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天:痞子毛泽东

【新唐人2011年9月25日讯】毛泽东内心有一种极其偏狭的邪恶心理和犯罪禀赋。他的蛮横性格很有几分秦二世胡亥的昏庸加赵高的恶霸气,他的狡黠心计则带有更多曹操的城府和狡诈。毛之得逞,夺取政权前,是靠搞乱社会秩序,鼓吹暴动、拉起杆子、打家劫舍;取得政权后,则靠搞乱社会风气,毁灭正风,摧毁人们正常的感觉系统和思维系统,摧毁人们的常识和公正的价值判断,以歪风邪气压正气,以荒谬口号和不近人情的种种歪理摧毁正常感觉和判断,以指鹿为马压正直见解,使人莫衷一是,不知如何是好,只能唯他的马首是瞻,于是他肆其所欲。

中共中央犹如黑帮团伙

一九五九年七、八月间的庐山会议,说到底,是毛泽东痞子性格的大得逞。倘若彭德怀提出的问题能够得到正常的、公正的讨论和解决,中国后来的历史则可能走上不同的另一条路,七年后毛泽东策划的那场罪恶的“文革”也就不会发生,刘少奇等党人以及众多知识分子当然也就不会惨死,尽管可能还会出现毛泽东搞的其他形式小动作或大阴谋(毛泽东绝非安分之辈,不甘退居幕后,更不肯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必然惹事生非,拨乱其间),但却不容易成气候了。

在毛的倒行逆施大得逞的整个过程中,有许多帮凶和帮手,诸如康生、林彪、陈伯达、江青等,其他如刘少奇、周恩来、柯庆施等人,亦是不可缺少的重要人物。没有这些高层人物的帮助或合伙,毛泽东不可能犯下如此历史大罪。他们吹捧毛泽东,跟随毛泽东,站在邪恶一边,毫无良知和政治道德,打击正义之士,起到助纣为虐的作用,他们后来都自食其果。对别人不公正,就是对自己不公正,“多行不义必自毙”,古人之言确是不易之论。

庐山长达近两个月的会议,留下许多可疑点。人们读到若干记载,总感到许多东西语焉不详,心生疑惑。诸如:彭德怀等人的观点明显正确,提出的问题皆是人人切身、可见可感的重大事实,态度极为和气,语气极有分寸,而且他致毛泽东那封信是私人之间往来,不过是交换个人看法,却被毛发动全体中央委员批判;刘、周诸人对当时中国经济情况之糟糕,心里极清楚,为何对彭德怀也落井下石、置之死地而后快?毛泽东对经济和国情一窍不通,却混充内行,颐指气使,以打仗的办法指挥中国经济建设,大肆鼓吹“大跃进”“人民公社”“共产风”,造成可怕后果,这是上层人物人人深有所感、看得很清楚的事,为何不趁此良机,支持一身正气的彭德怀,刹住毛氏这股误国势头?他们到底为什么如此委琐昏庸、不辨是非、知白守黑?

一般说来,是非问题是很简单的,可是中国人总是怀疑自己的良知和感觉。这是中国当代病态政治、阴谋政治给人们造成的心灵疑惑,使人们的理智与感觉分裂。凡是不情之事,必有大奸伪。中国当代政界的怪异现象之一就是:是非很简单,人事却不简单,而且一切均在黑幕中。这就使外界的人很难理解中国政界之事。庐山会议也如此,它的真面目并不神秘,更不高尚,而是非常低级、世俗,如同黑帮团伙。

李锐的《庐山会议纪实》(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一九九三年第一版)一书,留下珍贵史料,许多蛛丝马迹,皆从中透露。其中,最有价值的是会议记录,特别是两次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记录。发言者的面部表情、声音色调、手势动作,虽未见描述,却有如目睹,那些发言本身已将各自肚肠、潜在欲望、心中症结乃至灵魂,勾勒得极为生动、深刻。历史和政治,正是在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微妙关系、不可明说的自私心理、隐秘欲望、躲躲闪闪的言语作用下发生并且产生重大结果。

