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1月30日讯】热点互动直播（661）就业率挂钩中国高校反映什么：中国大学生就业难，频往海外留学找出路。
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互动》热线直播节目。
近日，中国的教育部发出了一个通知，在通知里面提到，今后高校专业设置要和毕业生的就业挂钩，如果某个专业连续2年就业率不到60%的话，这个专业招生将会减少，或者甚至取消这个专业。这个问题因为引发了一系列的后续问题，关于中国的教育体制，关于中国的就业市场、关于中国的人才培养，以及更多人谈到的是，出国留学潮的问题，因此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那么在下面1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想要邀请观众朋友和我们现场嘉宾，一起来讨论这个问题，希望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直拨电话：646-519-2879，同时您也可以透过Skype ：RDHD2008和我们连线一起讨论。中国大陆观众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可以通过爱博电视直接收看，不需要突破网路封锁的软件。下面我们先看一段录像。
（影片播放）
中国政府正打算解决近期显示的一个人口问题：一代找不到工作的毕业生。不过，中国政府的解决办法让国内一些人感到困惑。
据中共官方媒体报导，中国教育部本周宣布﹐计划逐步取消那些“就业难”的专业。政府将很快开始根据就业率状况评估高校的专业，缩小或取消那些连续2年就业率低于60%的专业。此举意在解决中国大学生数量激增带来的就业问题。
据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已猛增到8,930人，是2000年的1.5倍，导致了劳动力供过于求的局面。大学生所掌握的技能与出口导向型且以制造业为基础的中国经济的需求并不相符。
对教育的严格限制被认为是中国人创造力被扼杀以及众多中国人选择留学海外的原因。很多中国人质疑，一个总是试图压制那些脱颖而出的学生的教育体制到底能不能培养出苹果(Apple)创始人乔布斯(Steve Jobs)这样的人才？
很多有足够资金的中国学生已经去美国上大学了。美国高校培养出大批人才，其中一些人成了全球顶尖的革新者。根据美国国际教育学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2010年的报告，去年共有12.8万名中国学生赴美留学，使中国成为在美国高校读书的海外学生人数最多的国家。
（影片结束）
主持人：好，欢迎大家回到直播现场，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今天我们现场两位嘉宾，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的陈志飞教授，陈教授您好。
陈志飞：各位大家好。
主持人：另外一位是重庆工商大学的讲师汪北稷先生，汪先生您好。
汪北稷：您好，大家好。
主持人：陈教授，我们刚才看到一段录像，您能不能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就业市场的挂钩这件事情和目前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市场的情况有什么关系？
陈志飞：情况基本是这样，大家都知道现在中国社会一个比较大的社会问题，就是大学生就业难，这在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可能不存在，当时我们一个萝卜一个坑，只是工作的好坏区别，绝对没有找不到工作之虞，但现在却是普遍青年学子碰到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使社会矛盾更加激化。尤其在社会上出现所谓的“蚁族”或“啃老族”，大学毕业以后无家可归，群居在一起像蚂蚁一样生活；有的人没有办法只好搬回去跟家人一起住，要父母的养老金来养活他们，就是所谓的“啃老族”。
在大学生身上出现这个问题，的确是很可悲的，因为大学生应该是一个社会的支柱，也是一个社会的希望，但是我们在现在这些中国大学生身上根本看不到这一点，相反他成为很多人的负担。最近这几年，由于这些情况的发生，甚至出现了大学高考人数锐减的现象，中国大学生的前途现在遇阻，而且很多人对此抱有疑问。那么国家教育部出台这个文件也是在这种大背景下，试图想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虽然官面数据上说好像有百分之七十多的大学毕业生都找不到工作……
