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8年7月18日15时，5-12大地震两月祭之际，四川蒲文清女士——在林昭的母亲亲自缴纳子弹费的地方——领取了一份叫《成公武逮通字（2008）》的文件。她的儿子没有在地震中埋藏在废墟里，只是因为对天灾人祸的焦虑，成为天灾之后的人祸的灾民。关于人祸的很多定义和纷争已经抹平，然而，什么样的钢筋水泥继续残酷地压制着蒲文清女士的孩子，这使一切地震后刚刚平静的土地撕裂开来，露出苍凉而真实的脊背。这条信息使我在难过和绝望之余自然想起了杨佳一案。
（二）
从黄先生到杨先生，因果循环中，历史僵硬在佛教的坦白和无望之中。杨案的悲剧之一在于：就在杨采取极端主义行动、而这一行动成为朝野沸点的此时此地，对杨采取极端主义行动的力量毫无悔改地对黄采取着极端主义行动。和平是这样被铲除的。压抑技术的掩映中，闸口区成为2008年网事喧嚣的又一热点。大地震继起俯卧风潮，然后是北京的一位青年的命运成为道德和政治共同的夏季。这是典型的中国故事，由于杨距离我如此之近，这事件给我造成的视觉压力使我总是三缄其口。直到黄先生的悲剧把我从躲藏中拉出来，让我在蠢蠢欲评中，再度恢复沉寂中的心安理得。
（三）
猪肝色中有三种蠢蠢已动的观点应该在杨案面前闭口。首先，如果你不能在当下给定的环境中，给黄先生（以前的杨先生）任何一条维护尊严的可能道路，那你就没有资格反对“激进主义”。任何诚实的人都承认，杨先生在猪一样苟且和侠一样极端之间，没有一条正常人可以选择的道路。这里不是南非，甚至不是对岸。第二、如果你不是杨本人，或者说你没有经历杨所经历的人间地狱，任何和谐主义的高调都属于站着说话不心痛的那类伪者。这伪者中有那几位公共们，正如因真理上无知所以专以在真理上挑刺才能显示自己的信徒一样，他们专以在主义上的矫情和道德上窥阴为业——他们在自己个人生活中，任何一点伤害之后的所有“激进主义”反应和报复，都反对他们公共言论中，因慷他人之慨而伪装的一切“爱心”、“宽容”、“和平”和“自由”。第三、如果你从来没有任何言行抵抗过杨所遭遇的黑暗，仅在杨的行动中宣泄快感，你不过是另外一种看客——此类人从来无心抗暴，同样也从不反省。事实上每个喝彩者都是杨的悲剧的制造者——每一个“我”一直在容忍、顺服并纵容了摧毁杨命运的那种黑暗。喝彩是一种变相的胆怯，另外一种刑场看客——他只盼望别人为自己代言代行。在悲剧中兴高采烈已经是一种传统，血制造出来麻木的种族，又以在悲剧中的兴奋（兴高采烈和幸灾乐祸）自我调节。
（四）
这些喝彩者其实在重复他们深恶痛绝的意识形态，因为过去的喝彩者已在庙堂之上，就是那些正在毁灭杨的“体制”和“体制中人”。与此相关，最应该闭嘴的是审判者，因为他们审判杨的一切理由，都是这个审判体系背后依靠的力量的历史及其精神。这个民族的所有的“枪杆正义”或“射鹿文明”都是杨们建立了，并毁于杨，后杨复哀后杨而已。最后，马姓意识形态则为杨式权力提供了宪法序言，而现代火器对锄头的替代及其垄断无限放大了调节的成本，并将最后的审判拖延为真正最后的审判。所以对杨的审判就是一种自我审判。也许正因为陷入这样的逻辑困境，一方面，以自由和人道为敌的广告只能勉为其难地暂借自由和人道反对自由和人道，另一方面，则要将“删”上升为“杀”的上层建筑，这成为信息时代唯一真实的政治文化。
（五）
杨是一场悲剧，如同生命在给定的环境里就是一场悲剧。他本人绝不是第一作者。永远的走投无路，走投无路也成为了道路。走的人多了，那道路的名字仍然是走投无路。这个悲剧是任何新的主义无法解开的，所有的辩论都是在说谎。这悲剧是没有解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我只能再一次把出路放在十字架上：只有那一位不是看客，在走投无路并只能以杀为出路的所有世代中，他自己死在十字架上，成为悲剧最后的总结和超越。那是唯一化解冤仇的地方。今天，我在这十字架下为那位朋友祷告：我们有一万个理由变成杨佳（靠我自己，我不是杨佳就是看客，甚至成为伤害杨佳的前杨佳），但我们只有一个可能成为门徒——那个理由不是来自历史和经验，更不是来自伪善和精神失常，那个理由叫怜悯，那个怜悯叫恩典。
2008年7月21日
－－转自议报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