这次庐山会议,原本不过是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诸人同毛泽东的一场争论,却莫名其妙转化为历史恩怨、人事关系问题,人人招唤心中的仇神上来撕咬,显现毛泽东时代政治之贬君子亲奸佞特色,庸俗的人事关系完全淹没了事物本身的是与非、正义与邪恶性质。悲剧和冤案,正是这种政治的必然产物,时至今日,中共还在大肆逮捕提出民主和建党要求的人士,仍在不遗余力从事政治迫害、制造冤假错案,亦可知中国新一代从政者以及中国当代政治,仍无长进。

研究一下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打倒对手彭德怀的手段,不仅对了解毛氏其人深有裨益,对了解中共党内斗争实质亦有举一反三之效。

耍赖、狡辩

毛泽东一上来使用的手段,就是市井无赖的不认账态度。他七月二十三日大会讲话揭开批彭序幕,对“大跃进”错误一方面嘴硬不认错,另一方面推卸责任,把这些当初被他宣扬为共产主义“新鲜事务”的东西推给群众。且看他的狡辩:“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食堂并不是我们发明的,是群众创造的”“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一个科学院调查组,到河北昌黎县,讲得食堂一塌糊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食堂哪没有缺点。无论什么事都有缺点。无论什么人都有缺点。孔夫子也有错误。我看过列宁的手稿,改得一塌糊涂,没有错误,为什么要改?食堂我看可以维持,可以多一些,再试试看,试它一年,二年,估计可以办得下去的。人民公社会不会垮台?我看现在这样大风大浪里头,没有垮一个,……”(《实录》第一五三、一五四页)。把孔夫子的“错误”和列宁手稿上的修改痕迹拿来为自己的祸国殃民开脱,是毛常见的毫无逻辑、文过饰非的手法(例如说“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来为自己开脱),欺骗和蒙混那班群僚大老粗,倒显得他读书多、有见识似的,其实不过是个夸夸其谈的江湖骗子而已。

问题出来了,他却推卸责任、不认账:“(我)根本没有管,或者略略一管。我不是自己开脱自己,我又不是计委主任。去年八月以前,我同大多数常委同志主要精力放在革命上头去了,对建设这一条没有认真摸,也完全不懂,根本外行。”(第一五五页)那么,毛是怎么“略略一管”的、都管了哪些方面?他在下面有一段话又这么说:“一千零七十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建议是我提的。结果九千万人上阵,补贴四十亿,‘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你们赞成了,也分点成。但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第一五六页)。这不是不打自招了么?其实,他实在是巫师鬼婆似地太会呼风唤雨,管得也实在太多了。对于人民公社,他的推广之权,必然比发明权更有祸害。毛的讲话,都是这种自打嘴巴、毫无道理、虚伪狡辩的谰言骗术。他有这样一手,在自己无理时先胡搅三分,再施展腾挪之术,转而满天胡抡,忽忽悠悠,扯起历史小故事,冒充满腹经纶,或讲起自己遭遇,貌似妇人之仁,惹人同情之泪,以取柳暗花明、绝路逢生之效。这才是大奸诈者的脱身术、笼络术。

毛泽东第二个手段,就是中国下层社会常见的背后恶毒诋毁他人、播弄是非、散布谣言、挑拨关系,颇类叔嫂勃蹊、飞短流长,属于下流政客手段。在庐山会议期间,毛独自在房间里,对他的秘书林克散播对高层同事这种诋毁之言:朱德是个老右派,张闻天也是;李锐这次也是个右派(第一九二页);他还对自己身边的卫士说: “你知道彭德怀原来叫什么名字吗?”“彭德怀原来叫彭得华,就是要得中华。”(《红墙内外》第二七二页)等等。这类太监奸佞之徒和小老婆枕边进谗式的诋毁之言,在他与其他常委暗中往来沟通时应当更多。在八月一日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这么当面挑拨众人与彭的关系、诬蔑彭的人格:“(你)弯弯曲曲,内心深处不见人。人们说你是伪君子,象冯玉祥。”“邓小平在你面前有顾虑,对你并非没有意见。”(第二二三页)八月十一日的长篇讲话(题为《论彭德怀及其“俱乐部”》)中,毛有这么一段话:“(他们)跟许多人不合作,中央常委六个同志,‘俱乐部’的同志没有一个能合作的。不只是反对我而已。如果单只反对我,其他同志能合作也好嘛!跟七个,还有小平嘛,常委都不合作。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究竟能说得出来的气味相投的有几个?我看很少吧。还有元帅,十个元帅,我听说彭德怀同志跟九个不合作。至于大将、上将能合作的究竟有多少?中将更多了。他们从来不提倡团结的口号。”(第三四三页)毛是以此孤立彭德怀。毛这番话,正可见彭德怀等人不群不党、光明磊落的独立精神和君子气质,他不靠群狗式的团伙暴力而靠个人的正直和灼见(彭德怀在八月一日常委会上说:“我也一个不拜,孤独”“管军队要纯的人。我没提过任何一个人,无任何私人来往,也没有私人信件。”)。

