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互动七百五十九期】费良勇、彭小明谈民运心路历程

【新唐人】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您收看《热点互动》节目,我是主持人林晓旭,大家知道,在中国大陆从事民运或者维权工作必须承受直接的压力或者是迫害,在海外长期从事民运工作,也是一个艰钜的工作。

在今天节目里,我们请来两位嘉宾,一位是费良勇先生,他是民主中国阵线的主席;另外一位嘉宾是彭小明先生,他是全德学生学者联合会的主席,他们在德国从事民运工作已经十几年了。那么在今天节目里,我非常有幸能够请到他们来谈一谈他们在海外从事民运的心路历程。

两位嘉宾,欢迎来到我们节目中,首先请问费良勇先生,我知道您来到德国是1987年,那么是什么样的机缘使您决定投身到民运工作呢?

费良勇:首先对海外民运有所了解的话,是我在临出国前,国安部给我放了一部电影,介绍了海外的反动组织“民主中国团结联盟”,简称是“民联”,说他们办了一个反动刊物叫《中国之春》,要我们谨防这样的反动组织和刊物。

主持人:激起你的好奇。

费良勇:激起我的好奇,所以到了慕尼黑不久,我就去问他们,不久就如愿以偿,去找到了《中国之春》,那我就看了《中国之春》,但最早看一些自由民主的信息是在清华大学的时候,我当时读了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宣言,但真正读到中文的海外民运东西就是从《中国之春》开始。

那个时候有些文章我觉得写的很好,我就在慕尼黑大学复印一些,悄悄放到一些朋友的信箱里面,其实那个时候现在看已经开始,但不是公开的在反对中共专制。

那么在1989年,反共产专制的那种其实当时还是叫反腐败、反官僚的运动,这个学生运动开始以后,那我就比较关注中国大陆发生的事情,当时我的学习研究真的很忙,到了周末才看一下,后来到了四月份,情况就越来越紧张了,后来北京宣布戒严,我就预感到共产党可能动手杀人。

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跟慕尼黑另外几位朋友商量,我说我们应该想办法阻止共产党杀人,应该想办法推动中国的民主化,所以我们当时就联络了40多个城市的中国留学生,当时中国人很少,联系了几百个中国留学生以后,我们就到中共驻德国大使馆去请愿。

当时没说是抗议,就说是请愿,希望大使馆的官员同政府协商,就是要求政府同学生协商对话,不要就是说用暴力镇压学生,希望他们能够马上宣布结束军管,取消戒严。

但是没多久,还是发生了六四惨案,在这种情况下,那我当然就在慕尼黑组织的一些抗议活动,最多的一次有一万多人。

主持人:相当大规模。

费良勇:还有一次,我们还跟德国朋友一块儿有数千人,用汉字摆了“人权”两个大字,就人权两个中文字,这样一来就是说,共产党的话就来找我了,有的是普查以后,有些是很快就转向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要求我认错,说是那个党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而且他们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人大派了几个教授来游说学生,但游说到慕尼黑的时候,我跟他们提了21个问题,他们竟然一个问题都不敢正面回答,弄得他们很尴尬。

当时因为参加这个活动的学生很多,在看他们怎么答,他们不敢说,有些教授还是有正义感的,我认为他们不敢说话,但对方一出口就遭到我的反驳,弄得他们很尴尬。那么后来,共产党花了很多功夫,希望来说服我,还动员我国内的研究院、清华大学,还有一些亲戚朋友,包括我的兄弟姊妹,希望我转向。

主持人:都来做说服工作,那您就顶的这方面的压力?

费良勇:对,我就跟他说我没有错,要错的是中国政府,后来我的护照就需要延了,它不跟我延长护照,那我便把我的护照吊销了,吊销的时候,它们说只要我认错,它们可以给我护照。

我当时的回答说,如果你邓小平、李鹏向人民道歉,那我还可以原谅你们,但是我本人是没有错的,在反对六四错杀这点上,我费良勇绝对没有错,我对的起中国人民。

在这种情况下,它们看还是不能说服我,后来还做过很多工作。

主持人:您刚才那句话我觉得是相当精辟的,就说能够在大使馆直接跟他们讲,你要中央领导人认错,当时应该是满令人震惊的一件事情。

费良勇:对,一般人不敢说。

主持人:我想问问彭先生,对您来说是不是89六四以来,也是一个转折点?

彭小明:是的,因为当时我87年来到德国以后,那个时候没有参加什么民运活动,但是我已经发现有…,跟他一样,就是有一种《中国之春》这样的刊物,那么我也开始阅读。

那么4月15号开始就是不要悼念胡耀邦那个事情出来以后,我就开始关注,参加示威游行,我们跟国内的同学是一样的,参加示威游行,希望就是反对官僚、要求改革,这些都是一样的。

结果后来六四开枪了,我记得开枪的那一天晚上,我们同学坐在一起,就是痛哭流涕,那么后来就是,大家都觉得这个是,中国政府是伤天害理的,但是大使馆很快的就是说,本来这个大使还来接见同学的,可是他回去一个月以后就变了。