主持人：72%。
陈志飞：72%，但实际上我也是从事教育行业，而且我的家人大部分都在国内高校任职，我跟他们经常在这方面进行切磋，他们说那都是用很多的办法来虚弄这个数据，这个数据是不真实的，学校有很多办法可以来操纵这个数据。所以说这些大学生的毕业人口就业率其实是非常低的。
现在教育部好像采取中共一贯的这种“与天斗、与地斗”的非常科学的办法，它采取这种直接把大学生的专业设置跟就业率完全挂钩的这种迹象。就像您刚才讲的，如果连续2年就业率低于60％，那么这种专业就会面临被砍的危险。而且《华尔街日报》最近的报导，因为外界这个事件也很关心嘛，就报导沈阳市的师范大学，东北那几个学校好像俄语专业都是比较强的，它沈阳市师范大学的俄语本来是算不错的，原来是招50％现在砍到25％。
实际上我调查了一下，有好多观众朋友来信，它这种事情虽然在西方社会引起很大的反响，但是跟西方的思维完全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中国人们公认的其实最难找到工作的是法律专业，法律专业可能是一般在各种专业都是垫底的，那么你要不要把法律给砍掉，如果你要把法律专业砍掉的话，现在中国的法治会如何建立呢？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问题。
主持人：谢谢陈教授。汪先生，我想请问一下，这个事情是根据我们刚才看到的一段录像，这是在过去10年当中，大学毕业生的数量达到了150%，就是增加了这么多。那么过去10年当中，中国高校招生的膨胀情况是怎么发生的？您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因为你最近才从大陆出来。
汪北稷：过去10年出现的大学盲目的扩大建设，各个地方的大学城的建设，就造成了地方的领导把大学的扩招做成一个政绩。在中共的社会控制来讲，它有矛盾性，一方面它希望所有的人民包括大学生都是愚民，都不要清醒，都不要有独立的思考；一方面它又要去宣传它的社会进步，它的政绩，它要来大学扩招。大学扩招对领导人是一个政绩，对教育当局或学校来讲是一个业绩，他们扩招了以后，他们的收入也要扩招，所以造成大学生的……
主持人：收入扩大是因为学费，中国大学生的学费基本上是自己支付的？
汪北稷：基本上是自己付的，而且还挺高，也有一些补助政策，但这个是很小的一部分。那么在这种矛盾的体制下面，中共从最高的政治层面来讲是非常警惕大学生这个群体的。大家知道从87年的学潮，到89年的学生运动之后，中共对大学学校的控制是非常的严格，从每一个角落都控制。
那么现在由于冲业绩，冲政绩，大学生的数量上去了，但是培养的素质没有相应的跟上去，和社会的吻合度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么中共就担心了。如果说工人的失业罢工或谈判它有一套对付的方法，但是对中共来讲的话，最担心的就是大学生。因为它们在窃取这个政权以前，也做过所谓的学生运动，它们在76年、87年、89年也遇到学生的觉悟，现在中共的脑子里很清晰，学生受到的压迫，所受到的迫害他反抗起来是非常厉害的。
反过来讲，中国大学教育最大的问题不是专业的设置，不是国家怎么去评定这个专业的设置，最大的问题是有独立的大学的问题，大学不要官僚化的问题。那么中国存在一个千千万万个官僚化的大学，最近出现一个非官僚化的南方什么大学在深圳的是很困难的，生存不下去。绝大多数的大学校长有他的行政级别，每个地方有什么处级、级别他都是官僚化的。
主持人：所以它的大学更像一个行政机构，而不像一个教育机构。
汪北稷：对，不像一个教育机构。所以这种情况造成它的教育质量肯定不是很佳的，加上社会上来讲，中共更希望更多的人来学理科。你看现在中央政治局的常委来讲，理科的人的前途总是比较好，文科的人总是打压很少让他有发展。
主持人：那说到文科的问题，就是现在要取消的课程设置，我想在国内有很多的争议，争议很大的其中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你不能够以大学教育……它毕竟不是职业教育，不像那种职业教育，我为你工厂直接输送人才，相对来说他有基础性教育。现在争议比较大的，一个是基础科学教育的问题，另一个是文科教育的问题。对于中国的就业市场来说，和这两个领域的差别在什么地方？中国的就业市场整体是缺人还是人太多，还是整个教育和他不匹配，以至于教育部要用这种方式来让大学教育和就业市场结合起来？
陈志飞：我觉得这两个问题都有，先从第一个谈起。我觉得大家忽视了时代的政治背景，最近我觉得中共内部一些左倾分子上台，或者有抢班夺权的趋势，在明年十八大可以看到，在文化系统它已经出台了什么政策呢？出现了要限制娱乐节目，而且跟这个基本政策出台的同时，它出台另外一个政策，规定不许在电视剧播放过程当中插播广告。因为你知道中国大陆很多观众主要是看韩剧，比较流行的电视剧，在电视剧中插播广告实际上是非常赚钱的。
