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热点互动”节目，我是主持人萧恩。安徽作家陈桂隶、吴春桃夫妇写的“中国农民调查”一书，在中国引起很大的反响。在书中他们揭示了中国农民的苦情和中国官员的腐败，目前这两位作家被阜阳市政协副主席张西德告以“名誉侵权”。这个案子八月廿四日在阜阳市中级法庭开庭，双方律师辩论激烈，那么我们今天特别请来了本台特别评论员李天笑博士跟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这个案子。
萧：天笑博士您好。
李：主持人好。
萧：“中国农民调查”一书中，我们看到第三章—漫漫上访之路，谈到张西德他当时是临泉县县委书记，在书中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个人方面的问题。
李：这一章我比较仔细的看，里边没有谈到张西德本身的隐私问题，比如他自己的生活作风问题啊或者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主要是对张西德当时在临泉县的工作表现，实际上就是对他在几次过程中怎么打击、报复这个农民上访的问题作了比较详细的描述。那么这个应该不属于可以在控告的范围之内的，因为作为一个国家官员来说、一个公众的官员来说，应该是自己置身于老百姓所批评的范围之中，任何他自己、甚至他的隐私都不能作为控告的对象来作为一种反驳。
萧：就是说一旦他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他就必然要接受公众的批评。
李：是呀！如果说你自己不愿意出来当官、不愿意为老百姓来做事情，宁愿选择在家里种田或做其他发财的事情都可以，但是你一旦选择了这条为官的路，就是要为人民做事情，那么你就必然的要做好接受人民批评甚至是严厉批评的准备。那么这件事情就不会发生。
萧：这就像当时柯林顿总统因为个人隐私问题被媒体充分的暴光，都没有办法去告那些记者。
李：一个公众人物的隐私退到最后的这一步来看都不属于可以接受保护的范围，因为你一旦出来以后，你的隐私也就不是个人的隐私问题了，是属于一个公众的、或是关系到人民的、公众权利的问题，是属于公众权利的一部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你的隐私包括了你的所做所为，都成为你的权利受到监督下的一个非常有机的组成部分。比方说最近发生的美国新泽西州州长，在战争期间因搞同性恋问题，受到各方面很大的压力，自己站出来承认做了这件事，最后被迫请辞。当然很多美国民众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如果是个人在家里搞那没问题，但做为州长就必须受到处置。
萧：看到阜阳市这个案子，那中国法律对公众人物的隐私权有无明确的规定呢？
李：中国法律界对这个问题曾经有过讨论，这次作者夫妇的律师也谈出了这个问题。实际上这在中国法律上的确是一个缺陷，中国法律在这方面没有指明公众人物隐私受到保护或不被保护。
萧：那我们看到阜阳市中级法院去接受这个案子时，相当于是承认了张西德有权利去告陈桂隶夫妇对不对？
李：应该说他把这个案子本身的性质变成了私人侵权的案子来处理，这也正是作者夫妇(被告)的律师所强调这是不应该的，因此在这里提出来一点关于起诉人合法身份的问题。但是这个在当时被法官驳回。这其中包含了很深远的意义，一个是在法学意义上讲，公众人物是不是应该受到群众的监督？另外一个是在法律上是不是应该增设这一条。我想这个案子在法律上应该有所讨论和发展。
萧：而另外一个是张西德本身现在是阜阳市政协副主席，而且他儿子又是阜阳市中级法院的法官，应该回避这件事？
李：那是很明显的事，实际上阜阳市的法院应该没有资格审理这个案子。张西德本身是阜阳市的官员、他是阜阳市的政协，而且官官相护在中国是一个特点、一个特殊的现象。
萧：让我想起黄金高的案子。
李：完全是一环扣一环、盘根错节的关系，应该是没有资格审理这个案子。另外张西德的儿子又是阜阳市法院的法官，出于这两种具体的原因，阜阳市法院应该要回避的。那么再从更高一层来看，阜阳市法院本身不是司法独立的部分，而是政府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此政府审政府，把政府的官员在政府自己来审自己，就是裁判自己来审裁判、球员自己审球员，这样的球赛那是没有裁判的公正性可言。
萧：看那个张西德请来的证人都是公安人员，当时的执法人员，他们来提供证据说当时他们没有欺压农民，这好像也是自说自话。
