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9月25日讯】毛泽东内心有一种极其偏狭的邪恶心理和犯罪禀赋。他的蛮横性格很有几分秦二世胡亥的昏庸加赵高的恶霸气，他的狡黠心计则带有更多曹操的城府和狡诈。毛之得逞，夺取政权前，是靠搞乱社会秩序，鼓吹暴动、拉起杆子、打家劫舍；取得政权后，则靠搞乱社会风气，毁灭正风，摧毁人们正常的感觉系统和思维系统，摧毁人们的常识和公正的价值判断，以歪风邪气压正气，以荒谬口号和不近人情的种种歪理摧毁正常感觉和判断，以指鹿为马压正直见解，使人莫衷一是，不知如何是好，只能唯他的马首是瞻，于是他肆其所欲。
中共中央犹如黑帮团伙
一九五九年七、八月间的庐山会议，说到底，是毛泽东痞子性格的大得逞。倘若彭德怀提出的问题能够得到正常的、公正的讨论和解决，中国后来的历史则可能走上不同的另一条路，七年后毛泽东策划的那场罪恶的“文革”也就不会发生，刘少奇等党人以及众多知识分子当然也就不会惨死，尽管可能还会出现毛泽东搞的其他形式小动作或大阴谋（毛泽东绝非安分之辈，不甘退居幕后，更不肯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必然惹事生非，拨乱其间），但却不容易成气候了。
在毛的倒行逆施大得逞的整个过程中，有许多帮凶和帮手，诸如康生、林彪、陈伯达、江青等，其他如刘少奇、周恩来、柯庆施等人，亦是不可缺少的重要人物。没有这些高层人物的帮助或合伙，毛泽东不可能犯下如此历史大罪。他们吹捧毛泽东，跟随毛泽东，站在邪恶一边，毫无良知和政治道德，打击正义之士，起到助纣为虐的作用，他们后来都自食其果。对别人不公正，就是对自己不公正，“多行不义必自毙”，古人之言确是不易之论。
庐山长达近两个月的会议，留下许多可疑点。人们读到若干记载，总感到许多东西语焉不详，心生疑惑。诸如：彭德怀等人的观点明显正确，提出的问题皆是人人切身、可见可感的重大事实，态度极为和气，语气极有分寸，而且他致毛泽东那封信是私人之间往来，不过是交换个人看法，却被毛发动全体中央委员批判；刘、周诸人对当时中国经济情况之糟糕，心里极清楚，为何对彭德怀也落井下石、置之死地而后快？毛泽东对经济和国情一窍不通，却混充内行，颐指气使，以打仗的办法指挥中国经济建设，大肆鼓吹“大跃进”“人民公社”“共产风”，造成可怕后果，这是上层人物人人深有所感、看得很清楚的事，为何不趁此良机，支持一身正气的彭德怀，刹住毛氏这股误国势头？他们到底为什么如此委琐昏庸、不辨是非、知白守黑？
一般说来，是非问题是很简单的，可是中国人总是怀疑自己的良知和感觉。这是中国当代病态政治、阴谋政治给人们造成的心灵疑惑，使人们的理智与感觉分裂。凡是不情之事，必有大奸伪。中国当代政界的怪异现象之一就是：是非很简单，人事却不简单，而且一切均在黑幕中。这就使外界的人很难理解中国政界之事。庐山会议也如此，它的真面目并不神秘，更不高尚，而是非常低级、世俗，如同黑帮团伙。
李锐的《庐山会议纪实》（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一九九三年第一版）一书，留下珍贵史料，许多蛛丝马迹，皆从中透露。其中，最有价值的是会议记录，特别是两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记录。发言者的面部表情、声音色调、手势动作，虽未见描述，却有如目睹，那些发言本身已将各自肚肠、潜在欲望、心中症结乃至灵魂，勾勒得极为生动、深刻。历史和政治，正是在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关系、不可明说的自私心理、隐秘欲望、躲躲闪闪的言语作用下发生并且产生重大结果。
这次庐山会议，原本不过是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诸人同毛泽东的一场争论，却莫名其妙转化为历史恩怨、人事关系问题，人人招唤心中的仇神上来撕咬，显现毛泽东时代政治之贬君子亲奸佞特色，庸俗的人事关系完全淹没了事物本身的是与非、正义与邪恶性质。悲剧和冤案，正是这种政治的必然产物，时至今日，中共还在大肆逮捕提出民主和建党要求的人士，仍在不遗余力从事政治迫害、制造冤假错案，亦可知中国新一代从政者以及中国当代政治，仍无长进。