主要它觉得这种民营地方台普遍这样做是把中央电视台这种具有深厚政治背景、党的喉舌声音给掩盖了，所以说它现在要出台这种政策，也就是要出台这种大的限制娱乐政策。我们知道比较热门的专业，像外贸、计算机这些，他一般来说一方面发展快，一方面社会需求也比较多。您刚才提到了，它现在砍的最主要目标实际上是人文专业和基础专业。
先说人文专业，人文专业事实上对国家的生存是非常重要的，对一个国家的民意和道德水准，和下一代人的思考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美国他是属于基础教育部分。像哈佛大学他是一个大学，他不是文理学院，这我们很了解了，每个人首先要接受文理教育。中国大学生他选择一生的职业是在一个月内完成，而且是很紧迫的情况下完成的，是在大学一考和高考之前短短的那么几十天，三十天不到的时间内你要完成你一生最大的选择，而且完成了以后你基本上就没有再改的机会。
美国大学不是这样。美国大学全部招进来，招进来前两年是接受普遍教育，要读亚里斯多德（Aristotle），要学一些基本数学、物理，然后三年级再宣布你的主修，再看你的需求情况、分数情况，再考虑把你往哪输送。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是这样做，美国顶尖学校是这样做。别的像美国有很多理工科学校是中国大陆都知道的，在美国实际上都不算一流大学。
除此之外，美国还有一些文理性的大学，实际上才是很多精英荟萃的地方。中国人因为是受中国共产党洗脑的宣传，他不太相信这种文科的价值，也情有可原，因为在中国学文科的死记硬背，学党史，因为它的政策，一切的思维都给你规定住了。还有就是法律，在西方很赚钱，在中国我刚才说了，是最难找到工作的职业，为了禁锢人的思维，它不想让人跳出这个固有的框框来想问题，他就对人文学科进行进一步禁锢。我觉得这是一个左派反扑的迹象。实际上中国本来就很少有能思索的人，现在全部都变成工程师，都变成一个靠市场运作，靠中共党棍指挥的机器的一个外沿，这是它的一个方向。
基础科学这个文章登出来以后，我看了一些美国各界的反应，美国有个学者说这太好了，中国不要基础学科，以后保证我们在研发领域上永远领先，你们在技术上领先，那你永远跟我们打工好了，这是一个自毁长城，是很愚蠢的一个现象。基础学科很难在短时间发生效应，长期才会铸造人才，但就像你刚才讲的，中共把大学的专业设置，尤其大学最基本的像文理，还有基础学科，这些都不要，直接跟市场挂钩，按所需求，看农民企业家按市场需要来订，国家这个做法简直是闻所未闻的，这的确是滑天下之大稽！
主持人：这个跟历来的政策急功近利，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陈志飞：对，跟50年代的院系调整也有关系。
主持人：刚才我们谈到中国现在总体和理工科，特别是基础学科和文科，刚才陈教授讲关于文史方面，就是文科方面的专业，它实际上是限制的，一方面从上游教育部分开始限制，但是另外一方面，究竟有没有这个就业市场，就是和美国相比的话。因为美国学文史的人很多，但是他的就业市场范围很大，因为是自由职业，而且他在舆论方面或者是在写作方面、出版方面他没有什么限制，所以在这方面他有很多民间的企业可以去运作。那么在中国大陆是不是这个市场本身就很小，就业市场本身就很小？
汪北稷：中共把文科方面的科学分成两块，一块是它所谓党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党校的、党文化的培训这一块；一块就是社会所需求的，新闻啊、文学啊，文化的这块，那么对于社会文化的需求的所有岗位中共都有限制，而且最新出来的所谓打开文化发展的所谓“纲要”，实际是一个控制的纲要。
所以社会上对文化专业的需求，它都有很多的限制，但是党文化这块就是升官的一个途径。所以中共所谓的解决就业率和专业设置的问题，表面上看是在解决就业率，实际上不是解决就业率，就像我刚才说的，它是解决一个社会的矛盾，它担心这几百万的学生当中有很高的比例得不到公平的就业之后，会产生一些社会的动乱；而反过来讲，社会就业率的问题，中共怎么不去公平的解决这个问题。
主持人：刚才汪先生在谈关于为什么这个文科的就业市场比较小，请继续。
汪北稷：所以就业率的问题不根本在于说大学的一个学科设置，大学是一个追求真理的地方，它学科设置跟就业率挂钩首先就不科学。那么就业率谈到了，我们刚刚注意到一个新闻，湖南的岳阳晚报社（市委机关报）和广播电视台官二代互换工作引起公愤，它还仅仅是一个事业单位。
可以看出来在中国大陆，就是说热门的职业，有个评比，第一类是公务员，第二类是垄断性的国企，第三类是竞争性的国企，第四类外企，第五类是民营企业。所以看出来，在公务员、垄断性的国企这些收入很稳定，很多意外的收入，很多灰色收入的这些领域来讲，老百姓的孩子是得不到的。
所以就业环境的不公平造成的就业率很低，那些好的岗位，就是说被一些庸才占住了，真正的人才得不到一个公平的就业环境，这样必然造成一个社会的动荡。
