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明:民变时代的来临

在最近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中,中国大地接连发生了“6.28瓮安事件”、“7.1杨佳袭警事件”、“7.2张家界爆炸事件”、“7.11浙江玉环事件”、“7.17惠州警民冲突事件”、“7.19云南孟连事件”。在如此短的时间,中国大地频频发生如此多的民众与政府,尤其与代表国家暴力机器的警察的冲突事件,且屡屡酿成血案,这不能不引起关心中国前途命运的国际国内人士的高度关注。从目前情况来看,对此风起云涌民变事件的解读仍然众说纷纭,其中主调多局限于就事论事,或追溯原因,或寻求真相,但对这一系列事件高密度发生的深层社会原因,特别是其所预报的一个“民变时代”的来临,却罕有论及,亦缺乏警醒。

应该说中国近年来的官民冲突已经日益成为社会的主色调,然而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的冲突与以往在表现形式、目的指向、采用手段等等方面却有很大不同。这急需我们通过对这一系列事件的研究,来从中把握这个时代的脉搏。

一、星火正在燎原

要想真切把握这个时代的变化,首先让我们将最近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聚集起来,以便从中看到一幅整体性的社会图景。

1、6.28瓮安事件

6月28日,中国西南部边远省份贵州的瓮安县,因一名叫李树芬的中学生不明原因溺水死亡,警方暂时认定属自杀,强行要求死者家属埋尸,家属与死者同学质疑死因,死者叔叔前去警方讨说法,竟被殴伤入院,最后激起数千学生、民众包围县公安局,与警察发生肢体冲突,双方各有受伤,后来愤怒民众砸烧公安局办公楼与警车,阻止随后受命入城镇压的武警。29日数万民众包围县政府抗议对前一天事件定性为“黑势力操纵的恶性暴乱”,事件进一步恶化。后来政府调集更多武警部队进入县城,实行戒严,局势暂时得到控制。到目前,瓮安当地官僚被免职一批,大批参与抗议的民众被抓。

2、7.1杨佳袭警事件

7月1日,北京市民杨佳持刀进入上海闸北公安分局共杀死6名、杀伤4名男性警察与1名保安,未伤及楼中女性与非警务人员。导致这起恶性事件的原因是2007年10月5日,杨佳到上海旅游时租了一辆自行车,受到闸北警方长达6小时的审问,据说期间还被殴打。之后,杨佳要求闸北警方赔偿,但一直没有结果。最后杨佳以“有些委屈如果要一辈子背在身上,那我宁愿犯法。任何事情,你要给我一个说法,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来注解了自己的行动与这个时代的心声

3、7.2张家界爆炸事件

7月2日上午8时,湖南张家界市永定区西溪坪街道办事处彭家巷社区7组居民田开友,驾驶一辆装有两罐已点燃液化气瓶的农用三轮车,冲进当地办事处院内,在办公楼前发生爆炸,当场造成12人受伤,其中5人伤势较重。起因是田开友家的建筑面临被强拆,在不能接受,但又无力阻止的情况下,田开友选择了对主导强拆的政府基层机构办事处进行报复,随之自己被抓。

4、7.10浙江玉环事件

7月10日晚上,暂住浙江玉环县坎门双龙村的四川籍男子张某,带人到双龙村综治工作站,为其7月9日晚在综治“撞墙受伤之事”讨说法。坎门派出所接警后到现场,以上医院检查为名带张某离开,途中碰到民众阻止,引起冲突,致3名警员受伤,随后23名民众被抓。之后11日、12日、13日,当地民众上千人前去派出所讨说法,几次包围派出所,还砸毁了派出所东面的玻璃。目前局势被控制。

5、7.17惠州警民冲突事件

7月16日,广东惠州博罗县园洲镇一名湖南籍出租摩托车司机(俗称“搭客仔”),因前一天被当地治安员拦截,车主被要求交付两百元才能放行。车主不肯,被带到治安队。17号凌晨,车主在治安队内被人打死。博罗县公安局对死者家属提出私下和解,被家属拒绝。死者数百名同乡与同行因不满当局的处理手法,闻讯陆续赶到并包围了治安队,最后有些民众激愤之下,攻击当地治安员与公安人员,街上四辆警车,两辆治安队车辆及十多辆电单车被破坏,据说有三名公安死亡。当地政府出动大批防暴警察与武警前往镇压,控制局势。

6、7.19云南孟连事件

7月19日,云南潽耳市孟连县胶农,因不满当地政府强迫胶农以低于市面价出卖橡胶给胶厂,胶农与橡胶厂发生纠纷,当地警方前去传唤村民,遭到400多村民包围,引起冲突时,警方开枪打死2名村民,打伤10多名村民,据说警方也有40多人受伤。直到20日,局势仍然没有得到完全控制。

