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6月21日讯】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因为朱镕基很会向老百姓口袋里掏钱，就被邓小平说成是“懂经济”，乃钦定朱镕基出任了国务院总理。
我在《李逵比朱镕基更懂经济》一文中说过：“朱镕基出任总理后，甫一上台，他就睁着眼珠子瞎说：现在地方集中了过多的财力，致使中央钱袋空空，所以要适当上收财权云云。于是就有嗣后的税收管理体制的‘改革’，即基本否定了胡赵体制‘财政分灶吃饭’的地方利益，却保留了胡赵体制的框架结构。也就是把国税和地税进行拆分，把主要的税收专案全部收进中央的钱袋之中，而把边角零散的税收项目留给了地方……
“当年……各地财政都陷入了入不敷出、寅吃卯粮的窘境之中。各地财政为了拿到胡赵‘分灶吃饭，超额分成’体制的好处，乃连年需要银行协助搞‘财政空转’。即通过银行协助，进行掩耳盗铃的操作，才能拿到较高比例的分成。否则，各地财政就面临着发不出工资的窘迫之中。”
在地方政府“发不出工资”的巨大压力下，乃想方设法，“广开财源”。不管是白猫黑猫，只要能够来钱就是好猫。无论偷摸抢还是坑盟拐骗，只要完成创收任务，都是好官或良吏。因而在那些年份中，苛捐杂税多于牛毛。常常发生拆屋牵牛、破仓杀猪的事情。并时不时闹出逼死人命的惨剧。
针对此况，1999年，中央又出台了“减轻农民负担”的“三提五统”收费政策。笔者所在的全州县，政府乃组织干部和警力，并动员所有教师和公职人员，倾巢出动。浩浩荡荡杀向农村，去向辛酸苦难的农民收取“三提五统”，并搭车加码收取地方政权摊派的各种费用。干部和教师们完不成收款任务，就扣发工资，或给予出身于该村的干部以行政处分……如果哪个村拒绝交纳，就提高该村在读学生的学费标准来弥补。或拒绝该村中小学生报名，或掐断电力供应……
在这些手段的作用下，各乡各村的农民，大多被整治得服服帖帖，乖乖交纳了名目繁多的“三提五统”。
但收费大军来到永岁乡慕霞村公所慕道村时，遇上该村几个有见识的村民，与收费人员论理。收费人员被驳斥得理屈词穷，收款一事自然是无功而返……
全州的蒋姓，以其家乘所载，乃系三国时蜀汉丞相蒋畹的一支后裔，为躲避西晋皇朝的迫害，而移居定居下来的。慕道村全村绝大部分姓蒋，由于历史悠久，该村是远近少有的一个大村庄。目前有村民2000多人。
永岁乡政府在该村收费不成，恼恨异常。认为是该村那几个有见识的人从中作梗阻挠，才造成这样的结果。乃于农历99年11月7日，派出员警和治安队员，于半夜三更摸进该村，企图将参与“跟收费干部论理”的那几个人抓住。
但只秘密抓住了该村的蒋士芬、蒋士行二人。其他几个人，听到情况异常之后，顺利逃脱。因为该村很大，房屋之间巷陌纵横交错，很容易逃脱。
永岁乡政府以为，把几个“领头羊”关了起来，已经起到了震慑作用了。那么再到该村去收款，应该比较顺利了。
第二天（农历99年11月8日），乃由乡长唐、乡武装部长蒋、乡政府党委书记肖、派出所干事某、县工作组成员带队，浩浩荡荡杀进该村开去收款。
他们刚一进村，就听到几声“咣、咣、咣”几声铜锣闷响，并呼喊着“鬼子进村了”作为暗号。于是该村的男女老幼，纷纷从各家涌出。把收款的干部们团团围住。
这时，该村的蒋济松、蒋军球、蒋时斌、蒋士仰等人，不由分说，先把这五个“当官的”捆了起来，将他们捆在村中最大一个祠堂的柱子上。并声言，只有把该村无故被抓的人放出来，才可以放他们回去。
征收三提五统的行动，闹出了如此激烈的反抗，让全州县政府官员很是紧张。生怕暴力和胁迫征收的事情穿帮。乃紧急磋商因应对策……
县政府官员乃紧急出动，派人到该村，与村民谈判。谈判很快取得了结果，并由县政府官员唐继雨、蒋时秀执笔，写下了如下协议：（大意，因为村民所持的《协议》原件，后来派1000多人的军队进村时，被干部特意搜抢走了）
1、三提五统按政策收取，不加码；
2、该村就读学生按政策收费，不与三提五统挂钩；
3、双方放人（我去访问时，村民补充说：当然，大家要求将被抓的两个村民由政府送到村里后，才放出五个被扣押的干部）；
4、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以后概不追究。
村民与政府“交换人质”之后，善良诚实的村民，相信了政府的《协议》和承诺，乃安心下田忙自己的农活去了。
但时隔不久，大约过了一个星期，黄沙河供电站却将该村的电费标准提高了差不多一倍。于是该村民向永岁乡政府的干部反映。得到的答复是：你们派人去与黄沙河变电站协商吧。
于是该村派蒋济松、蒋济能、唐福元、蒋军球（系蒋济松侄儿）到黄沙河供电站去协商电价。他们正与供电站人员争执过程中，永岁乡政府已经派人将供电站包围了起来。将军球年轻眼快，从供电站逃脱。其余三人全部被抓。
