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所搬迁
这是30年前的事了，也就是1975年左右的事情。
我们的研究所从胜利村搬到八百响，钻井指挥部总部的所在地。这个搬迁将研究所一部分技术人员的家扔在离工作地50华里外的小村庄里。
从胜利村到八百响，唯一的交通工具是12路公共汽车。大庆的公共汽车不收费，但是服务非常差。每天早上6点发第一辆车开往八百响，以后每小时一辆。从总站到八百响车行大约一小时，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赶上6时或者7时发的车，是能够赶上8时上班的。但是实际上没有人不迟到，有时候甚至到中午才赶到办公室。
这是怎么回事呢？大庆的公共汽车有一个坏毛病，如果这个站无人下站，司机基本上不停。胜利村是个小站，很多时候没有人下车，所以不停的可能很大。但这还不是最坏的，即便有人下车，如果车已比较挤或者司机心情不好，他往往开过站很远后才停车。将车上的人迅速放下后，不等站上等车的人赶到，就赶忙开走了。一到这种时候，在站上等车的人就拚命向前跑，如果赶在车开前到了，就上去了。这些技术人员大都在40以上，每一次这样跑完都是气喘吁吁，脸色苍白。有时候虽然跑到了，但是车太挤，上不去，就一只手抓住车门，一只脚踩在车台阶的边上，车门无法关上，车走不了，僵持不下，司机等得不耐烦了，照样开车。这是极其危险的。而我们就经常这样去上班的。能够这样搭上车，还算运气，最倒霉的时候，在车站上等五，六小时都无法上车。
想起那些在中国北方冬天的寒风中等车的日子，我今天仍感到不寒而栗，那真是艰难的日子。记得81年我初到美国，导师去机场接我。上了车后，导师要我接上安全皮带，当时很有鸡犬升天之感。一个声音在心里对我说，你现在才是一个人了，我脑子中浮起我一只手抓住车门，一只脚踩在车台阶的边上，车门开着，车在飞跑的情景。
研究所的党书记刘鬼子（大家背后都这么叫他，以至于我今天记不得他的真名了），不允许我们每天这样迟到，就勒令住在胜利村的人，必须住在单身宿舍，每周六回去一次（当时每周工作六天）。在八百响分到房子的人，都是党员和突出政治的人，而被留在胜利村的人，才是研究所的技术主力和老工程师。仗着自己的实力，所以一场与刘鬼子的战争开始了。
这是一场毅力和耐心的马拉松战，拒绝住单身宿舍的人在刘鬼子的压力下从20人左右愈来愈减少，最后只剩下一半。过了几天又调到其他单位去了二、三个人，只有六、七个人了。这些人既没有本领调走，又不肯屈服，用刘鬼子的话说是粪坑里的屎克郎，又臭又硬。刘鬼子警告说要当心犯政治错误。那时候每天下午5点下班，晚上7点～9点政治学习，这个政治学习比工作还要重要，长期不参加政治学习已经构成罪名。
我问李ＸＸ，最坚决的抵抗者，下面怎么办。他说：“看不惯老子，让老子走，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但是调走哪是这么容易的事，必须送礼和求人帮忙。李ＸＸ是研究所技术尖子，为人耿直，从不附趋权势，我不相信他会低三下四的去求人的，所以他的调走是实现不了的空话。
可是这样顶下去，真是很痛苦。每天日头当午了，象贼一样走进办公室的时候，大家的目光就像刺刀盯着你。加上我政治历史还有问题，极有可能被当作鸡选择出来，杀了吓猴子。我每天忧心忡忡，压力很大，不得不想其他方法了。
二、给刘鬼子送礼
研究所盛传刘鬼子很贪婪，只要送礼事情就好办。我问狗头军师老鲍，这个传说是真是假？如果是假的，去送礼，被扣上一顶腐蚀革命干部的帽子，不就弄巧成拙了吗？老鲍眼睛中闪过一丝狡黠的光芒说，“如果是真的，我倒愿意给他送些东西，化些小钱，不找麻烦了，日子好过多了，何乐而不为”。我想这小子肯定已经送了，怪不到每天在办公室一付有恃无恐的样子，我决定送礼。
我已经记不得给刘鬼子送的什么礼了，但那笔礼对于我当时菲薄的工资（560大毛），一定是很可观的一笔大财。因为妻子叫着说“人家送礼都是装样子，那有你这么送的。”我提着一个小包象做贼一样，在刘鬼子的办公室门前绕了半天圈子，心里想着各种可能，他将包扔出来怎么办？万一正在送的时候，外面进来人怎么办？……我终于鼓足勇气进去了。使我喜出望外的是，我从来也没有见过刘鬼子这样和颜悦色、这样通晓人情。会见是在非常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以至于我今天回想起来，也无法将刘鬼子作为一个贪官去痛恨。