研究一下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打倒对手彭德怀的手段，不仅对了解毛氏其人深有裨益，对了解中共党内斗争实质亦有举一反三之效。
耍赖、狡辩
毛泽东一上来使用的手段，就是市井无赖的不认账态度。他七月二十三日大会讲话揭开批彭序幕，对“大跃进”错误一方面嘴硬不认错，另一方面推卸责任，把这些当初被他宣扬为共产主义“新鲜事务”的东西推给群众。且看他的狡辩：“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食堂并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一个科学院调查组，到河北昌黎县，讲得食堂一塌糊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食堂哪没有缺点。无论什么事都有缺点。无论什么人都有缺点。孔夫子也有错误。我看过列宁的手稿，改得一塌糊涂，没有错误，为什么要改？食堂我看可以维持，可以多一些，再试试看，试它一年，二年，估计可以办得下去的。人民公社会不会垮台？我看现在这样大风大浪里头，没有垮一个，……”（《实录》第一五三、一五四页）。把孔夫子的“错误”和列宁手稿上的修改痕迹拿来为自己的祸国殃民开脱，是毛常见的毫无逻辑、文过饰非的手法（例如说“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来为自己开脱），欺骗和蒙混那班群僚大老粗，倒显得他读书多、有见识似的，其实不过是个夸夸其谈的江湖骗子而已。
问题出来了，他却推卸责任、不认账：“（我）根本没有管，或者略略一管。我不是自己开脱自己，我又不是计委主任。去年八月以前，我同大多数常委同志主要精力放在革命上头去了，对建设这一条没有认真摸，也完全不懂，根本外行。”（第一五五页）那么，毛是怎么“略略一管”的、都管了哪些方面？他在下面有一段话又这么说：“一千零七十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建议是我提的。结果九千万人上阵，补贴四十亿，‘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你们赞成了，也分点成。但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第一五六页）。这不是不打自招了么？其实，他实在是巫师鬼婆似地太会呼风唤雨，管得也实在太多了。对于人民公社，他的推广之权，必然比发明权更有祸害。毛的讲话，都是这种自打嘴巴、毫无道理、虚伪狡辩的谰言骗术。他有这样一手，在自己无理时先胡搅三分，再施展腾挪之术，转而满天胡抡，忽忽悠悠，扯起历史小故事，冒充满腹经纶，或讲起自己遭遇，貌似妇人之仁，惹人同情之泪，以取柳暗花明、绝路逢生之效。这才是大奸诈者的脱身术、笼络术。
毛泽东第二个手段，就是中国下层社会常见的背后恶毒诋毁他人、播弄是非、散布谣言、挑拨关系，颇类叔嫂勃蹊、飞短流长，属于下流政客手段。在庐山会议期间，毛独自在房间里，对他的秘书林克散播对高层同事这种诋毁之言：朱德是个老右派，张闻天也是；李锐这次也是个右派（第一九二页）；他还对自己身边的卫士说： “你知道彭德怀原来叫什么名字吗？”“彭德怀原来叫彭得华，就是要得中华。”（《红墙内外》第二七二页）等等。这类太监奸佞之徒和小老婆枕边进谗式的诋毁之言，在他与其他常委暗中往来沟通时应当更多。在八月一日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这么当面挑拨众人与彭的关系、诬蔑彭的人格：“（你）弯弯曲曲，内心深处不见人。人们说你是伪君子，象冯玉祥。”“邓小平在你面前有顾虑，对你并非没有意见。”（第二二三页）八月十一日的长篇讲话（题为《论彭德怀及其“俱乐部”》）中，毛有这么一段话：“（他们）跟许多人不合作，中央常委六个同志，‘俱乐部’的同志没有一个能合作的。不只是反对我而已。如果单只反对我，其他同志能合作也好嘛！跟七个，还有小平嘛，常委都不合作。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究竟能说得出来的气味相投的有几个？我看很少吧。还有元帅，十个元帅，我听说彭德怀同志跟九个不合作。至于大将、上将能合作的究竟有多少？中将更多了。他们从来不提倡团结的口号。”（第三四三页）毛是以此孤立彭德怀。毛这番话，正可见彭德怀等人不群不党、光明磊落的独立精神和君子气质，他不靠群狗式的团伙暴力而靠个人的正直和灼见（彭德怀在八月一日常委会上说：“我也一个不拜，孤独”“管军队要纯的人。我没提过任何一个人，无任何私人来往，也没有私人信件。”）。