主持人:坚持政府立场了。

彭小明:对,那么后来就是说,我后来在报纸做记者,那么又在中文学校当老师,这个时候我就在报纸上写了一篇文章,就评论的时候就讲了这个问题。

讲了这个问题以后,就直接点名邓小平、李鹏、杨尚昆是杀人凶手,这下就捅了马蜂窝了,使馆的干部姓包的,他就来说:彭小明,你必须检讨,你必须向党委检讨,叫我到使馆去。

那么我说为什么要检讨,他说你这是恶毒攻击党中央和国家领导人,那我说我记得我大哥一九五八年的时候打成右派了,二十一年以后才给他平反,我说你这样做恐怕又过了几年后要给我平反,何必要这样做呢,他说你态度不好。

那么后来他就威胁,这个时候威胁就是说,像他那个时候威胁一样,就说你这样下去你将来回国有问题,还有就是说我们要通过我们的力量,让所有的报社不接受你的稿件,而且就是进一步叫中文学校把我的开除掉。

主持人:这个手段就比较残酷了。

彭小明:对,那这样子的话后来我就觉得我不能退,我就说你哪怕你这样子做,我也不写这个检讨,那他说好,就绷的很厉害,结果这中文学校在它使馆的压力下,就把我开除掉。

开除掉,德国有一个法律,就是说一个劳工、一个劳动者,被无理的解雇的话,他是可以到劳工法庭去告的,那我就去告了。

当然这个时候也得到就是说“民阵”、“学联”给我支持,结果告下来以后,就是对方是失败的,那么很多电视台记者都打电话到大使馆,就说为什么干预学校的人事问题,为什么干预教学自由,为什么干预新闻自由,那么大使馆也弄的就说:无可奉告,无可奉告这样子。

而且官员本人,也被外交部提前召回,因为他这样就是暴露了中国大使馆干预新闻自由,干预言论自由的这种丑恶面貌。

主持人:搬起石头砸自己这次。

彭小明: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说他们在德国至少对于民运这种言论或者行动就感到害怕了。

主持人:那在这个过程中,你们俩个人就是说,你可能当时护照没有办法延续,您是工作有可能丢掉,那您当时您的家人对这件事情是怎么样一个态度呢?

费良勇:我太太还是支持我的工作的,就是说她原来在国内也是很胆小,很怕共产党,那我在国内有时聊天的时候,就谈到共产党的腐败,竟然有人打小报告,就打到我研究院去,我在研究院当时就是标兵,每一年批先进工作者我都排在第一位。

所以,不过研究院还是比较好,他们都来跟我谈说你叫你先生在外面不要批评政府怎么样,但是,在六四惨案发生的时候,我太太正好在北京,因为当时我已经办了邀请她到德国来,我当时在念书所以她可以来陪读,那她来的时候就是住在北京南礼士路核工业部招待所。

在这儿就经历了六四大屠杀,她也看到了共产党的那种残暴,所以出来以后,她当时亲自经历了六四惨案的见证人,所以当时的德国电台,电视台、报社都采访了她,她也在慕尼黑文化中心做过报导,这年来后来我参与了民主运动,她原则上都是支持的。

主持人:她自己亲自见证六四,那您太太当时怎么样的呢?

彭小明:我太太她也本来是不太关心,那就是只管管理家庭、挣钱,那么后来因为突如其来的被开除掉了,那么好像这种手段就是说通过这种把你的,打破你的饭碗,威胁你的生计,然后要你就范,就是我太太脾气比较倔,她就说我就不相信,这样来压我们,我就拉扯不大我的孩子,她就这样说。

主持人:蛮有骨气。

彭小明:对,那这样子的话,我心里也比较踏实,那我们就说我们不怕,那么他如果不讲道理,我们懂得什么是做人的原则,我们不能因为这样子就向他屈服低头,那这样子我们就坚持下来了。

主持人:所以这段经历是非常难忘,当时可以说很多人在这过程中,可能选择了必需跟政府一致,像现在写悔过书一样,我们跟政府保持一致。

那么在后来的日子里面,你们长期坚持这个民运的工作,那我觉得考验也是另外一方面,是不是也比如说中共有时候会派一些特务进行分裂、瓦解,海外民运也经历了风风雨雨。

那么在这过程中,你们有没有什么样比较深刻的印象,有什么心得可以分享一下。

费良勇:海外民运确实遭到共产党很大的破坏,但是参与海外民运的一些人士,因为从小受共产党的教育,虽然对共产专制不满,但是他们受到共产文化的那种熏陶,也充满了共产党的那种斗争哲学,也把他拿到民运里边来,所以这就产生了一九九三年“民阵”和“民联”革命失败。

这次事件对我的刺激很大,我觉得中国民族运动实在是太艰难了,而且在那以后,民主运动就跌入低谷,很多很优秀的人士都退出去了,那么坚持民主运动的人确实是就越来越少,到最近两年情况又有所转变,原来离队的朋友现在又有一些回来了。

主持人:好,两位嘉宾因为时间关系这一期我们只能谈到这儿,在下一期的节目里,请你们继续跟我们的观众分享一下你们从事民运的心路历程。好,各位观众感谢您收看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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