共犯结构:这个党“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

毛泽东第三个手段是威吓同党人:我们都有滔天之罪,事已至此,绝无退路,若是稍退,一同完蛋:“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你们赞成了,也分点成。” (第一五六页)这是明说:咱们都在一条贼船上,船翻了,我跑不了,你们谁也别想跑。他还说:“不赞成,你们就驳。你们不驳,是你们的责任,我交待了,要你们驳,你们又不驳。”(第一五六页)毛的虚伪和无耻,不言自现,大跃进出了大乱子,他就事后耍赖,对整个中共中央耍赖:现在你们来批评我了,当初你们为什么不吭声?事实上,当初他就是专横跋扈、动辄斥为“右派”、“右倾机会主义”或“反党分子”,谁能说一声不?

共产党政治是一个共犯结构。在这个共犯团体中,人人有罪,每个人的心灵都是复杂、阴暗、见不得阳光的,因此,他们对重大事物的考虑以及他们的行为特点,第一个议题的就是:怎么做对这个团体的最高利益更有利,而不是怎么做对民族和历史进步有利。这伙人每当处于重要历史关头做出的选择,总是最坏、最绝、最无人性的方案。这种最坏选择机制,正是共犯结构的产物之一,正是这个小团体的私欲和私利决定的。毛泽东利用高层人的自私心,使他们明白这是一个共犯团体(别以为彭德怀批评我、与你们无关),拉他们和自己站在一起,共同维护错误路线,彻底消灭彭德怀及其代表的那种政治良知和勇气,以保持党作为政治团伙的高度一致。所以,即使出了大错误,大家需要一起兜着,共同维护中央权威即团伙利益,不能使这个团伙出大丑,尽管它本身及其做的事很丑恶。这种考虑本身,就是一种犯罪者心理和狗苟蝇营者态度,而非政治家之所为。这个时刻,毛等人特别需要团结。而这种团结,本质上是一种犯罪团体串供抵赖、共同谋杀检举人的恶徒式“团结”。

毛泽东把他这种心理,在七月二十三日讲话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一个高级社(现在叫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登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人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不要说一年,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大家无心工作了。……不要等美国、蒋介石来,我们国家就灭亡,这个国家应该灭亡。因为那就不是无产阶级党了,而是资产阶级党了……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该灭亡。”

这段话显示,毛泽东对自己及其政党十年来犯下的滔天罪恶实在太清楚了,他知道这个党十年来“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一旦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否则天理难容。共产党绝对不能允许新闻自由,这个道理毛泽东在此讲得再清楚不过了:若有新闻自由,他本人就得下台、中共就得灭亡,可见这个政权是建立在谎言和欺骗的基础上的,是从根本上敌视自由和民主的。毛泽东这番话,是将厉害关系向全党高层讲明白,让他们知道这是一个犯有累累大罪、本该被推翻的共犯团体,十年来民愤甚大,树敌太多(从知识分子到普通农民),必须团结在他身边,捍卫本集团的利益。

