他们的准备。但是我没想到他们可以这么没有下限地株连九族，所以我当时内心很纠结。
我知道，我此时此刻最需要做的是保护他们的安全，而不是在想着我自己要表达什么、或者我想做什么事情，这个时候我觉得我要克制一点。但是我沉默了这么久，我发现并没有换来他们的消息、安慰，还是处于失联的状态。我就决定，我说，只有得到更多人的关注，他们才会更安全，所以我决定暴露这件事情。
扶摇：您是怎么有这样的一种认知的呢？
柴松：在YouTube上或者在推特上看到的一些个其他民运人士、遭受过中国共产党迫害的人士，他们的经历、他们的声音告诉我，这么做反而是最安全的，因为当足够多的人关注的时候，他们反而会有一定的压力。
扶摇：所以您现在也是等于想站出来帮这些人？
柴松：对，然后我还更希望的就是，我能够持续地发声，我不能想着做一次发一次声就没了，或者人就消失了。
扶摇：彭立发当时有很多人在说可能有一点可惜，就是做了一件很震撼的事情，但是可能就再也见不到他，或者说现在都失联。
柴松：对。恰巧就可能是因为他的这种不惧牺牲的精神，我认为才能够这样感动、也会影响别人，这是我内心的想法，也是我内心想做的事情。但同时我也希望能够影响一些人，让他们更清楚地去认识这个世界、认识中国以及认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不等于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也代表不了中国人。
扶摇：当时疫情放开的时候没有上来就是很高兴，哇！终于解封了？
柴松：没有，我只想尽快逃离这个地方，你忍过这一波就会无数地忍下一波，就当时在我们那个地方，就是买一口棺材都要三五万，平时都是三千、五千。
扶摇：也就是说水涨船高。
柴松：对，因为确实当时死的人太多了，就是做这个行业的、生产棺材的，它已经就是到极限了生产力。就那个情况下，一片感冒药也买不到，很多人花高价钱去买，然后只能买到连花清瘟，但是连花清瘟的这个，当时炒的价格也非常高，根本就是买不到，好多人就是硬扛。
而且，还有很多因为一些个并发症所导致的住不了院，哪里都是人满为患，在医院、诊所，你看到那么多人，在那里承受着病痛的折磨，无法得到及时的救治，然后又看到那么多人死亡，这不是对生命的践踏吗？
就是我们封控了三年整整，这三年我们在做什么？我们有没有增加我们的医疗设备资源？有没有为放开做准备？我觉得这个在放开之前，应该都有准备吧，毕竟这么大的事情。
扶摇：如果是正常社会应该会有。
柴松：我想每个人想去问一问，这三年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在做核酸，一遍又一遍的核酸，有的一天做两次、甚至做三次。我们在把钱花到了维稳上、封路上、封控上，我不知道，这个让我很不理解。就是在疫情这个情况下，世界很多做法跟我们都不一样。
扶摇：您当时也经常做核酸吗？
柴松：做一个月，封多久做多久，你去哪里都要做核酸。
扶摇：每天下楼做核酸？
柴松：对。而且在当时，如果你没有核酸的话，就即使你濒临死亡，医院也不会收你，必须要先做核酸才会救你。在生活在中国的网友来讲就只能忍，如果不忍的话，他们就会动用一切的力量，让你去忍。
扶摇：疫情当中、还有这个解封当中，您是有经受过什么中共政策的铁拳暴击吗？
柴松：经历过。当时我在这三年当中，我自己的生意也受到了影响，然后我也时不时地被封控在家里，不能外出，我的自由的权利也受到了限制。然后我在饮食起居方面，种种都受到了限制，包括我买一颗大白菜，可能就需要30块钱一斤，在国内，而且那个时候物价也非常高，所以导致了我们对生活失去了希望。
扶摇：很多人在疫情当中都吃不上饭了，有很多是被饿死的、或者说病死的这种，然后医疗的物资也没有。您当时是在山东吗，疫情当中？
柴松：对，我当时的主要的工作是在山东，然后平时我也会回一趟我的老家，我们两地跑去处理一些事情，有时候也会去一下北京。
扶摇：您在山东那边是做什么的？
柴松：我主要从事还是房地产的租赁业务。
扶摇：当时是疫情当中有什么政策是影响到您的业务了吗？
柴松：会有影响，因为当时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封了很久，发现了这个疫情的时候，大概持续了是有五个多月，这五个多月我们没有任何收入，但是我们却有支出，所以导致了我们入不敷出。