陈志飞：汪先生的意思就我理解就是说，好像不是专业设置问题，是在毕业的时候，在挑人，在招人的时候，在吸纳人才的时候，这段期间出现了问题，实际上根本不是择优而录取的，跟你在大学读什么，读得如何根本就没有什么关系。
主持人：比较容易择优的在世界上都一样，应该是民营企业，但是民营企业恰恰是被压制的，而且民营企业要有这么大的资本进行高科技的研发的话，在中国还是比较困难。
陈志飞：这个民营企业现在在中国的整个资金分配链上的位置，其实是吻合的，最近我们知道民营企业它拿不到银行贷款，很多民营企业家都跑路了嘛，他在外汇上他也是受控制，他不能在海外直接开发，他也不能在海外直接投资。
那么您刚才说到人文市场的萎缩，我再补充一些。我觉得这个市场的确是相对于国际平均水平实际上是非常小的，是委缩的，一个是党文化的影响，刚才汪先生谈了很多；另外一个就是党文化的延伸。实际上你在中国从事任何文化领域的活动，文科领域活动，你首先要过一个鬼门关，你首先要过一个党的检测这一关。
所以说在文化单位各方面的话，一个在军队系统啊，这些东西你首先是要服从于党的，否则我估计你没有这个发展的机会。这样在客观上就促成了它的范围非常小，你写小说，我们在海外其实什么书都能写，像你刚才讲的，在国内你必须按照贴着它那个写，而且还要三审五审，得不到发展。在美国这个地方，任何一个小城市，可能一万来人，几千人就能办一个报纸，你爱写什么写什么，对吧？当地的大事小事你都能报；在国内的话，他就没有这个条件。那中文系的学生到哪儿去呢？
刚才您说的这个海外的文理学院，它其实最大的一个……他经过这种思维以后，他的社会道德观比别人要强烈，他读的就是跟我们中国的《四书》《五经》一样的书嘛，读亚里斯多德，读弗朗西斯·培根，这些书，所以这些人实际上是能够担任大任的。所以美国总统多半都是这些人，都是律师出身，他们的背景实际上都是文理科。
那么在中国这种人他是缺档的，没有这种人才，因为必须要读党内的书，党内的书实际上那个东西也没什么好研究的，一般都是庸才在读，那还不如找一个工程师可能在某些方面还出色一点。
主持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高级领导人都是工程师出身的。
陈志飞：高级领导人都是工程师，在国外这是很罕见的。所以它这个市场萎缩是它有意造成的，造成了市场禁锢，造成了整个的社会更容易被它的这种文化所侵蚀，所以人的思想容易保持一致。那么他口口声声说“我要跟党保持一致”，那么他是这么说的也就做到了。这就说明它这方面工作做得还是很有成效，一贯如此，这也是中国大陆现在死水一滩的主要原因。
主持人：好，我们现在接一下纽约王先生的电话，纽约王先生您好。
王先生：你好，你们大家好。关于今天这个题目我的看法是这样，如果今天海外的美国和欧洲的经济不好的话，这就会影响大陆了，为什么呢？它萎缩嘛，一萎缩，它出来的东西就没有办法了。那么大陆大部分都是官商勾结，再不然就是国家的公司。
那么这里面有什么坏处啊？我们拿艾未未来讲，艾未未本来在美国搞艺术很不错，他看到大陆现在有钱的人多了，他也想回去开个公司，没有想到大陆这么难做，要这里搞名堂，那里搞名堂，看不顺眼就发了几句牢骚，一发牢骚就把他抓起来。
那这有什么坏处啊？如果在大陆艺术的公司开的越大，他雇的人就越多，雇的人越多，这个社会上的经济就繁荣，它今天打压这个，明天打压那个，那么所有的银行的经济来往活动都是给国家控制了，所以大陆上经济要是不衰退，一衰退它马上就完蛋。所以这个不但是这个就业市场萎缩，经济也会萎缩，因为它不是一个自由开放的市场，明明有很多事业在大陆可以闯荡得很大很大，变成国际公司，它就不让你讲一句话，你讲什么话，它听得不顺眼，它就整你，这就是大陆将来的死路。
主持人：好，谢谢纽约的王先生。我们再接一下新泽西彭先生的电话，新泽西彭先生您好。
彭先生：你好，大家好。我说现在为什么大陆以前药学、数理化，其它文科、商科就比较少，它根本就是和它这个社会结构有关系。那么中国人都是数理化嘛，学会数理化他到处都可以读天下，对不对？那么这个是一点。但是共产党来了之后，它根本就是……比如说刚刚讲那个普通想写作都不行，其它的官的那条发展道路好像也是有指定的，所以你其它也发展不了。
到美国，有很多东西我们所见到的都好像很幼稚，尤其在比较早年的时候，中国到这里来留学的人，什么叫做management（经营、管理）？那时候有很多主修，所以中国人都是主修物理或者是数学啊，或者是实际上的，商科也不了解的。所以说它根本不是现在才有的问题，不过是现在它有矛盾出来了，它就发现有这个东西，还死抱住这种就业方面，这种方法，才暴露出有这么多缺点。这是我的想法，谢谢。
主持人：谢谢新泽西的彭先生。我们来回应一下。