共犯结构：这个党“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
毛泽东第三个手段是威吓同党人：我们都有滔天之罪，事已至此，绝无退路，若是稍退，一同完蛋：“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你们赞成了，也分点成。” （第一五六页）这是明说：咱们都在一条贼船上，船翻了，我跑不了，你们谁也别想跑。他还说：“不赞成，你们就驳。你们不驳，是你们的责任，我交待了，要你们驳，你们又不驳。”（第一五六页）毛的虚伪和无耻，不言自现，大跃进出了大乱子，他就事后耍赖，对整个中共中央耍赖：现在你们来批评我了，当初你们为什么不吭声？事实上，当初他就是专横跋扈、动辄斥为“右派”、“右倾机会主义”或“反党分子”，谁能说一声不？
共产党政治是一个共犯结构。在这个共犯团体中，人人有罪，每个人的心灵都是复杂、阴暗、见不得阳光的，因此，他们对重大事物的考虑以及他们的行为特点，第一个议题的就是：怎么做对这个团体的最高利益更有利，而不是怎么做对民族和历史进步有利。这伙人每当处于重要历史关头做出的选择，总是最坏、最绝、最无人性的方案。这种最坏选择机制，正是共犯结构的产物之一，正是这个小团体的私欲和私利决定的。毛泽东利用高层人的自私心，使他们明白这是一个共犯团体（别以为彭德怀批评我、与你们无关），拉他们和自己站在一起，共同维护错误路线，彻底消灭彭德怀及其代表的那种政治良知和勇气，以保持党作为政治团伙的高度一致。所以，即使出了大错误，大家需要一起兜着，共同维护中央权威即团伙利益，不能使这个团伙出大丑，尽管它本身及其做的事很丑恶。这种考虑本身，就是一种犯罪者心理和狗苟蝇营者态度，而非政治家之所为。这个时刻，毛等人特别需要团结。而这种团结，本质上是一种犯罪团体串供抵赖、共同谋杀检举人的恶徒式“团结”。
毛泽东把他这种心理，在七月二十三日讲话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一个高级社（现在叫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登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人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不要说一年，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大家无心工作了。……不要等美国、蒋介石来，我们国家就灭亡，这个国家应该灭亡。因为那就不是无产阶级党了，而是资产阶级党了……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该灭亡。”
这段话显示，毛泽东对自己及其政党十年来犯下的滔天罪恶实在太清楚了，他知道这个党十年来“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一旦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否则天理难容。共产党绝对不能允许新闻自由，这个道理毛泽东在此讲得再清楚不过了：若有新闻自由，他本人就得下台、中共就得灭亡，可见这个政权是建立在谎言和欺骗的基础上的，是从根本上敌视自由和民主的。毛泽东这番话，是将厉害关系向全党高层讲明白，让他们知道这是一个犯有累累大罪、本该被推翻的共犯团体，十年来民愤甚大，树敌太多（从知识分子到普通农民），必须团结在他身边，捍卫本集团的利益。