也不知是礼的作用、还是我作为一个倔驴对刘鬼子表示的尊敬感动了他，刘鬼子对我的态度好多了。最重要的是，我们心里有了一份默契：我们是朋友。我再也不用担心来自党的可能伤害了。我想起狗头军师老鲍的话，觉得真是合算买卖。
我终于向刘鬼子提出来要搬到八百响。刘鬼子说确实没有房子。我说我可以住堆货场那个破仓库。那是一间放一个床后，就没有多少空间的小房子，如果那还能叫房子的话。它是用破木板围成的，顶上用油毡纸铺的一个象棚子的堆工具的地方。刘鬼子为难地说，那怎么能住人。我斩钉截铁般地回答我可以住。这不但能够结束我每天清晨在零下几十度的酷寒下等几小时的惊险挤车生活，更重要的是这样保证了我能分到下一批正在盖的房子。刘鬼子沉思了一会儿答应了。
我就在妻子的责备、不情愿和骂声中，与我二岁左右的儿子──小峰─起搬进了这个破烂不堪的地方。当然我们无法做饭，每天到食堂买饭吃。
三、夜间大火
在我们搬到这个地方大约二个月，发生了一件我终身难忘的事情。
那是一个冬天的深夜，我们全家都睡着了。我的睡眠一直是很好的，夜里既不起夜，也不醒，总是一觉到天亮。但是那一天鬼使神差我醒了，否则就没有今天的我、告诉大家这个故事了。我一睁开眼，发现满房都是烟，抬头一看，房顶上一片火红。我一下跳了起来，将孩子抱着就向外面跑，妻子也跟着我从烟里冲了出来。出来后我发现，邻接我们这个仓库房的旁边的板房上已是熊熊大火，火冲到房顶，烧焦了的木头正向下塌。在板房的前面三、四米的地方，蹲着一排乡下来大庆盖房子的民工。他们静静地蹲在那里，看着燃烧的火，脸上木然，毫无惊恐的表情。我只穿着背心、短裤，气愤地对着他们又跳又叫：“你们为什么不叫我们？”“你们不知道我们住在隔壁吗？”……。但是我所有的愤怒、叫喊都像箭撞到石头上一样毫无反应。他们象木乃伊一动也不动地蹲在那里。我顿时感到我们属于不同星球的人，我的道德、文化、思想使我无法理解他们的冷漠。而且火是他们引起的，他们晚上用一个大铁筒烧原油取暖，铁筒烧红了，慢慢地将铁筒附近的床、被子烧着了，等到他们惊醒的时候，房子里已经到处是火了。
那一刻，我没有时间去想更多的事。我赶紧去到单身宿舍中将职工都叫起来了。有些职工连衣服都顾不得穿，就跑到了着火的地方。这时我小小的家已经陷在熊熊的火焰之中了，没有人去救公家的东西，一个个冲进火中去，帮我抢救那几个锅碗瓢盆。现在看起来也许可笑，但是在那个贫穷的年代里，破家值万金，大家都知道立一个家是多么不易！
火焰熄灭后，人都散去了。我、妻子和孩子面对着一堆被烧焦的水淋淋的破锅烂盆，已经累得快要倒下来了，以至我每走一步、每去拿一件东西都要用出全身的力气。但是我不能休息，也无处休息，在深夜的黑暗中去检拾归纳那些被抢救出来的水淋淋的东西。
我去抓一件东西的时候，黑暗中看不清楚，加上用力过猛，一根木刺从我的一个指头上穿透过去，我立即晕过去了。妻子胆大，将木刺拔了出来。我不知在昏迷中待了多长的时间。当我慢慢从昏迷中回过来的时候，那是一种奇怪的感觉：听到妻子正在叫我的声音如此遥远微弱；看着孩子的脸晃如隔世；看到的这个世界陌生、坚硬、冷飕飕、黑暗和无情。半天后我才想起我是谁，我在什么处境。但是很久后我都不能忘记，那种在昏迷中的状态，诱人、轻松、无忧无虑、一切都带着淡淡的纷红、甚至甜蜜……。
我必须顽强，必须面对我面临的世界和站立于命运给我的位置，虽然日子实在艰难。
第二天，刘鬼子下令，将单身宿舍腾空了一间，我们就搬进去了。
四、灵魂的拷问
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几十年，那些生活加在我身上的痛苦和创伤，今天在记忆中已经渐渐淡漠和模糊。但是那些在黑暗中蹲成一排的民工、在火光中映照的他们无表情的脸、以及在冬天的黑夜中只穿着短裤背心愤怒的我、光脚在雪地上又跳又叫地对他们的责备、他们毫无反应的麻木和冷酷，在我脑子中仍然那么清晰。为什么？我与他们素不相识，这绝对不是一种个人的恩怨可以解释的。是自私？是没有道德？是仇恨？我被其中明显的敌意一次次拷问着。我不相信这些农民本性是邪恶的：我相信在他们互相之间，他们可能是一个好的朋友；在他们的家庭里，他们可能是一个好的丈夫；在他们的孩子前，他们可能是一个好父亲。问题在于他们为什么对我，一个不相识的普通大庆职工有这样的敌意呢？甚至看着我们葬身于火海而无动于衷呢？
