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12月19日讯】十一月初的江陈会谈引发了台湾社会另一波的冲突与反省，数百位大学生集结台北自由广场，要求马政府修改“集会游行法”，持续逾两周而热情不减。
两周以来，寒风中的台北自由广场，数百位大学生集结，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协会会长陈云林来台过程中警方执法过当，要求政府修改“集会游行法”。这群“野草莓”自许政治立场中立、“不蓝不绿”，他们以学生运动的方式向马政府发声，要求台湾的人权和民主不能打折扣。
陈云林在台期间，台北警方出动万名警力，并有数起执法过当事件，引起争议。十一月六日，大学生们发起行政院前的抗议静坐活动，后到达自由广场，并持续静坐至今。
中共压力下 台湾野草莓萌芽
十一月初的江陈会谈引发了台湾社会另一波的冲突与反省，到底中华民国要如何因应中华人民共和国近来的频频出招，目前马政府的反应，客观说来一直较为被动，许多群众已有所不满。
民众的声音具体反应在抗议活动中，陈云林在台湾期间基本上被抗议声包围，十一月五日民众抗议活动到达高峰，陈云林受困晶华酒店无法出入超过八小时，期间警方与民众发生数起冲突。警方在机场驱离携带国旗的议员、圆山饭店的抗议布条被拆除等，遭到普遍批评。评论指出，警察基于维安需要，可以采取强制措施，但必须符合比例原则，不可侵犯人民的言论和集会自由。
中共极权专制的手段所引发的反弹，不仅在中国大陆每三到四分钟就爆发一起具规模的民众抗暴事件，在台湾，由于中华民国长期遭到中共在国际上无情的打压，民众早已蓄积强烈的不满情绪，当中共官员来台时爆发出来是可以预期的。
野草莓学运在此种不满下应运而生，他们要求，在中共压力下仍应有合理合法的抗议权力，并希望总统马英九、行政院长刘兆玄道歉、警政机关首长下台负责、修改“集会游行法”。
十一月十五日在自由广场，野草莓学生运动全国大会师，并举行牢笼中自囚二十四小时的活动，台南县长苏焕智也到自由广场声援。自囚学生表示，自囚的意义是提醒大家，我们正活在一个更大的牢笼中，无法察觉人权与自由的被剥夺。在现场群众的掌声、歌声与鲜花中，野草莓学生公开呼吁马英九总统：正视人民心声、维护自由民主，带领全民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据估计，在自由广场现场连署支持的民众人数，目前已超过六万人次，学生们为了扩大对社会的影响力，决定走入人群发放传单。
马总统回应学生的诉求，表示十分支持改“集会游行法”为报备制，也希望学生能参与体制内的修法过程，对此，学生表示感谢，也期待能真正在对等、互信的气氛下，以公民身份参与立法院的修法审查会议，并享有发言权。
野百合野草莓 世代传承
从一九八零年代末期开始，台湾社会历经剧烈的变动——解严、解除报禁、党禁，民间各种社会运动蓬勃发展。在这股追求民主、自由的风潮中，大学校园首当其冲，成为自由思想的集散地，充满理想与冲劲的学生也因此站到掀起台湾民主浪潮的最前端。
一九九零年代，李登辉任职总统，国民党领导阶层爆发主流派与非主流派之间的尖锐斗争。与此同时，迁台四十年来从来未曾改选过的国民大会，又自行将任期延长为九年，引起社会不满，台湾各界因此展开抗议，“罢课、罢税、抗税”的呼声不断。另外，民进党党主席及国代赴总统府请愿遭驱离一事也令民怨升高。一九九零年三月十六日，九名台湾大学的学生到中正纪念堂（为今天的自由广场）前静坐抗议，拉出白布条，写着“我们怎能再容忍七百个皇帝的压榨”，为“野百合学运”揭开了序幕。
野百合学生运动人数最多时，有将近六千名大学生集结在中正纪念堂广场静坐抗议，他们提出“解散国民大会”、“废除临时条款”、“召开国是会议”、以及“政经改革时间表”等四大诉求。
野百合学运不但是中华民国政府迁台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学生抗议行动，同时也对台湾从威权统治走向民主政治起到关键性的影响。总统李登辉依照其对学生的承诺，在一九九一年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结束“万年国会”的运作，中华民国自此民主转型成功，台湾社会步入正式的民主时代。
野草莓学运发言人黄郁伦接受记者采访表示，野百合学运对台湾社会的影响深远，当时台湾人民尚受到“中华民国刑法”第一百条“内乱罪”的规范，可能因为政府随意认定其“判乱”而被关押终生，但学长姐们非常勇敢地站了出来，才促成台湾成功民主化，她表示，会效法学长姐的精神，努力为台湾民主发声。
两岸学运对比 六四哀愁仍在
一九七六年毛泽东死亡，中国社会开始在各方面走向改革，如在经济方面引入市场经济概念，政治、社会思想也走向多元。
一九八零年代也是美苏两大强权冷战的最后阶段，尤其戈尔巴乔夫（又译戈巴契夫）上台后，推行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新思维运动，在社会主义国家内产生广泛影响，当然中国也不例外。中国国内开始出现“改革派”，如胡耀邦、赵紫阳，另有学者如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等人，希望推动中国社会民主转型。
一九八零年代末期，中国持续开放并接触西方思想，很多学者及学生公开提倡自由、民主、人权及平等，坚持经济改革必须与政治改革同步进行，一九八八年电视影片《河殇》轰动全国，西方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益发为百姓所向往，这股积极、开放社会氛围随后就酝酿六四天安门运动。
一九八九年，台湾野百合运动的前一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了。
六四事件起因于改革派领袖胡耀邦的猝逝。当时北京各大高校学生发起悼念活动，数日内迅速成为大规模的游行，学生除了要求胡耀邦“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的价值观能在中国得以实现，亦提出反贪污、反官倒、解放报禁、增加教育拨款并提出民主选举部分领导人等要求。
学生们最后集结到天安门广场，五月时发起绝食，学运终于演变成全国各界的示威行动，中共领导阶层的矛盾也日渐尖锐，最终时任总书记赵紫阳下台，北京实施戒严，中共军队集结市郊。
六月三日夜间至六月四日凌晨，中共军队开进北京城，开枪扫射学生与民众，具体死亡人数至今仍难以估计，据信有数千至万人以上。自此，中国大陆民主化进程迟滞不前。
寄语中国大陆学生：要团结
自从六四事件以来，中国大陆学生争取自由民主的运动一直十分低迷，野草莓学运发言人黄郁伦鼓励中国大陆学生团结一心，大家都走出来对抗暴政。她表示，野百合学运时，走出来的学生和民众就是必须面对威权政府对他们的威胁，甚至有生命危险，但因为大家都走出来争取民主自由，众志成城，最终使台湾成功转型。
学生世代其实是中共最害怕的一群，也因此他们遭受最严格的思想箝制。二零零五年三月，中共因为担心《九评共产党》一书在校园BBS中广为流传，下令封锁中国清华大学的BBS站“水木清华”，此后只有清华校内人士可以连线，且必须以真实姓名注册入站。随后，广东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合肥工业大学等校的BBS也遭封锁，高校生的资讯管道遭到严格的管控。
马英九曾多次强调，“六四不平反，统一不能谈”，台湾学生也曾多次以行动纪念与支持中国大陆学生追求民主的精神，二零零八年的现在，台湾野草莓学运再次以坚韧的信念站出来为民主、自由与人权发声，并遥寄自由与希望给中国大陆学生，予他们再次追寻理想的勇气。
──本文转自第98期《新纪元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