接下来毛泽东的手段,就有点象威虎山上的胡彪向座山雕威吓:“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三爷,您自己看着办。”他在七月二十三日讲话中说,假如你们要登在报上,自找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第一五二页)他是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摊牌:我要不计后果、大动干戈、祸乱全国,将你们统统打倒,重演董卓进京故事。

这种军事恫吓腔调并非毛氏口头空言,而是辅以具体行动。他在会议中途突然电召林彪上山,向众人显示身边有铁杆元帅护航,这是暗示武力威胁和干预的一种强烈信息。这是他动用强硬手段、在对手逼宫时搞军事政变或政治分裂的一个重要砝码,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带有明显威压性质。此时的林彪,正是鸿门宴上舞剑的项庄,曹操身边有匹夫之勇的许褚,董卓身后的“三姓家奴”吕布。有此人物满脸杀气、持戟而立、保驾护航,他人不敢轻动。毛这个人,从来不信什么民主不民主、仁义不仁义,始终只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象商人只认钱、政客只认权、流氓只认势力和打架。别跟他谈什么仁道信义、温良教养,他自称是粗野之人,后来我们又从李医生那里知道,此人从来不刷牙不洗澡,连玩弄女性也不讲卫生,是个什么都不信,只将暴力视为最后立身之本的光棍。  

刘、林、周:狗苟蝇营

毛泽东也充分利用刘、周诸人胆怯无能、懦弱怕事、自私心重的性格和弱点,使他们选择助毛倒彭立场,帮他渡过政治生涯中一大难关。这种助恶伐善、既不义也不智的行为,挽救了毛泽东,使中国这个头号大祸害日后在政坛上更疯狂地造孽,这种狗苟蝇营行为,也充分暴露了中共高层人物普遍的目光短浅和懦弱自私心性,后来他们一个没跑脱,均陷入毛泽东的魔掌,作为他们当年牺牲彭德怀的一个报偿。

七月三十一日和八月一日两天政治局常委会,是核心领导层面对面的批彭。然而,这两次核心会议,水平之低劣、内容之庸俗,是难以想象的,可以当作政治学研究专制主义的绝好材料。毛在七月三十一日会议上这样挑剔彭:“在几次路线斗争中,你都摇摆,由于挨了整,心里恨得要死,今后也很难说。(彭插话:我六十一岁了)”。毛继续挑剔:“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三十一年,是否如此?”完全是小人勃蹊口吻,将治国大业扯到个人关系和几十年前的恩恩怨怨。彭德怀回答得极好:“政治与感情,你结成一体,我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你提得那么高,我还没有了解。”(第二零六页)可见彭头脑清晰、敏锐,远胜毛泽东诸人。

八月一日常委会上,朱德第一个发言,还未讲完,毛泽东极不满意,抬起腿,用手指搔鞋面,粗鲁打断朱德的话,讥讽道:“隔靴搔痒”,朱德脸一红,停止发言。这是一个绝妙细节,暴露毛的飞扬跋扈,这种低级下流动作与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大会上脱靴敲桌异曲同工。

在这次会议上,毛说了那段极其下流的“操娘话”:“华北座谈会操了四十天娘,补足了二十天,这次也四十天,满足操娘要求,操够。”云云,(这段下流话在八月十一日大会上毛又重复一遍),完全一副流氓腔,让人觉得是一群流氓团伙在内斗。

其他人如何表现?刘少奇避而不谈彭德怀提出的意见本身正确与否,却扯起以往工作中的小矛盾、小恩怨,这样挑剔彭德怀:“从那以后,觉得此人不简单。……同彭这样的人,难搞成朋友。(毛插话:交不亲的朋友)”“另一件事,同去看关向应,关流着眼泪说:‘彭总,你不要反对毛主席,闹派别。我是快死的人了。’觉得我没发表意见,对我不满。高冈事件前,讲了对我很多不满的话。……延安整风审干,也不满意我。感觉彭的思想有自己的一套,同意主席讲的有野心,要按自己面貌改造党和世界。根本问题在此。”像老婆子坐在门槛上数落陈谷滥麻。

就是在这个时候,刘少奇率先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这后来在文革中泛滥成灾,变成举世闻名的现代崇拜,而刘少奇是始作俑者。他对彭德怀说:

“两个歌子,反对唱《东方红》。认为中国也有个人崇拜。中国很需要反个人崇拜。党章中毛泽东思想领导一条,七大有,八大没有。原起草时,就不赞成写毛泽东思想领导那一条。八大决定不要,又反对。(彭德怀回答刘:“这样推测,就难讲话了。阴谋,两面性。……”)”

刘这番话,既向毛投媚眼,又揭露和出卖彭。彭不喜欢喊“万岁”,不喜欢唱《东方红》,不喜欢叫“主席”(见第七十九页),彭反对毛的个人崇拜,正是他清醒之处。在八月十七日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再次大力宣扬“毛泽东的领导”是“最好的领导、最正确的领导”,并表示:

“我是积极地搞‘个人崇拜’的,积极地提高某些个人的威信的。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泽东同志的威信,在七大的党章上就写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这一条。”“在二十大以后,有人要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确的,实际上是对党、对无产阶级事业,对人民事业的一种破坏活动。”(第三六九页)虽然刘少奇最后亦死于这“个人崇拜”的刀剑之下,但细读他当年的话,可知他的私心。

林彪就更是阴阳怪气:

“不少人说你讲假话,有野心。(毛:以真话形式出现的假话。)……好犯上。……总觉自己行。……(周恩来插话批彭:“很骄傲,犯上。”

“驯服就没有骨头?所有领导同志都要驯服,否则如何胜利?你的骨头是犯上。)”

“(你)是个不驯服的党员。……长期以来独断专行。……好名,揽权,要指挥全局,大场面掌握在手。换个名词:就是野心,派头气势是有的。……很用心的人,又似乎无心。……平时以二杆子、张飞出现,一句话不走火,并不随便,是假张飞,不是真张飞。一惯跟刘谈不来。利用坦率形式迷惑人。……实际是老奸巨滑的本质。(毛:内有二心,外似张飞。)”

“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我有暮气,但没有这个野心:搞大局面,自己一套拿出来。……这样大局面,理论知识、精力、威望,只有毛主席有。……都是丘八,就是那么个材料,那么大作用。……相处过少人,总觉你特别,威风气概,不易接近,不平等味道,自负太大,刚愎自用。” 

林彪的虚伪、恶毒、奴才式表白(“我有暮气”),都跃然纸上。他就是在八月十七日会议上,被任命为军委第一副主席、国防部长,取代了彭德怀。

周恩来也专门挑剔彭的个性,发言很短,属于插话式。他的话比刘、林的话要轻,有敷衍之意。应当说,刘的心思和城府远比周深。

掌握中国命运的这个核心层,把彭德怀提出的救国救民大问题抛在一边,却喋喋不休数落个人恩怨的旧账,把如此重要会议开成飞短流长、嘁嘁喳喳、评头品足、发泄个人恩怨的炕头嚼舌根聚会。读了这样的会议记录,便令人释然:原来毛泽东的“路线斗争”是这么一回事!原来中央常委就是这样一群狗苟蝇营、装傻充愣、助纣为虐的党棍乡愿!中国怎么能不饿死几千万人呢?

上庐山前,彭德怀曾对周小舟感慨地谈到政治局常委内部民主生活不正常,二公(刘)不便讲,三公(周)和朱总不能讲,陈(云)和邓也很难讲,小平说话不多(见李锐《毛泽东的功过是非》第一五六页)。寥寥数语,已将中共核心的病态情景和一群庸奴性格勾勒得一清二楚。七月二十三日下午的会议上,彭对周恩来不在大会上讲真实情况而深感遗憾,他与周有这样几句对话:

彭:这些情况为什么不到大会上讲一讲呢?

周:开始就讲这些困难,像诉苦会了,误会成泄气不好。

彭:“你们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实录》第一六三页)。  不必多引,这三句话已将二人不同性格品性勾勒出来。面对这群懦弱无用、患得患失的人,彭德怀出于一个中国人的道义感和责任感,不能不站出来讲话。毛泽东的政党及其政治,培养的是林彪、周恩来式人物,咬死的是彭德怀式人物。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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