李：那是更可笑滑稽之事，那就好像是威武山上的黑帮头请了各路堂主来说“吾王万岁”，或是一个小偷的帮主叫底下这帮小头目来评评帮主做得怎么样，这是一件非常可笑的事。你自己当官的底下就是一个盘根错节的犯罪集团性质的一群人，这一群人互相作证没有犯罪。公安局长就是当时直接参与抓农民上访的人物，再用他们来证明张西德是对的，不仅没有说服力，也证明中国司法界是黑暗的。
萧：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在法庭外面聚集了很多农民声援陈桂隶夫妇，那你看农民的声援会使法庭在决策上重新考虑这个案子吗？或有可能使高层介入这个案子？
李：中国高层的话，这农民几次上访，到目前为止，作者的律师也想藉这个机会来向高层反映、向公众反映然后反映到高层。胡温的政策主要是亲民政策，如果这个案子不能得到正确伸张的话，不但对农民是重大的打击，也是对伸张正义的重大打击，认为胡温新政—亲民政策是假的。这个问题要看胡温如何来解决，但是即使胡温能够插手，实际上也是非常偶然的，而不是透过司法独立、法治角度来解决，是偶然的由上面插手而能解决，还是在官场上由上面层层下来的，这个问题解决了也是偶然的，不能够带动中国全面走向法治。
萧：这个让我们连想到这么多人受了冤屈上访，中国人民几千年来习惯于受了冤屈就上访或向县太爷告告状，这种方式是不是也需要新的改善？
李：实际上如果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农民历来都有拦官告状，盼望清官能为他作主，这个在中国古代确实起到作用，这种告状形式得到一个实权的官为他们作主马上处理，马上就能伸冤、马上就审理，马上作出判断。但1949年以后中国政府采取了这个形式，但是把这个实质扣掉了。
萧：反而不如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了。
李：现在整个的信访系统除了国务院中办、农办，只有在中央有这个机构，中央以下没有，而这个机构本身又不是实权机构，最多只是将情况反映到有关部门，反映怎么反映？它不是直接解决问题，而是层层批下去，最后这个材料很可能落到当时打击报复、制造这些冤案的官员手里。这个案子就是这样，当时几个农民写信给江泽民，他们花了两年的积蓄打了个电报给江泽民，真的是发出去了，但最后的结果是这封信层层转下来，最后转到了张西德手上。张西德说他掉了胳膊也得把他们整下去。从上面的情形看江泽民根本不管这个案子。因为他本身也是像张西德这样的官层层做上来的。他如果真正做这个事情的话，今天也就不会发生去做糟蹋老百姓的事，这个上访制度共产党自49年以来是名存实亡，而且起到花瓶的作用。
萧：张西德本来也没接受采访，但自告了陈桂隶夫妇之后，他接受采访时说他是临泉县做的最好的县委书记。
李：他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他自己这么说，可没人会相信，包括记者也不会相信他。他说他对临泉县做了很大的贡献，但我从整个材料中看不出他做了什么贡献。他的贡献就是他动用所有警察的力量、村里的治安力量，我调动所有的人，就是要把上访的民众打下去，让你知道我的厉害，主要精力都用在防止农民上访。
萧：在他任上临泉县还是国家级的贫困县，没有任何改善。
李：是呀!他不但没有改善，还把他的精力用在防止农民上访，如果上访就要采取种种方式把他们压制下来，他的微观思路不是我要怎么样把县治好，怎么让民众拥护他、当要离开时百姓舍不得他走。但是当他走时，就有几百个农民围着要揍他。他走时就是这样，你想他有啥贡献，没有什么贡献。
萧：这个案子好像一个窗口，是中国的司法系统与一个受了冤屈的农民在对抗。
李：好像一个农民代表与一个贪官污吏代表的决斗，我们看到前一阵子在上海的郑恩宠案件，当时是定一个罪名，但你现在找不到他任何差错，只能在其所作所为是否违反在现行名誉等等这方面。这个方面来讲，如果能公正审理的话，张西德只会败诉的。
萧：那我们也看到只允许25名农民上法庭旁听，而总共名额有140几个名额，这个案子能否受到公正审理值得关注。
今天因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谈到这，各位观众感谢您们收看今天的热点互动。这个案子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因为他牵扯中国几亿农民，能不能使他们的冤屈得到伸张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