接下来毛泽东的手段，就有点象威虎山上的胡彪向座山雕威吓：“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三爷，您自己看着办。”他在七月二十三日讲话中说，假如你们要登在报上，自找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第一五二页）他是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摊牌：我要不计后果、大动干戈、祸乱全国，将你们统统打倒，重演董卓进京故事。
这种军事恫吓腔调并非毛氏口头空言，而是辅以具体行动。他在会议中途突然电召林彪上山，向众人显示身边有铁杆元帅护航，这是暗示武力威胁和干预的一种强烈信息。这是他动用强硬手段、在对手逼宫时搞军事政变或政治分裂的一个重要砝码，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带有明显威压性质。此时的林彪，正是鸿门宴上舞剑的项庄，曹操身边有匹夫之勇的许褚，董卓身后的“三姓家奴”吕布。有此人物满脸杀气、持戟而立、保驾护航，他人不敢轻动。毛这个人，从来不信什么民主不民主、仁义不仁义，始终只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象商人只认钱、政客只认权、流氓只认势力和打架。别跟他谈什么仁道信义、温良教养，他自称是粗野之人，后来我们又从李医生那里知道，此人从来不刷牙不洗澡，连玩弄女性也不讲卫生，是个什么都不信，只将暴力视为最后立身之本的光棍。
刘、林、周：狗苟蝇营
毛泽东也充分利用刘、周诸人胆怯无能、懦弱怕事、自私心重的性格和弱点，使他们选择助毛倒彭立场，帮他渡过政治生涯中一大难关。这种助恶伐善、既不义也不智的行为，挽救了毛泽东，使中国这个头号大祸害日后在政坛上更疯狂地造孽，这种狗苟蝇营行为，也充分暴露了中共高层人物普遍的目光短浅和懦弱自私心性，后来他们一个没跑脱，均陷入毛泽东的魔掌，作为他们当年牺牲彭德怀的一个报偿。
七月三十一日和八月一日两天政治局常委会，是核心领导层面对面的批彭。然而，这两次核心会议，水平之低劣、内容之庸俗，是难以想象的，可以当作政治学研究专制主义的绝好材料。毛在七月三十一日会议上这样挑剔彭：“在几次路线斗争中，你都摇摆，由于挨了整，心里恨得要死，今后也很难说。（彭插话：我六十一岁了）”。毛继续挑剔：“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三十一年，是否如此？”完全是小人勃蹊口吻，将治国大业扯到个人关系和几十年前的恩恩怨怨。彭德怀回答得极好：“政治与感情，你结成一体，我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你提得那么高，我还没有了解。”（第二零六页）可见彭头脑清晰、敏锐，远胜毛泽东诸人。
八月一日常委会上，朱德第一个发言，还未讲完，毛泽东极不满意，抬起腿，用手指搔鞋面，粗鲁打断朱德的话，讥讽道：“隔靴搔痒”，朱德脸一红，停止发言。这是一个绝妙细节，暴露毛的飞扬跋扈，这种低级下流动作与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大会上脱靴敲桌异曲同工。
在这次会议上，毛说了那段极其下流的“操娘话”：“华北座谈会操了四十天娘，补足了二十天，这次也四十天，满足操娘要求，操够。”云云，（这段下流话在八月十一日大会上毛又重复一遍），完全一副流氓腔，让人觉得是一群流氓团伙在内斗。
其他人如何表现？刘少奇避而不谈彭德怀提出的意见本身正确与否，却扯起以往工作中的小矛盾、小恩怨，这样挑剔彭德怀：“从那以后，觉得此人不简单。……同彭这样的人，难搞成朋友。（毛插话：交不亲的朋友）”“另一件事，同去看关向应，关流着眼泪说：‘彭总，你不要反对毛主席，闹派别。我是快死的人了。’觉得我没发表意见，对我不满。高冈事件前，讲了对我很多不满的话。……延安整风审干，也不满意我。感觉彭的思想有自己的一套，同意主席讲的有野心，要按自己面貌改造党和世界。根本问题在此。”像老婆子坐在门槛上数落陈谷滥麻。
就是在这个时候，刘少奇率先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这后来在文革中泛滥成灾，变成举世闻名的现代崇拜，而刘少奇是始作俑者。他对彭德怀说：