二、冲突事件的特点

从以上不到一个月内所发生的民众直接针对警方与当地政府的冲突事件来看,具有如下一些特点:

1、突发性

从以上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来看,都具有突发性、不可预测性的特点。突发性表现在事前没有预兆,至少对受到冲击的警方与办事处,他们事先并没有对这种事有心理上的准备与现实上的应对。不仅如此,就是事件的主体民众方面,也并没有事先的预设、计划与组织,除了杨佳袭警事件与田开友用煤气炸办事处事件,有个人为讨说法而事先做的一点准备──暴力工具(刀具、煤气)外,别的什么准备也没有看到。从这种粗简的工具准备,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他们也是一时冲动而率性为之,即同样是在一种情绪突发因素下引发的事件。至于另外几件群体性事件,事件主体的民众──当事人,事先根本就不知道会发生那么多在相同时间、相同地点、共同协同于一样的行动,也就是说事件都是随机性、突发性的,事先没有任何个人或组织对事件发生进行规划、设计与安排,甚至都完全出乎当事人自身的预料。

2、群体性

以上不到一个月所发生的6起事件,其中4起事件的双方都是群体性参与,事件直接参与人数最多的达三万多人,如瓮安事件,而少的人也有上千人,如孟连事件。而另外两起虽然一方的当事人是个体,但是他所针对的另一方却是群体,导致伤害是群体,整个事件直接相关人也达十几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事件最后的结果得到社会民众普遍的关注与欢呼,在某种程度上杨佳事件甚至比瓮安事件得到更持久而普遍的社会群体性关注,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这些事件的群体性特点。这些接连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不仅表现于事件本身涉及群体,参与双方都是群体,而且是在事件起来之后整个中国社会,乃至整个世界都是群体性参与议论。所以说这种群体性事件具有远比事件本身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基础。这种广泛的社会群体基础就预示着这种事件有着社会普遍性、必然性的特点。

3、目的性

从以上6起事件来看,事件的主体民众一方行动的目的极其明确。虽然这种行动起来时没有计划与不可预测,但那种明确的目标指向却似久已酝酿成熟,或者商议妥当的。这种行动偶然与目标的必然,行动的突发与目标指向的高度认同,形成了一种外在行动与内在诉求的不自洽性,但是正是这种看似矛盾的东西彰显出了历史的偶然与必然。这些群体事件无一例外地都是民众将怒火直指权力统治一方,并对权力统治的直接行使者──警方与基层政府进行冲击。从事件的直接表现来看,带有报复性的发泄,与对具体事件公正处理的诉求。导致这种需要通过暴力性来表达的诉求,说明民众压制已久,并且没有其它表达途径,最后不得不以此形式来寻求解决。由这些事件,我们可以看到导致这种事件的深层目的是公民权利对政府权力的反抗,是公民个体权利受到侵害找不到申诉与讨还途径,且到了无可忍耐的临界点时的爆发。事件终极诉求就是权利的维护与正义的捍卫!

4、暴力性

以上这些事件都带有较浓厚的暴力性色彩,在事件过程中都出现了人员伤亡,造成了个体生命的消失与家庭的悲剧。事件起来时的突发性,相伴而行的是暴力性,当然这种暴力的直接诱因无一不是公共权力方因行使权力不当,造成一种对公民个体权利直接性的挑衅与施暴而激起的。民众在事件中无论是个体,如杨佳与田开友起来选择抗争,还是群体如贵州瓮安、云南孟连、浙江玉环,广东惠州都是在和平、法律途径用过无效后被迫作出一种随机性没有选择下的选择。事件过程中的手段虽然带有血腥,但都还不是无底线的暴力,是在前面所言明确目标下有程度控制性的暴力。事件的破坏性也仅仅指向施暴一方的警员与政府。

5、克制性

以上所有事件都表现出极大的理性与克制特点。杨佳在那样悲愤、绝望下选择刺杀警员,但在楼中没有伤一个女警与前来办事的无辜者,这是一种高度的克制;同样田开友用煤气冲入办事处,那也是针对性明确,实施范围克制;至于另外四起群体事件,在那么多人参与的情况下,从官方媒体披露情况来看,也没有破坏与事件不相关人员的生命与财产。这种无论个体方克制性的报复,与群体中抗争性的协同与自律,都表现着高度的理性与事件的自控性。即事件始终坚守着正义与目标,没有对社会造成破坏性,更没有完全不择手段对社会性的报复。所以这些事件无疑是反暴力、反强权的,但绝不是反社会、反人类的。

三、群体事件何以“井喷”

群体性事件何以在如此短短的不到一个月中汇集起来,“井喷”而出呢?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必然的规律?

