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9月12日讯】（新唐人记者陈汉采访报导）祁永才是南通市港闸区幸福乡幸福村十九组村民，为母亲冤死一事上访12年，被关进精神病院迫害两年零四个月，现在房屋又被强拆至今无家可归。
9月11日祁永才向本台记者讲述了他一家的遭遇，祁母1946年解放战争时期加入地下党，为地下党筹集军费在一个印刷抗币的工厂工作（《抗币风雨录》一书中记载了当时的历史）。文革期间受到迫害，他们一家人不仅没有享受到“老革命”的待遇，平反问题得不到解决，反遭到南通当局市、区、乡、村的重重打压，侵权长达16年之久。
收割的时节，生产队的公有脱粒机不给他们家用，祁永才为了拿到脱粒机差点裹入机器中送命，庄稼只好烂在地里颗粒无收。
为中共九死一生 老了却死难瞑目
2000年5月1日，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80岁老母到南通市政府上访，被乡镇干部截走，气愤之中妈妈跟他们理论。
争执中祁永才的母亲被人狠狠的打了后脑勺，倒在地上血流不止昏死了过去。乡镇干部命人把其送到南通市第一人民医院后命令不许抢救，直接送进太平间，不留后患。
当祁永才兄妹三人过去为母亲结账后，医院开出领尸证明，但乡镇干部却不允许领尸，并聚集了1000多名警察将太平间围得水泄不通，不许任何人接近，僵持长达2个多小时，喧闹声中医院外围观之人不计其数，堵塞了医院门口的主通道。无奈之下他们含泪为母亲买了寿衣领回尸首后穿上。
祁永才说：“政府为了抵赖杀人罪行强行抢走我妈妈的尸体火化，毁尸灭迹，以至我妈妈含冤而逝，不能入土为安。至今我们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骨灰也不知在何处，为中共奉献了青春和血泪。母亲的含冤去世令我一家悲痛欲绝，我为母亲讨回公道，至今落得孤身一人。”
漫漫上访路
南通当局为了赖掉杀人罪行，竟私自定下祁永才的母亲的五大罪状，祁永才不服，开始踏上12年漫漫的上访之路，历经千难万险，九死一生。
为了不留后患政府不择手段，甚至杀人灭口。祁永才在北京上访时，他妹妹曾被港闸政府买凶追杀，用摩托车把她撞伤，幸运的是躲避及时没有造成重伤。
被关进精神病院 受尽折磨
2003年10月8日祁永才到北京上访，被港闸区政府截回南通，关押至港闸区同济医院（精神病医院），10月15日政府12个部门拿出统一对祁的精神病司法鉴定书。2004年3月8日上访被港闸区政府关押至扬州五台山精神病院，家人听说后到医院要人，后又被送至连云港白虎山精神病院，共关押两年零四个月之久。
祁永才：“在连云港白虎山精神病院他们用电击、灌药等手段令我受尽折磨。他们用七个身强力壮的男人撬开我的嘴巴，按头按手按脚，还有的人顶住我的脸颊强行灌药，按压嗓子硬是让我喝下去不准吐出来。由于长期大剂量用药、折磨，我变得神智不清，体态浮肿大量吐血，濒临死亡的边缘，精神病院的医生害怕闹出人命，便由港闸区政府出面交涉，港闸区政府通知家属并要求我的两个妹妹在精神病司法鉴定书签字，承认我是精神病才肯放人。”
祁永才妹妹不肯签字。她说：“他没有精神病，即使有精神病也是我们去鉴定！”政府的人反驳道：“你母亲是被我们共产党打压的，你们要去精神病鉴定也要有我们派人跟着！这是共产党的天下，你哥哥为你母亲伸冤他就是精神病！”两个妹妹不愿哥哥像母亲一样含冤而死，无奈之下签字认定了哥哥是精神病。
祁永才在妹妹的精心照料下身体逐渐好转。一天他问妹妹他是怎么放出来的，妹妹说：“是我们被迫签字承认你是精神病才把你放出来的!”祁永才失声痛哭，搥胸顿足对两个妹妹说：“你们不是救我是在害我，我情愿死在里面也不要你们来救！”兄妹三人抱头痛哭。
祁永才：“因我的身体被迫害，落下病根一直没能去北京上访，只是在南通市级部门上访或者写信到省里要求平反其冤案。因“精神病的名字”，我的告状无人理睬。我就在家里编写了大量的上访材料，把自己多年来寄到各部门的信编成日记，把在北京上访所经过的路程画成了地图，以及我母亲在战争年代运输医药物品所经过的路程也都画成了地图并加上文字说明，大的足足有2米多高，小的是寄到各部门的上访材料。”
厄运接连不断 房子遭强拆
2011年上半年，我所居住的房屋被列为拆迁范围之内，港闸政府带领地痞流氓频繁骚扰，扬言房子一拆就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并说“你死也要在合同上签字”，强迫祁永才签订拆迁公司的霸王拆迁条款。
2011年8月25日夜，港闸区政府派人偷拆了祁永才的房子。
祁永才：“被强拆后我住在妹妹家里，至今地痞流氓仍没有就此罢休，每天到妹妹家敲门骚扰，扔砖翻墙等无赖手段以逼迫我签字画押，使强拆合法化。”
祁永才每天都在惊恐中度过，一是无赖的骚扰，二是随时会被再次送至精神病院遭受迫害。
祁永才：“我的母含冤去世，违法者依然逍遥法外，宪法规定的权利都得不到应有的保障，更不要说赔偿了。制度的缺失，司法不能独立，贪污腐败造成了中国社会的种种悲剧，我的路在何方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