扶摇：当时山东有封城吗？
柴松：在封。我的了解是，像我的家乡就是如果出现一例，一开始的政策就是整个城市都要封掉，但是可能后来慢慢有所调整，可能就封掉几个街道，或者是通过他们所说的大数据去封锁他们认为应该封锁的地方。
扶摇：当时您在中国相信它（中共）说的这些吗？
柴松：当时相信，包括我还有我身边的人都认为这是在为二十大做一个铺垫，在政治维稳面前做一个铺垫，所以我们都会这么认为，当时新疆我记得应该是封了好几个月，新疆大火案就那个时候就还是没有解封，所以给到的压力是很大。
扶摇：当时您作为中介来说，或者作为地产方面的这些商业来说，他会有什么要求吗？怎么去给这个二十大铺路呢？
柴松：他们给我们的政策指示就是什么呢，就是主要还是政治宣传方面上，还有信息统计方面上，他更多的是跟我们要我们的客户资料，客户群体的居住信息需要去登记。
我在北京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所有涉及新疆跟西藏的人员，是不允许我们将标的物租赁给他。这个是因为，当然这个没有明确的文件，都是管辖区内的派出所民警找我们谈话。
扶摇：会找商家谈话，然后不给他们租？
柴松：对，他会给我们施加压力，因为他不能去讲，或者跟新疆跟西藏人讲，“这个房子不能租赁给你”，但是他会把压力传递给我们，因为他要保证当地的社会稳定，包括政治稳定。
扶摇：租给新疆人或者说西藏人，怎么就威胁到政治稳定了，他们有说原因吗？
柴松：对，当时我也很好奇这个问题，因为我也不懂，我也不知道究竟是为什么。但是我通过翻墙之后，看到了他们对新疆、西藏所做的一些事情，我可能后来就慢慢地理解了。
扶摇：是，您说您当时还在北京也工作过？
柴松：当时生意是还可以，但是随着北京清理低端人口的政策，对我们造成了致命的影响跟打击。
扶摇：当时您跟这些“低端人口”也接触过，所谓的“低端人口”其实也都是老百姓了，那您跟他们接触的过程中感觉他们怎么样呢？
柴松：都是怀揣着梦想，很多刚刚毕业的年轻人来到北京去打拼。对，而且很多人真的没有经济收入，他是刚刚毕业来北京找工作，每个人都怀揣着梦想来到这里，但是可能最后北京的做法让他们失望了。
北京很早以前，就是因为它的土地价值也比较高，很多沿街的、一楼的居民楼都改成了商铺，但当时的手续肯定也都是申报完了，他们也都有手续，包括餐饮营业执照，包括做各种行业的执照他们都有。
但是在那个时间段，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全部不合法，然后政府派人强行把你的窗户改成门的、或者是自己改变了主体结构变成门的，全部给你封死，恢复原来的结构，不让你经营、不让你营业，然后还会告诉你，你的执照要重新办理。但是你去办执照的时候，却告诉你这个执照我们不批。
扶摇：当时这些年轻人，您提到很多年轻人是租户，他们对于政府的这样的操作能接受吗？
柴松：大部分人还是不满的，大家还是觉得这么做是不是有点不好，我可能今天晚上都没有地方住了，能不能让我再通融一晚上？但是不可以，因为他们有任务。
扶摇：然后这些官方又不给提供住宿的地方？
柴松：对，他们真的很凄凉、很悲惨。
扶摇：刚刚从大学校园出来，一路都是唱党好，然后就是说被洗脑长大的，然后现在刚出了大学校门就被中共给这样对待。其实您刚才提到就是说，像中共这种极端的封门、封窗户，我觉得跟清零里边的很多政策也很类似，在疫情当中您那边就是有看到这种乱象吗？
柴松：有。我们看到了，我们小区有出现了疑似或者是密接，那么他这个时候就会整个小区的居民不让出去，然后就是你连去下楼去公园儿溜弯也不可以，然后就会把有密接的这一栋楼封住，就马上焊死。然后你自己的房间的大门就会给你贴上封条，不让你出来。
在那种情况下，也有很多人扛不住这个压力，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那个时间段，真的，跳楼的特别多。
扶摇：那个时候您翻墙了吗？
柴松：我在翻墙。
扶摇：然后也看到中共的一些不好的政策了？
柴松：对。
扶摇：当时翻墙是怎么一个经过？是身边人介绍的吗？
柴松：对，身边人介绍的。他给我介绍了一个VPN，当时他是用于学术交流，所以他给我推荐了一个，他说这个VPN不错，我每年花了180的人民币去买了这个VPN。