近年来读史书时，读到黄巢起义时，看到这么一段话：“黄巢率领全军围陈州近一年，数百（一说三千）巨碓，同时开工，成为供应军粮的人肉作坊，流水作业，日夜不辍。将活生生的大批乡民、俘虏，无论男女，不分老幼，悉数纳入巨舂，顷刻磨成肉糜，并称之为‘捣磨寨’。陈州四周的老百姓被吃光了”，其残忍令我极为震撼。黄巢并不是中国历史上的特例。比黄巢更残忍的历史记载比比皆是。例如，“644年阴历9月初九张献忠陷成都，张献忠下令屠城三日。三日过了，停止大杀，仍然每日小杀百余人以树威。欧洲传教士利类斯和安文思二人所着《圣教入川记》记载，张献忠每日杀一、二百，为时一年又五个月，累计杀人十万，亦不算多。”再如“1628年（崇祯元年）陕西的大饥荒弄到人相食的地步，正是这场空前的大灾难拉开了明王朝灭亡的序幕。李自成的大顺军的战马饮的是俘虏的血，马饮惯了血，对水不屑一顾。上了战场，战马一闻到血腥味，奔腾嘶鸣，眼睛发红，简直象狮子一样。”
这种农民起义时的茹毛饮血，令我困惑。我们除了假设中国农民天性的残忍以外，就只能假设在空前严酷的生存条件下极制的不公平造就的一种极制的对抗。我在反复思考后宁愿接受后者。也就是说这种对于不公平的敌意其实在每一个平常的日子里是一直存在的，在那里默默地日积月累。
几十年的生活告诉我，人可以在一起无怨无悔的共同忍受贫穷，但是人很难长期在一起忍受不公平。除非是在铁链枷锁和刺刀下，不得不去忍受强加的不公平。
五、罪源是不公平的制度
我在《找到自己，丢失了中国》（正在写作）一文中这样写道：“当我被社会的大厦压到最底层的时候，我仰望这个压在我身上的巨大怪物，它的充满血腥斗争的顶峰、它的密密麻麻的身子上努力向顶峰爬着的芸芸众生、和那被压在最底层的像我一样在呻吟在挣扎的辱弱生命，令我战粟。”
是的，在这个社会的大厦上，今天已经远离大厦的底层的我，仰望比我高的上层时，对它的贪污、腐化、穷奢极欲仍然无法控制自己的愤怒。我在大庆工作的时候已是脱离“穿着满是窟窿的衣服，在冰雪覆盖的荒原上顶着北风行走的”劳改生活有一些日子了。我也算是一个吃国家饭的技术干部，相对于被农村户口限制在土地上、没有国家粮食和医疗保证、而且必须在统购统销的掠夺政策下以极其低的价格将自己的劳动出卖给国家的农民来说，我也是压在它们身上的那个大厦的一部分。虽然在我的上面，我也被大厦的沉重压得气也喘不过来，但是这些，他们是不可能明白的，我也无法苛求他们明白。他们对我的敌意至少不亚于我对当今贪污腐败官僚的敌意。我想，我不属于他们那个被侮辱、被损害的群体。如果我在那场火中被烧死，他们不会有任何同情和自责，就像我看到那些贪官污吏被送到监狱，不会有任何同情一样。
罪源是不公平的制度。
农民不懂得复杂的道理，不懂得高深的政治经济学，但是他们不会对不公平，对压迫，对歧视，对愚弄不懂。也许是以他们的麻木、他们的迷信、他们的宿命在接受它、忍受它。同时，他们的敌意和对抗也日日在默默地累积。这种敌意和对抗，在一般的日子中，被国家的武装压制在那里，不能象烈火那样燃烧起来。但是一旦灾荒到来、农民无法生存时，亿万农民反正是一死时，他们就会像密密麻麻的蝗虫一样向社会的大厦冲去，虽然一片片，一排排地倒下去，更多的又会涌上来。尽管历史上大部分的农民反抗都会被正式训练过的武装和铁骑镇压下去，但是一旦农民的反抗冲出一个决口和通道的时候，他们就象洪水决堤一样向大地冲去，那些压抑在他们心中千百年的屈辱和不公平也就滚滚地象洪水向文明冲去，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这种愤怒和撕杀，于是中国历史上的茹毛饮血和残忍也就又一次洗涤和震荡中国大地。
但是这种仇恨、洗涤和震荡怎么能够结束不公平？它只是开始了一轮新的不公平而已。中国的历史不就是像一头无理智的野牛在这种压迫和杀戮的轮回中冲撞，找不到出路吗？
是的，一切罪孽不是源自于人的贫穷，不是源自于人的富贵，而是人不能忍受不公平。
穷无罪，富无罪，不公平有罪。
建立在不公平上的稳定和和谐只是一个假象，即便它用刺刀和坦克维持着。正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我锲而不舍地、不可控制地去思索：是不是有这么一个途径？它能给中国带来相对的稳定和和谐，而我30年前的那次小小的惊险只是那个表面上的稳定和和谐的一次小小的网破鱼漏而已。
──原载《新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