当然不可否认有巧合的成分,但显然巧合之后是必然的主宰。

在这么短的时间,从东到西这么大的范围,发生彼此没有任何直接性联系,而又在本质上高度一致,表现形式上极其相似的事件,那能不是巧合吗?当年孙中山先生领导各地起义反抗满清王朝时,也没有达到这么高密度与大范围的协调。就此而言,这只能说是巧合与偶然。

然而这种巧合与偶然的背后却被深层的必然主宰着。这种主宰事件的必然与规律就是中国社会的深层矛盾,对于这种矛盾我们可以通过事件原因的追溯来揭示。

1、导致群体事件“井喷”的直接原因——权利受到侵害

以上6起事件无一不是公共权力直接造成了对个体权利的侵害。瓮安事件如果最初孩子死亡原因检查,公安机关与死者亲友存在争议时,还不能直接明确代表公权力的警方存在侵害公民权利的话,那么后来强迫下葬与殴打死者亲人,那就是公权力赤裸裸的施暴,直接侵害公民权利。结果事件发展由追问真相到声讨公权,讨还正义上;同样浙江玉环事件,一个外来打工常受欺凌的弱势者,在被抓到治安队中,头部撞墙受伤,这对稍有中国常识的人完全可以想像到是怎么回事。在第二天他与几个老乡前去讨说法时,竟然被警方带走。这个过程虽然后来官媒披露时用了很多掩盖的词,但在中国生活的任何一个稍有理智的人都能明白,那就是治安队打了民工,民工不服上门讨说法,治安队又让警方想对他进一步实施控制,由此招致当地同病相怜的民工义愤,于是起而攻击警方。这也是件从头到尾公权暴力侵害民权,导致民众抗争的事件。云南孟连事件,由于当地政府与财团勾结,以政策强制胶农卖胶给当地企业,这应该说在中国也是个很普遍的情况,多年来南方就发生过种甘蔗的地区为了保护本地糖厂利益,政府出面强迫蔗农卖甘蔗给当地糖厂的事。这次孟连也只是公权固有侵害民权本性的延续。当胶农不满时,警方还介入要抓捕胶农,这下就触动了多年积下的不满,胶农感到自己利益受损下人身安全也没有保障,于是就群起而攻,作最后捍卫。广东惠州事件,当地治安员随意的罚款,在遭到拒绝后进而将人关押殴打致死,当然这种无法无天的事在中国也不是罕见。惠州这一次最后招致湖南老乡的群起抗争,追打当地治安人员与公安,那也是积怨已久的爆发,是对自身生命权威胁下的一种本能捍卫。所以从整个这些事件来看,都是公权力在侵害公民权利时没有留给公民最后的一点安全保障,直至激起民变。

至于杨佳与田开友两位,那是个体权利在受到侵害后,他们曾经努力通过现行政策与法律想讨还一个说法,但却在多方努力后一无所获,最后绝望透顶,这正如杨佳自己所言,“你不给我个说法,我就只好给你个说法”了。

由以上可见,这些群体事件都是公权力侵害了个体公民权利,并且社会统治机制没有提供起一个维护、申诉、讨还自己权利的机制,不仅如此,这些试图维护、讨还自己权利的民众还常常面临更进一步的被侵害,直至人身自由与生命安全都面临直接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公民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延续长久的忍耐,听任自身权利被侵害,要么就只有选择反抗,这种情况就是鲁迅先生半个多世纪前所说的:“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暴发,就在沉默中灭亡”的两极性选择。这种横亘于民众面前别无二样的选择,事实上也就决定着民众唯有走向暴发!因为毕竟暴发还有希望,而沉默却只有灭亡!

2、世界文明发展的必然规律──民权意识确立

让人不能不追问的是,难道今天才是公权侵害了民权?否则为什么今天才出现这么多的群体性事件?
如果仅仅从今天群体性事件的井喷来得出今日中国社会公权对个体公民权利的侵害加剧的结论的话,那显然是不当的。正如一个行将死亡的病人,你不能说他就在死亡前一刻才出现病一样。群体事件井喷只是病者死亡前的征兆,而不是说明病者那时才得病。中国社会可以说早已病入膏肓,公共权力对个体权利的侵害由来以久,甚至可以说从来如此。那么为什么近年来群体事件才会出来井喷?是否这意味着近年有更进一步恶化、严重的趋势呢?客观地说,我认为近年来整体性公权对民权的侵害要比以往有所改善,当然这不排除局部地区、或某个领域的恶化。那么既然总体性有所改善,为什么反而会出现群体事件井喷呢?对此我想应该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大势来看。

