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朝清:“农民工”究竟还有多少个标签?

【新唐人2011年12月27日讯】12月25日,河南省中牟县举行“有技能、守规矩、受欢迎、作贡献”优秀新型合同工人表彰大会。“送水哥”李老发等539名新型合同工人受到隆重表彰。这是中牟县首次用“新型合同工人”替代“农民工”这一称呼。(12月26日《中国青年报》)

现如今,戴“帽子”、贴“标签”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时髦。从花样叠出的“最美”,到五花八门的“最牛”,再到层出不穷的“哥姐”,人们见证了各式各样的标签,至于究竟还有多少个标签,谁的心里都没有底。

在这股浪潮之下,“农民工”的标签化进程也在提速。从如火如荼的“外来务工人员”到方兴未艾的“新东莞人”、“新广州人”,再到新鲜出炉的“新型合同工人”,一个又一个的标签贴在农民工的身上,一个又一个的帽子戴在农民工的头上。

频繁变更的背景,是“农民工”这一标签饱受社会争议。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远离家乡,在陌生的城市里从事着各种维持生计的工作;他们没有城市户口,本身就需要帮助,却被贴上了“农民工”的标签这是一个多么让人心生凉意、产生距离的称呼啊。“农民工”就意味着不务正业,意味着低人一等,意味着麻烦和问题的制造者。他们在精神上不被信任,需要出入证来证明身份,在物质上要承担“霸王条款”,被动地接受经济盘剥。在同一个地域生活,却享受着截然不同的待遇,“农民工”的奶酪信任、尊严、价值、希望等,本身就不大,也不多,却总是被切割,总是被挪用。

消除对农民工的身份歧视和社会排斥的关键,在于增促社会公平。政府有责任和义务给农民工创造平等竞争的公正环境,让他们有机会参与公平竞争,在公平竞争的的基础上真正地实现机会公平。而要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公平和正义,就必须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破解制度“壁垒”,消除人为的“藩篱”。

与传统的“农民工”相比,“新型合同工人”确实更加悦耳动听。它摈弃了传统的户籍身份歧视,吸纳了现代的法律契约精神。“农民工”标签的每一次更叠,之所以能够引发热议,蕴含着公众对社会公平的认同;细节上的小小变革,也能够触动公众心中那根渴求的心弦。

然而,公平不是从标签到标签的简单置换。如果说标签是“面子”的话,社会公平则是“里子”。“面子”上受用固然重要,“里子”上受惠更加不可或缺。努力缩减城乡差别,彻底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的社会面貌,让农民过上和城市人一样的美好生活,才能从根源上减少“标签”的出现。

文章来源:《和讯网》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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