陈志飞：实际上中共这个问题是由来已久，的确，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重理轻文，以前我原来是学工科的，受到它的影响，当然我之后转行了。那么从“六四”这个情况你可以看出来，几个学生领袖基本上没有一个是理工科出身的。所以中共它也是在观察，它觉得这个思想领域太活跃的话，就像汪先生刚才讲的，的确会对它的政权造成威胁。那么中国的群体事件每年发生那么多，我经常就说，我说现在就差有人振臂高呼，就差知识份子，其它的话，就社会的结构、社会的环境比“六四”的时候有过之而无不及。
主持人：要严重得多。
陈志飞：当时那个民工都还没有嘛，现在大概有2亿民工，一呼起来这个政权就完了！当时农民还在家老老实实的种地，对不对？还没有完全接触到、体会到他们在中国社会实际是农工、贱民的地位，他现在完全体会到这一点。当时只是知识分子在动，现在反过来了。现在知识分子在过去20年中被中共收买了，同化了，被冠以知识菁英的称号，在讲坛上，在各种场合为中共说话。现在老百姓其实天下苦情久已，就差有人来喊出这一声，所以这时候它发现了，如果再发生“六四”这个时候，上回它能躲过这一劫，这回是完全完蛋了，所以它对社会禁锢的也是非常严的。
汪北稷：说到文科里面，我想起我的两个朋友，都在北京，一个是王可春，他们三兄弟都是画画，他的大哥就画一些很喜庆的题材，王可伟就画一些古代的战争场面啊、大一统的江山这些，画得很大，我去他的别墅看过，很受欢迎的，经济上收获很大，台湾的一些集团都去买他的画放在写字楼（办公室）。
他的弟弟叫王可春，他跟我讲，王可春就说我的艺术梦想就是等我两眼一闭的时候，我能画500个普通的中国农民。那么他画的油画也很大，一幅油画的成本也很高，油墨啊、时间啊，他过得很清贫，带个小相机，全中国到处去走，去看那种最真实、最苦的农民，把他们画在油画。官方就间接来说，你画个柳央歌啊，画个丰收啊！人家也是中央美院毕业的，他们不干啊！说这个违背我的艺术追求。
另外一个朋友，摄影非常好，他是我摄影的老师。很多人都拍中国的长城，他也拍，别人拍得很漂亮，他也拍得很漂亮。但是我这个老师还有一个工作，他一到节假日就开着车去长城被破坏的地方，很偏远的地方，用黑白相机给它真实的记录下来，一年破坏一点，一年破坏一点。就是我们刚接触的时候，因为中国摄影也是一个风雅的事情。中国美术协会，那个老师说这个不是人待的地方，就真正爱好摄影，真正关注民生，关注中国这个大好河山，爱这个河山的摄影家，根本不屑于这个什么官方的艺术家协会，从来不参加它的任何活动。
这就是说在中国，如果他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画画或者摄影，或者做文学上、文科的事情，那么他和主流的官方是背道而驰，过得很清贫的。
主持人：好，谢谢汪先生。我们现在接一下深圳贾先生的电话，贾先生您好。
贾先生：你好。共产党每一个细胞里面都流着邪恶的脓，我觉得讨论共产党的这些东西，说起来太多了，围绕这个主题，看中国的教育，从来了毛泽东之后，中国的教育就一塌糊涂，到了江泽民，到了朱镕基这个年代，中国的教育变成产业化之后，可以说是从根本上就摧毁了中国的教育。
另外，我觉得我们讨论共产党的邪恶性这个问题，必要性不是很大了。在中国人民来讲，我就不讲海外的人啊，就是在大陆来讲，消灭共产党的社会基础已经成熟了，现在我们应该重点讨论的就是如何消灭共产党，建设我们新的中国。我自己长期也在思考如何消灭共产党，首先是从社会基础看，从思想领域看，中国消灭共产党的社会基础已经成熟，现在就是如何去消灭共产党。
前几天我在网上看到有一种叫手持激光器，发出的距离可以达到100多公里，能量可以达到阳光照射能量的8千多倍，穿过墙壁之后把纸都能够烧着，以前我也关心过所谓的微波发射。我就想像如果用这两种武器，能够武装上1千人、2千人、3千人、5千人的话，我就能够立马占领深圳市，立马可以占领广州市。第二，我在广州市、深圳市能够坚持下来1个月时间的话，中国的民主革命的浪潮就起来了。共产党的末日已经到了。
：谢谢深圳的贾先生。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主题，因为刚才他讲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如果有时间我们可以回应一下。我们现在回过来，这个海外的报导，《华尔街日报》有两篇，第一篇就是讲这件事情；紧跟着就讲到因为现在中国的教育系统本身有很大的问题，所以越来越多的有钱人把他们的子女送到海外去学习。作为一个第二大经济强国，而且现在有那么多钱，又要救美国经济、又要救欧洲经济，但是他们现在却有大批的人要送子女到国外来，这就引伸到现在新的移民潮，这第一步。
第二步就是在留学潮里面，除了普通有钱人以外，还有一些特别高的高干子女，包括最高领导人的子女。这件事情我想我们来讨论一下。
陈志飞：是，实际上这个跟专业设置它是一脉相承。专业设置还有市场需求，根本上就不是高层考虑的问题，他完全知道这个教育就是一场戏一样，就是唬弄老百姓，他把它产业化了，用它来诈取老百姓血汗的一个工具，养肥那些知识菁英，然后充实自己的党库。