中国民众并不是“不识好”的公民,他们非常懂得感恩,甚至到了无端感恩的程度,既然如此,总体性有所改善的现实为什么反而迎来了群体事件的井喷?究其原因就是两个不配套:其一,这种整体性有所改善与社会现实发展不配套;其二,整体性有所改善与民众要求意愿不配套。

中国今天的历史发展已经不是个闭关锁国的时代了,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民众了解世界的途径日益扩大,那种单靠欺骗与愚弄来维持统治的方式显然不行了。随着民众不断获得的信息,民权意识在民众中普遍复苏,对自身权利观念日益确立起来,这种与人类普世文明相接的发展意愿日益成为社会的主流,普世价值成为人类固有的共同追求价值。这样这个时代的中国民众日益发现自己权利被侵害与剥夺的事实,对长久一贯延续的固有秩序提出了自己的质疑,并且对捍卫自己权利找到了法律与道德正义的依据。于是民众反抗公权侵害成为一种正义、尊严与受人拥戴、尊敬的事。

这种世界历史发展带来民权意识的确立,从而筑起防御公权侵害的大堤,目前历史延续的泛滥的公权正被日益觉醒的民权分头阻止,这就形成了这个时代民权反抗公权的景光!

对此,中国著名宪政学者张祖桦先生在《你拿什么来抗拒民权?》一文中精辟地概括为:一、民主化的时代: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席卷全球,势难阻挡。从西欧到苏东到南美到非洲到亚洲,要求民主、申张民权的声势一浪高过一浪,颜色革命的骨牌效应持续发酵,连中南海的高参也在高唱“民主是个好东西”,你拿什么来抗拒民权?二、互联网的时代:随着网络技术狂飙猛进般地发展、网络媒体的大量诞生、网民快速增长,使得封锁新闻、控制舆论的愚民政策彻底破产;维权群体可以通过网络低成本地将信息迅速地传达到全国和全世界,并可以较为充分地弥补组织资源不足的缺陷,将维权力量集结到一起。三、全球化的时代:信息与经济的全球化打破了国家的藩蓠,使整个人类的利益空前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人权无国界,维权需要国际社会的关注与支持,正义的事业需要互相奥援,人们对此感受得愈来愈真切。

这就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大势,就是人类历史的规律!在这个大势与规律前任何国家与团体只有顺应,而不可逆忤。所以今天以群体性事件井喷为标志的民权兴起,民变云涌时代,正是民权与公权角力时代,是民权要求公权回到自己本位的时代!

所以,中国社会公权侵害民权的现实长久积聚了社会深层爆发的岩浆,而世界历史的发展又不断冲蚀着强压的壳盖,最后岩浆寻得时机井喷而出。这就是今天中国群体事件井喷的逻辑必然。

四、中国社会的走向

从中国社会高密度群体性事件井喷的现实,我们可以预见未来5到10年中国社会的走向。

应该说中国社会群体事件井喷宣示着一个“民变时代的”的到来,这个民变时代以权利诉求为中心,以联合抗争,甚至局部暴力为手段,但总体会以现有法制为博弈的平台,会在理性、良性、持续、稳步推进上展开。

这个民变时代的主导是民间,这个时代对历史重托完成的程度与好坏,根本上也取决于民间健康力量的成长状况。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官权主导社会向民权主导社会转型的五千年大变革时期,也必将是英雄辈出的时期,是产生大英雄的时期(赵紫阳先生语)。这个时代民间自身健康力量的凝聚、成长,与培养自身民间领袖的自觉,是相辅相成的!中国未来整个社会变化的好坏与快慢就决定于民间自身成长的情况!

未来几年中国现有统治集团还肯定想法维持固有的统治模式,以镇压民间为首任,对群体性事件依然是打、杀、堵、压。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民间不会在这种状况下再回复沉默,民不畏死下的抗争将风起云涌。在这种抗争中,民间会涌现一批杰出的领袖人物,民间力量也会在打压的严酷环境逼迫下走向融合。

若以5年为考量期,前5年中国民间依然是弱势、被动的反抗期,但也是民间力量的黄金酝酿期,这个时期甚至没有谈判可言,依然是官僚统治集团说了算,镇压是这个时代的主色调。5年后,中国民间力量会渐次成型,民间与统治集团将进入相持阶段,谈判与协商将成为这个时代的主色调。中国民主转型的真正时代此时才会到来。

当此历史性社会大变局到来时,中国民间力量的历史感与责任自觉是非常重要的!

祈愿中国民间力量早日健康长成

--转自《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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