“两个歌子，反对唱《东方红》。认为中国也有个人崇拜。中国很需要反个人崇拜。党章中毛泽东思想领导一条，七大有，八大没有。原起草时，就不赞成写毛泽东思想领导那一条。八大决定不要，又反对。（彭德怀回答刘：“这样推测，就难讲话了。阴谋，两面性。……”）”
刘这番话，既向毛投媚眼，又揭露和出卖彭。彭不喜欢喊“万岁”，不喜欢唱《东方红》，不喜欢叫“主席”（见第七十九页），彭反对毛的个人崇拜，正是他清醒之处。在八月十七日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再次大力宣扬“毛泽东的领导”是“最好的领导、最正确的领导”，并表示：
“我是积极地搞‘个人崇拜’的，积极地提高某些个人的威信的。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泽东同志的威信，在七大的党章上就写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这一条。”“在二十大以后，有人要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确的，实际上是对党、对无产阶级事业，对人民事业的一种破坏活动。”（第三六九页）虽然刘少奇最后亦死于这“个人崇拜”的刀剑之下，但细读他当年的话，可知他的私心。
林彪就更是阴阳怪气：
“不少人说你讲假话，有野心。（毛：以真话形式出现的假话。）……好犯上。……总觉自己行。……（周恩来插话批彭：“很骄傲，犯上。”
“驯服就没有骨头？所有领导同志都要驯服，否则如何胜利？你的骨头是犯上。）”
“（你）是个不驯服的党员。……长期以来独断专行。……好名，揽权，要指挥全局，大场面掌握在手。换个名词：就是野心，派头气势是有的。……很用心的人，又似乎无心。……平时以二杆子、张飞出现，一句话不走火，并不随便，是假张飞，不是真张飞。一惯跟刘谈不来。利用坦率形式迷惑人。……实际是老奸巨滑的本质。（毛：内有二心，外似张飞。）”
“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我有暮气，但没有这个野心：搞大局面，自己一套拿出来。……这样大局面，理论知识、精力、威望，只有毛主席有。……都是丘八，就是那么个材料，那么大作用。……相处过少人，总觉你特别，威风气概，不易接近，不平等味道，自负太大，刚愎自用。”
林彪的虚伪、恶毒、奴才式表白（“我有暮气”），都跃然纸上。他就是在八月十七日会议上，被任命为军委第一副主席、国防部长，取代了彭德怀。
周恩来也专门挑剔彭的个性，发言很短，属于插话式。他的话比刘、林的话要轻，有敷衍之意。应当说，刘的心思和城府远比周深。
掌握中国命运的这个核心层，把彭德怀提出的救国救民大问题抛在一边，却喋喋不休数落个人恩怨的旧账，把如此重要会议开成飞短流长、嘁嘁喳喳、评头品足、发泄个人恩怨的炕头嚼舌根聚会。读了这样的会议记录，便令人释然：原来毛泽东的“路线斗争”是这么一回事！原来中央常委就是这样一群狗苟蝇营、装傻充愣、助纣为虐的党棍乡愿！中国怎么能不饿死几千万人呢？
上庐山前，彭德怀曾对周小舟感慨地谈到政治局常委内部民主生活不正常，二公（刘）不便讲，三公（周）和朱总不能讲，陈（云）和邓也很难讲，小平说话不多（见李锐《毛泽东的功过是非》第一五六页）。寥寥数语，已将中共核心的病态情景和一群庸奴性格勾勒得一清二楚。七月二十三日下午的会议上，彭对周恩来不在大会上讲真实情况而深感遗憾，他与周有这样几句对话：
彭：这些情况为什么不到大会上讲一讲呢？
周：开始就讲这些困难，像诉苦会了，误会成泄气不好。
彭：“你们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实录》第一六三页）。 不必多引，这三句话已将二人不同性格品性勾勒出来。面对这群懦弱无用、患得患失的人，彭德怀出于一个中国人的道义感和责任感，不能不站出来讲话。毛泽东的政党及其政治，培养的是林彪、周恩来式人物，咬死的是彭德怀式人物。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