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4月14日讯】 细究中国近10余年的社会反抗事件，就会发现社会抗争类型与经济增长模式之间有极强的相关性。从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财富寻宝图上的四大金刚分别是地产、矿产、股市与金融，而农民反抗征地、市民反抗拆迁与环境维权等类型的反抗都与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有关。可以说，中国政府的资源抽取方式决定了公共政策，而公共政策则塑造经济增长的模式，从而决定着社会抗争的类型。
中国经济模式与社会抗争之间的关系
房地产作为中国经济的“龙头产业”，在支撑着地方财政半壁江山的同时，也让约8000万农民失去了土地，让370万户城市居民失去了住房。各地政府为了配合征地拆迁，都出台了相关政府法规，如《XX市城市拆迁管理条例》等。在公共政策保护的合法掠夺下，失地农民与城市拆迁户成为近十余年以来中国两大类抗争主体。
与环境污染有关的社会抗争一直在上升。仅PX专案投产，就在厦门引发市民“集体散步”，在成都引发“和平保城”运动。除了以市民为主体的反污染抗争之外，农民反抗环境污染的抗争也在上升，成为仅次于反抗征地（约30%）与村委会腐败（30%）的第三大类别。而矿难高发则成了山西等煤炭大省的常态，社会矛盾之多使官场高层视“晋官”为畏途。
可以说，近十余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依赖哪几个领域，哪几个领域的社会反抗就非常激烈。而中国政府对其间关系有意视而不见，原因在于其财政收入高度依赖这几大经济领域。 以地方财政对房地产业的依赖为例，上海堪称典型。该市房地产开发专案总销售收入中流向政府的份额最高，为61.84%；企业剩余所占份额最小，只有4.15%。其他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中来自于房地产业的份额约占40%－60%左右。
污染企业的兴旺则与中央经济政策有关。从本世纪开始，中央大力扶植资源型企业以涵养税源，重化类企业大量投产。分析自2005年以来的中国纳税排行榜500强，就会发现这些纳税大户以中央部属重化工企业为主，而石化行业则是中国近年来的污染事件主角。如2005年吉林石化分公司双苯厂是“11·13”爆炸事故及松花江水污染事件的肇事者。重化工业在500强中的突出地位正好彰显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软肋”：能源消耗巨大，污染严重，以中国未来的生存基础换取今天的“繁荣”。
抱薪救火，不如曲突徙薪
为了成功应对“群体性事件”，中央政府加大财力与人力的投入。“公共安全”支出一项今年将增加285亿元人民币，总额高达1,200亿元。继去年底对上千名县委书记进行大规模培训之后，又于今年2月中旬开始对3,080名县级公安局长分批轮训，并派警察各地采风寻找“社会矛盾源头”。但这种防堵策略充其量只算治标之策，从各地方政府仍然坚持的经济发展策略来看，新的社会冲突还将继续产生。
按理说，目前中国目前经济低迷，正好是调整经济结构的时机。但各级政府却继续抱着原来的“财富寻宝图”不放。南京、苏州、常州等地的房地产市场“回暖”有个共同特点，即当地政府都不遗余力地帮房地产商渡过难关，包括对购房者的房款实行财政补贴。与此同时，这些地方政府还不断推出新的土地挂牌交易。山东潍坊市寒亭区政府干脆发布一份红头文件，要求副科级以上干部必须替开发商卖房。各地因征地引发的冲突仍然不断。
一些高污染专案，如列为国家重点专案的成都PX专案也在扫除一切“障碍”，加速兴建。3月28日，一直呼吁四川民众“和平保城”并带头抵制该专案的环保人士谭作人被以“危害国家安全罪”拘留，此举意在震慑民众，迫使他们放弃抵制。
可以说，中国政府维稳的目标与其经济发展模式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仍然以地产为龙头，势必减少耕地、拆除更多的居民住房，让更多的农民失去土地、更多 的城市居民失去住所；而污染企业的遍地开花，则使更多中国人的生存环境恶化。两者都导致产生更多社会矛盾，于是政府只能继续加大财力人力投入以维持“稳 定”――这种恶性循环何时才是个尽头？
与其抱薪救火，不如曲突徙薪。在“四大金刚”尚能寻宝的情况下，决策者即使知道这种经济结构今后会产生问题，但要他们舍弃这条现成的寻宝之路确实相当困 难。但目前正是中国弃旧图新，改变经济发展模式的最好时机。哪怕是条低效却能让民众安宁的发展之路，也比现存的“高效”但却制造了无数社会冲突的高风险发 展模式要好得多。
（原载BBC·点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