高层人士对中国的教育也是不屑一顾，虽然表面上教育在每次开人大都是口口声声要重点发展的领域，实际上他深知中国的教育在世界上的确是没有一席之地的，跟它所谓的经济大国地位是毫不相配；其实也是相配，因为它本来就不是经济大国，对吧？那是它自己吹起来的。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些所谓的中共贪官，利用把子女送往国外读书的机会来洗钱。因为把子女送往国外，这样读下来，一年动则大概也有10万美金，这样10万美金这种贪污的钱也就被洗掉了。
主持人：这不就用掉了嘛！
陈志飞：对啊，赃钱就洗掉了。而现在很多民营企业家、有钱人他们从良心出发，觉得中国的教育是一个酱缸，他不愿意让孩子在其中接受各种污染。因为学生在学校学不到任何真实的本领，像一个小社会一样，同居的现象、巴结领导、各种事情时有发生。所以他们现在又感觉到现在中国有这种所谓“分蛋糕、发蛋糕、做蛋糕”的感觉，他们感到自己的财富，通过自己劳动获得的财富，有可能将来新一轮左派上台的浪潮中会被冲掉。
主持人：对未来的不稳定性。
陈志飞：所以现在不光是留学潮，还有一批富人的移民潮，《华尔街日报》还有一些别的媒体做了报导，在中国大概有70%的人，如果是没有计划移民就已经移民了。
主持人：你指的是富人阶层？
陈志飞：在富人阶层，这个前面有报导。这个是在这种大环境底下出现的一个现象。另外就是您刚才讲的，最高层人士也把自己的子女送到海外，这个我觉得实际上是中共高层对自己的前程没有信心的表现。很多人把它解读为中共高层开明，或者是有意培养自己下一代的表现，让他们到海外接受教育。
实际上我觉得恰恰相反，他们现在这一批人对自己的前程心里根本就没有数，一方面他们是把资金移到海外，这个最突出的一个表现就是曾庆红的儿子曾伟，这个《华尔街日报》最近也做了专门的报导。
主持人：在澳洲买了房子。
陈志飞：曾伟在澳洲伙同他的妻子，好像原来是一个舞蹈演员，买了一个在澳洲被当地作为文物保护的建筑，他用了3,400万美金。
主持人：我们今天讨论的是中国的大学专业设置和就业率挂钩的事情。刚才陈教授正在谈关于太子党。
陈志飞：太子党的后代把自己的子女送到海外读书的这种情况，我觉得这是他其中自己心里发虚，对自己的前程没有任何打算，没有具体的表现。因为以往的所谓中共的党酋，高级领导他都是有意把自己的子孙培养成自己的接班人，红色接班人嘛！到太子党这一代都是这样，不管怎么样，安到他自己的体制内。
那么以现在太子党后面的孙子党，就像包括曾庆红的儿子曾伟，还有我们要谈的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这样的，他们现在已经不把在中共、在中国国内继续执掌的希望保持下去，把他们送到国外，让他们过上最富裕的生活、接受英文的教育，最好的教育，以便将来可以把财产继承，然后在国外有一个安身落脚的地方。这是我觉得他们内心发虚的表现。
这也是刚才那位观众，深圳贾先生提到的，在国内现在“打倒共产党、让共产党走人”的这个思想基础、社会基础是完全成型的。比如在曾庆红这个例子上我们看到他做得是非常张扬的，他儿子曾伟也就是40来岁吧，在澳洲花了3,400万美金，折合起来这么多的钱，把当地具有文物保护价值的这么一个建筑给推掉重建。
主持人：想推，计划没有批准。
陈志飞：没批准，打了官司，所以现在在澳洲备了案，任何的数据情况非常详实，可以公诸于众，照片啊，什么都是存在的。现在好像还是推掉了要重建，因为他最后说动了周围的民众，官司裁定可以把它推掉，可能有这个计划准备用500万再盖一座新的豪宅。《华尔街日报》对这件事情非常的关心，做了很详实的调查，发现他们在国内实际上也没有正经的商业背景来支撑他们有这么大的资产。他的太太，原来是一个舞蹈演员，就职于一个有很深关系的一家公司，可能是模特儿或者是类似的艺术公司，折合于她的工资，也就是一年12万8千美金这么个数字。
主持人：那还差很远。
陈志飞：那差很远，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在薄瓜瓜的事情上我们又看到另外一个情况，其实他年龄可能要更小一点，他是通过教育这种方式，而在海外联姻，他跟原来中共的领党人陈云的孙女陈晓丹现在在哈佛谈恋爱；另外还有习近平的女儿习明则也在哈佛，他们都把子女送到西方最高的学府。习明则原来是在浙大读书，他在浙江当书记的时候，给她弄去的。
他们在海外，尤其薄瓜瓜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收入和家庭的背景不对称的情况也是非常的明显。因为他从小一路上来，从薄熙来在大连当市长的时候，都是上的最好的、豪华的、海外的教育，在英国他上的哈罗公学（Harrow School）那是丘吉尔读书的地方，后来他又上了剑桥(Cambridge University)，他自称拿了奖学金，但是后来有人去求证，可能是属于子虚乌有的编造。就算他在哈佛大学上学之前，他的所有教育费用有人算了一下，《华尔街日报》披露达到60万美金，这一笔钱做为一个表面上是人民公仆的中共党官是怎么拿出来的？这也是一个悬案。现在他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Harvard Kennedy School）就学，一年生活费加上学费又是7万美金，这个钱从哪里来的？现在中国大陆有权力在考虑自己的大学专业设置的同时，考虑一下设置这些专业的人，做这些决定的人，为什么把自己的子女送到海外？而他们的钱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很有意思。