后来，县公安局受命派人进村，又把蒋士斌、蒋松英（蒋济松之妻，敲了一次铜锣）、蒋军球、蒋步宽、蒋本燕抓住。还有二人“漏网”，而没有将蒋士行（音hang）、蒋士芬二人抓住。并顺手牵羊，将该村20多名比较敢言的妇女抓去。
由于供电站事件之后，县公安局紧接着就组织员警进村抓捕。村民们再也不敢相信政府的协议和承诺了。官员们感到，两次行动，村民们已经被“打草惊蛇”了。于是派出1000多人的特警部队，半夜三更，将该村围了个严严实实。只准进村，不许外出。并带了很多狼狗，打了十多颗照明弹，把全村照得如同白昼。然后派人进村搜捕。但该晚没有抓着他们要抓的人之后，匆匆撤兵。
后来，蒋士行到附近的港地村亲戚家办丧事时，被乡政府侦知，乃于“当大事”的丧堂上被抓去。
2000年3月3日，全州县法院对慕道村村民进行“开庭审判”。县城出动全副武装的军警进行戒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如临大敌。
慕道村村民赶去旁听，但法院却阻止他们进去旁听。村民们感到冤屈，乃在庭外呼喊“冤枉、冤枉……”。后来，有关官员横蛮下令：“谁喊就抓谁。”当天，该村又有40多名村民被抓，被关押了四十多天，才放出来。
当天，“公开审判”的宣判结果是：
蒋济松，有期徒刑22年；
蒋松英（蒋济松妻子，只是敲了一次铜锣而已），有期徒刑21年；
蒋军球，（蒋济松侄儿）有期徒刑20年；
蒋时斌，有期徒刑15年；
蒋士芬，有期徒刑13年（今年双抢前回乡办身份证被抓）；
蒋士行，有期徒刑12年；
蒋世军，有期徒刑10年；
蒋本燕，有期徒刑8年；
蒋步宽，有期徒刑1.5年（已刑满出狱）；
事隔八年之后，一直在外地打工的蒋士芬，以为风声已过，且现在执行的农业政策，已经远远走在他们当年提出的要求的前面了。自以为没有什么事情了。乃与2007年双抢前回乡办身份证。但全州有关官员却没有忘记他。于是，蒋士芬就在办身份证的地方被捕。
蒋本燕之父蒋加东，对如此荒唐苛重的判决不服，以为是下面的官员一手遮天造成的。乃卖掉生猪，卖掉耕牛，卖掉稻谷等，筹资上京上访和申诉。但他多年上访申诉下来，却是一无所获。他为此把家庭财产变卖得一贫如洗，而只能徒叹奈何。现在七十一岁的蒋加东老人，经过长期劳累，再加上无妄的冤枉和憋屈，已经是贫病交加，奄奄一息。
我问该村村民：“那些为了全村的利益而坐牢的人，村里的人对他们的家人有所关照没有？”村民告诉我：“谁敢公开地表示关心呀？这不是与政府对着干吗！再说村里人都很穷，都是泥菩萨过河。在桂林和雒容服刑的，有人以个人名义去看过他。再远一些的，就没有人去了……”
当时判处上述村民的重刑，由于没有适当的法律条文。这却难不倒全州有关官员。他们于是灵机一动，就以政府当时调动军队包围该村时，附近村民纷纷自发前往探询，从而阻断了桂黄公路黄沙河致全州段的交通为由，说他们“聚众闹市、阻断交通”，来“煽动颠覆某某专政政权”为理由，来“依法判处”上述村民的重刑。
对于这件“葫芦官乱判糊涂案”，素来甘当驯服工具的法院院长，都拒绝在判决书上签字画押。但这丝毫不影响有关官员的“严肃执法”，而把这些可怜的村民纷纷投入大牢。
现在，蒋士行、蒋士斌被关押在骆容监狱六监区，蒋济松被关押在桂林第六监狱，蒋松英被关押在南宁某个监狱里。
笔者之友李志友君，因一九九八年参予组建中国民主党而入狱。他曾与蒋济松是同监舍的难友。前段时间，李志友告诉我说，“蒋济松现在很可怜，监狱的饥饿和劳役，把他折磨得不成人形了。他已经两耳失聪了。要不了多久，他会死在监狱里的。他是你的全州的同乡，你能用什么办法帮帮他吗？”
受朋友托付之重，再说帮助这些悲惨的村民，我责无旁贷。但我现在失业多年，靠写作拿点稿酬来补贴一下“粗茶淡饭”的生活，在经济上帮帮他，我确实感到无能为力，并为此内疚不安。
但中国监狱的惨无人道，中国监狱的黑暗残酷，国人有目共睹。服役犯人成了监狱管理者无需支付工资的奴隶，这是不言自明的常识。
这些不幸的村民遭受如此重判，确实让我们这里的很多人为之愤愤不平。当年，我虽然听说过此案的大致情形，但对于具体的时间、地点、人物等情况，则不甚了了。乃应朋友之托，专门抽出时间，一路询问找到该村。
找到慕道村之后，在两千多人的大村庄内转悠，问了许多村民，当问到其他事情，他们都乐意跟我聊聊。但我一旦把话题切入这桩案件时，村民们则纷纷闭口不言，并脸色发青，心有余悸。后来费了不少周折，才找到一位比较有胆量和有头脑的老人，才为我作了详细的介绍。
我只能尽我所能地把他们的悲惨遭遇报导出来，以期引起人们的关注，以供海内外的热心朋友伸出援助之手。并在此强烈呼吁——尽快释放这些被地方当局构陷的悲惨不幸的村民，还他们人身自由。
回来的路上，每当我回忆起村民们提到此案时惊恐神色，回忆起村民们的冤屈和无奈的悲凉，我在心里流泪。
写于民国96年11月10日
修改定稿于主后2007-11-11
──转自作者文集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