扶摇：那大陆翻墙的人不少？
柴松：我那天看到了一个自媒体发布的数据，大概是四千多万，但我不知道这个数据是否准确。
扶摇：应该说很多人翻墙，如果看到海外的这种真实的讯息的话，其实这种舆论的扩散，在国内应该会有很大的一个效应。您当时翻墙之后有什么比较明显的感受吗？是觉得怎么这些信息都跟我看到的不太一样？
柴松：会有，就是对我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扶摇：就翻墙？
柴松：对。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牢笼里，现在想想就生活在一个牢笼里，它通过网络防火墙把全中国14亿人与世界隔离。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了解或者认识，都是通过它的官方宣传去认识的。
所以，我当接触了世界的信息之后，我发现我之前的认识有很多都是错误的。在那个整个时间段里，我感觉到我个人就是情绪也很不好，毕竟对自己的价值观产生了冲击，很不好。但是，随着我更多的了解之后，慢慢地调整过来了这个心态，发现我之前都是错误的。
然后，我相信也有一部分人在一开始在接触这些信息的时候有抵触心理、甚至也有恐惧心理，甚至认为外界的信息是谎言，因为这个是中共的政治宣传，所以他们就选择了退回去。但我相信更多的人随着时间的经历，他可能就会慢慢地去改变自己的想法。
扶摇：当时您看到这些消息有跟着周边的人去聊吗？敢聊吗？
柴松：也会聊，跟我比较近的人，亲戚朋友或者是去聊一聊。在聊到有些话题的时候，确实大家认识就不一样了，就是你翻墙和不翻墙的区别就很容易体现出来。
扶摇：比如说是哪一类的？
柴松：尤其是政治类的，经济类的还好一点，但是政治类的就是完全大家可能是对立的。对立的这个时候，可能更多的是我选择不再去争论，也不再去说那些，因为可能想到互联网、防火墙就可以理解了，也就释怀了，所以就不再去争论了。
所以，久而久之也就不会再去谈论这些话题，只会跟一些翻墙的人，或者是对这方面认识比较深刻的人去聊，可能大家才能聊到一起。
扶摇：彭立发其实被大家称为孤勇者，您觉得您是您身边人当中的孤勇者吗？
柴松：在这条路上，我相信我会找到一些个我们有共同想法的人、或者对中共有共同认识的人，我觉得在民主这方面，我不是一个人在跟9000万党员去作战，我相信我们背后站的是世界的文明。
扶摇：您觉得您的这份力量能够接下来起到多大作用？有想过吗？
柴松：我觉得在做这件事情上，当然影响力越大越好嘛。但是我觉得只要做了，不管这个影响力大小，那都是一份贡献。
扶摇：后悔过吗？
柴松：后悔过，我唯一的后悔就是当时没有坚持把他们一起带出来。
扶摇：如果有一天您能回到中国，也可以见到彭立发，您想跟他说什么呢？
柴松：我肯定会说，我先要跟他喝一顿酒。因为我平时也不喝酒，但是这个人我觉得我一定要跟他喝一杯酒，然后跟他畅聊一下人生，然后也特别想知道他在这段时间所经历了什么，然后同时也会去跟他交流一下，他当时为什么这么勇敢，然后更多的还是再探索一下，为什么这个人能够影响我的一生。
扶摇：您觉得，现在在中国的这些大陆人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
柴松：我觉得最需要的是做自己，就是每个人要清醒地认识这个世界、认识中国、认识中国共产党。至于他们自己的选择，那由他们自己来做主。
扶摇：他们如何做到这一步呢？
柴松：我觉得就要在这个，首先是需要先翻墙，我觉得（乔）鑫鑫做那件事特别有意义，就是拆除防火墙，这也是最有效的方式。我觉得当谎言不再弥漫着整个社会的时候，大家了解真相又进了一步。
扶摇：好，谢谢柴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非常感谢。
柴松：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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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