主持人：我们先接一下三位观众朋友的电话，第一位是加州的李先生，加州的李先生您好。
李先生：你好，大家好。我想中共害怕了，它怕什么？怕失业率过高。最近世界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失业率过高会造成很多很多的危险。美国、台湾、任何民主自由的国家，失业率高，了不起老百姓99%跟1%的一个叫闹而已；中国不一样，中国承受不起。如果说老百姓起来的话，我告诉你，中国共产党政权一脚就会被踢翻的。中共害怕了，所以它很想用教育的方式来另外一种维稳，它怕失业率增高，一个人没有工作、没有钱，他的花样自然会增加，对不起，什么人都控制不了，一脚就把你共产党踢翻了，很容易。所以说它不是怕什么，就是怕失业率增高，所以是另外一种方式的维稳。谢谢。
主持人：谢谢加州的李先生。我们再接一下佛罗里达的陈先生的电话，陈先生您好。
陈先生：你好。我想问陈教授一个问题，我是从大陆来的留学生，我专业是学金融的。我想问一下陈教授，你觉得怎么样才能搞好金融？而且金融在美国的失业情形会怎么样呢？就这个问题。谢谢。
主持人：好，谢谢佛罗里达的陈先生。我们再接一下纽约陈先生的电话，纽约陈先生。
陈先生：你好。因为时间不多了，我讲最简单的话。就是文化这回事和共产党是绝对没有任何联系的。如果我们跟共产党谈文化，就好比为对牛弹琴的话呢，这种情况下面我还愿意弹几下，因为看到牛的眼睛呆呆的，牛的呼吸缓缓的，好像味道还不错；但是我告诉你：跟共产党谈文化，就是对虎弹琴，你弹不了几下它就把你吃了。如果你听共产党谈文化，那么我就告诉你，一个有文化的人就会变成没有文化了，因为有文化的人如果没有变成没有文化，他就变成了有毒的文化；如果一个没有文化的人，他听了共产党的文化，就会变成有毒的野蛮。那么如果说共产党它自己谈文化呢，那我就告诉你，这是缘木求鱼，谈到死、谈到老都谈不出任何消息、任何情况、任何效果、任何成就。我的话完了。
主持人：谢谢纽约陈先生。汪先生你能不能回应一下刚才三位的意见？
汪北稷：加州的李先生说得非常的好，现在中共就是属于病入膏肓，已经到了感冒就会要命的阶段，它怕任何情况的不稳定，尤其是失业率，尤其是有文化教育背景的大学生群体的失业率来推翻它，非常担心。佛州的陈先生的问题留给我们陈教授来回答。纽约的陈先生也说得非常好，因为共产党跟它谈是与虎谋皮，是没有用的。它要的就是党文化，它要的就是一统江山，它要的目的就是权力、利益，而不是要真正的发展这个民族的文化。
主持人：所以它党校没有这个就业率的问题。
汪北稷：那是它们镀金的地方。
陈志飞：我先谈一下佛罗里达的陈先生，谢谢您对我的信任，我就跟您说几点建议。金融这个行业在过去10年中在中国大陆发展还比较迅速，但是没有相应的硬件环境，也没有很好的管理，所以实际上造成现在主要还是一个被太子党、被高层玩弄的，就是从人民身上搜刮钱财的一个场所。看看中国的股票市场的走势就可以看到，它的幅度啊，涨幅、跌幅毫无来由；不像美国，它都是根据信息、根据实际情况变动的。
至于您自己说到的个人规划，我觉得有两点：第一个、一般都会有这样的建议，要扎实的学好理论的基础，这一方面我倒想澄清一个事实，也是属于所谓“拨乱反正”吧；由于金融危机，很多人对这个金融啊，好像戴上了一个负面的帽子。其实金融还是有很多东西的，即便是衍生产品的话，它最终出现也是为了避险，为了公司想避免各方面营运中的一些不确定因素，实际上它的初衷是好的。所以这种东西我觉得您应该多学点。第二点，我觉得要注意的就是美国的金融管制各方面也在补这个华尔街危机造成的漏洞，所以这突显出了人在精神道德层面上要达到相当的高度，以后才能真正在金融世界立足。这就是我的两点忠告。
主持人：这两点好像跟我们今天讨论的题目没有特别相关的地方。我们再接一下纽约周先生的电话，纽约周先生您好。
周先生：你好，嘉宾好。我在大陆也是教书的，据我了解的情况就是在大陆的高校，它的选读、学生的教材与现实比较脱节，所以说学生读出来以后，基本上是半成品。但是大陆的学生他能够考上大学、一般特别是重点大学的话，他们本身智商是比较高的，这些人如果出来发展以后，最后还是能够成人才的。毕业以后他当然考公务员，因为这些贪官精神，他当时录取一般是按当官的子女的分数定的，定下来以后面试，面试以后就是A线的贪官照顾B线的子女，B线的贪官照顾A线的子女，贪官互相交叉、互相交流，这样就把职务给占掉了，一般老百姓往往最后去当老师，或者去做那些比较低级的就业。所以这就业的本身也是一个问题，什么叫“就业”？他只要能找到一个很简单的工作，本来不适合他的专业，去做工也算就业；其实那个不叫“就业”，那只是做工而已。这是我的观点。
主持人：谢谢纽约的周先生。我们再接一下北卡的蔡先生的电话，蔡先生您好。
蔡先生：你好。我的话很简单，我就盼望、我就建议《新唐人》办一个电视大学，《新唐人》自己办一个电视大学，请教授来讲《孔子》、《孟子》这些儒家的思想，然后请辛灏年先生来讲孙中山《国父思想》。办一个电视大学，在海外积极的办起来，复兴我们中国文化。
主持人：好，谢谢北卡的蔡先生，我们可以转告您的建议，我觉得这个建议很好。再接一位纽约的赵女士的电话，纽约赵女士。
赵女士：你好，两位嘉宾你们好。我想说一点，我来美国之前在中国大陆某个高校做老师，中国现在真的没有一块净土，你看从小学到高校，这个污染确实是精神的污染，共产党的党文化污染，真的找不到一块净土。我只想说清一点，高校的产业化和商业化之后的扩招是为了钱，各行各业、各个系都是为了扩招学生。这些招进来的学生本身的程度我都不想再说了，然后考进来的时候跟不上课，教材非常的过时，然后学生跟不上课，学生、老师也很无奈，有的时候真的是老师其实很无奈，然后到考试的时候一起作弊。
学生作弊老师也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在系里边就会说：你看看我们系里达标率是多少。系里要向院里汇报：我们的及格率是多少。院里又向市领导汇报，一级一级的在那儿虚假、造假。哪一个有良知的老师如果在考试的时候监考的严一些，批卷的时候严一点，当然系领导他不会说你什么，因为考试的时候他也会挂着一个牌子：严惩作弊，也会象征性的抓一些学生来做一些小小的惩罚，到下一学期的时候，你这老师需要补考的学生多了，下一学期就不给你排课；不给你排课你的工资马上就会减去一半，只发给你基本工资，可能你的课时费就没有了。
主持人：谢谢纽约的赵女士。我觉得赵女士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大学扩招、膨胀的真正目的并不是改善教育，而是一种商业化的行为，这就导致了在课程设置上和整个社会有相当的脱节。另外，大学本身育人的目标和办大学的人的目标是不一致的，所以这里头存在很多问题。我想请两位嘉宾回应一下刚才三位观众的意见。
陈志飞：主要赵女士的我可能重新再补充一下。很多人可能不理解，西方有很多的私立大学，最有名气的还是一些私立大学。公立大学有它专门的功能，公立大学主要偏重于工科，具体的类似于中国的大学，它有些社会功能；私立大学它就要从事研究各种各样的职能，当然它也顾及所谓的就职率，因为在美国学生找不到工作，这个大学也很难办下去。其实中国碰到的问题，其实比美国、西方社会更加的敏感，也更加严重。他们是怎么解决这种问题呢？大学主要是社会的一个缩影，中国大学碰到这种问题，招生、就业，一直到学生找工作的各种弊端，都是社会弊端的一个反应，是它的一个缩影。
比如在美国、西方国家的话，社会是公平竞争的，如果社会是量才用人的话，那么学校它就会有这种机能与自己的条件，它要想严格的管理，因为这样它就会越办越好，私立大学甚至会赚钱。美国还有些专门非营利的大学，赚钱的大学也有，它就要严格管里来保证学生的质量，这样学生才能到社会上找到好的工作，还反馈于它，它会越办越好，就不会出现像刚才赵女士说的，系主任跟学生串通一起给老师难堪，它不会这样做。
这是因为它社会的公平和社会整个机制，保证了大学即便是按照市场的规律来运作，也能运作得很好。所以在美国，大学的产业化、商业化都没有问题，而且质量还更有保证，跟西方社会的产品一样。在中国这地方它为什么就不行呢？实际上是它社会的整个机制比起别的社会它公平的透明度不够，所以你看当官的和公务员他们互相的串通在一起，使得大学的功能基本丧失，大学成了一个争名逐利的地方。
主持人：所以在教育体制内部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
陈志飞：是属于整个社会的问题，很困难。
汪北稷：刚才陈教授说得非常好，赵女士讲的现象也是非常的真实。陈教授启发我一点，就是大学是社会的缩影，跟社会是不能分割的。连想到我6日跟济南作连线的时候，我曾经提到，我去大学校园里做专业课的教课之前，了解到学风非常的恶劣，所以我先在我教的几个班的孩子当中，发起了一个运动，叫做：向校园“新鸦片”说“不”，然后我们向四大“新鸦片”：做弊、旷课、抽烟和打游戏说“不”，先发起这几个班的孩子，肃清了这个思想。可以比较荣幸地讲，我的上课率……他们说最高的就是英语课，平等的就是我的专业课，因为他们觉得毕业以后还要花钱去学英语，所以上课率比较高。
主持人：谢谢两位嘉宾的精彩评论。今天我们讨论的是“中国大学毕业生就业率和大学的课程设置，在中国大陆如何的挂钩？”这个问题，感谢各位观众打电话进来，也感谢我们两位现场嘉宾的精彩评论，下次节目希望大家也能踊跃的参加，我们下次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