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2月27日讯】近来“革命”成为网路上热门讨论的话题。这是个复杂而沉重的问题，这里只能将个人观点略述一二。
事实上，中国人从来就不喜欢搞乱社会，革命常常是逼出来的。不烧掉大军的草料场，不知道有多少人愿意上梁山。只有共产党革命是个例外，那是苏俄花钱出人买枪强加给中国的，而且这里也有很大的逼迫成分，只不过不是被生活或社会环境逼迫，而是被共产党用枪逼迫人们跟着它走而已。
如果纵观中国历史，不难发现两个共同的现象。第一，“革命”通常是偶然事件触发，不期而至。第二、最开始出来革命的人基本都在革命开始不久就被无情淘汰，最后得到天下的人都是些后起之秀。
历史没有假设，但仍不妨碍我们做一些推理。如果当时不是天降大雨，造成陈胜吴广误了行期，恐怕也就没有了那场起义。陈胜吴广的起义应该说是缺乏准备的，理论上只有一句话：“壮士不死则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但由于二世的倒行逆施，大秦帝国已是遍地干柴，起义烽火才迅速席卷中国。
然而在另一方面，陈胜吴广的起义只是这场戏剧的序幕，项羽和刘邦才是正角。刘邦在得到天下之后，曾经总结自己的胜利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即张良）。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饟，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史记.高祖本纪》）
换句话说，造反的领袖在最初造反的时候，是既缺乏理论准备，也缺乏人才准备的。他们通常都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为生计而造反，这是历代农民起义最开始的一个通病。这一点也不难理解，在生计艰难的情况下，造反领袖无暇做理论思考，更无钱招徕人才，他们与社会的文化精英是隔绝的。
陈胜吴广起义，刘邦坐了天下；东汉末年黄巾军起义，曹操、刘备、孙权坐了天下；隋朝末年瓦岗军、窦建德、杜伏威造反，高祖李渊坐了天下；唐朝末年黄巢造反，经过53年乱局，赵匡胤坐了天下；元末刘福通、徐寿辉起义，朱元璋坐了天下。宋朝和明朝都是亡于外族，不在讨论之列。
那么今天中国的革命条件是否成熟？我们看到，各地维权运动风起云涌，几万人的抗暴大潮每年都会发生好几次，但是这些抗暴潮为什么能够被中共平息呢？
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抗暴活动，仅属于经济领域的“维权活动”，即维护自己的经济权利，比如抵抗征地、抵抗建立污染企业、抵抗难以承担的税收等等，或者是针对某一类似“我爸是李刚”的基层官员。用中共官场普遍的共识来说——能够用钱摆平的事，都不是大事。我相信中共的头头们会对这种大规模的抗暴心存畏惧，但绝不是最恐惧的，只要拿出钱来满足百姓的要求，或者把基层官员当作替罪羊抛出，那么这些风潮就过去了，而且中共还可以秋后算账。
当然也有人说，每个维权运动的胜利就是中共的后退，其累积效应会导致民主、自由、法制的到来。这种想法或许过于乐观。中共让步的前提是要能够维护住一党独裁。如果让步会造成该邪教体制的崩溃，那么这些犯下巨额贪污、杀人、酷刑、反人类罪的中共首脑们就会被清算。此时他们出于自保和恐惧，也会选择孤注一掷、拚死抵抗的。那时也许只能看军队的态度、或者说抗暴者的运气了。
目前，由于这种维权运动的目标过于具体，只是局限在一时、一地、一事，因此无法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呼应共鸣的效应。因此运动或者说抗暴的宗旨和目标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朱元璋在北伐蒙元政权时提出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一样，“维权”运动如果能够把结束中共一党专政这个中国的万恶之源作为口号和目标，那么才有可能在中国掀起一场革命。
然而我们看到中国现状是：第一、还有很多人把希望寄托在中共身上，认为中共的基层是腐败的，但是中央能够解决问题（当然这也许是一种斗争策略，但客观上等于认可了中共的统治权威）；第二、如果以结束中共一党专政为目标，会遭致中共最为残酷的镇压，因此需要想办法让军队和武警保持中立，这需要大量的组织工作，而这种工作在中共特务遍地的情况下极难展开；第三、即使是代价最小的革命，也仍然是要付出代价的，需要一批理想主义者，能够牺牲个人的利益乃至生命去推动这样的革命；第四、维权抗暴仍属草根阶层，缺乏人才的发掘与协调运作。
我不认为“革命”就一定意味着旷日持久的军事冲突。如果这样，在当今武器杀伤力如此之大的情况下，败的一方固然惨败，胜利的一方也会沾染巨大的血债。所以理想的“革命”应该是“天鹅绒革命”，或者就是我一直念念在口的“和平转型”。
上面所提及的中国四点现状其实可以通过“传九评、促三退”来解决。第一、只有广传《九评共产党》并深入理解“九评”，才能放弃对中共的幻想。如果我们自己都不敢否定中共，我们还指望中共自我否定吗？第二、将“九评”通过网路传入军队和武警，使军人主动唾弃中共这个邪教。第三、大陆许多法轮功学员和正义人士为传播“九评”已经付出了相当多的代价，但仍坚持不懈（这里仍需强调，法轮功学员的出发点之一是结束中共对这群和平民众最残酷的国家犯罪，并无政治目的，但客观上已成为解体中共的中坚力量）。第四、“九评”已经产生了超过一亿人退出中共的效应，这里自然不乏人才和社会精英的聚集。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九评”是从道德的高度来认识和解体中共，能够认可“九评”的人是有道德感的人。这样也就为“革命”（实为“和平转型”）后的中国打下了一个道德的基础。在此之上生长出来的政治生态，自然具备了道德要素，也是避免中国重蹈共产邪教的文化与政治覆辙的基础。
在2006年2月14日，我曾针对当时高智晟律师发起的“绝食维权”运动在《大纪元时报》发表过“对绝食维权运动的四个预言”一文。其结尾处提出的观点，我想再次重复“我们需要不断提醒自己，并告诉民众：中共才是万恶之源，只要这个邪教还存在一天，我们民族的灾难就会延续下去，我们的人权和其它权利也不可能得到保障。这次（绝食）维权运动需要向广度发展：告诉更多的人了解和参与这一运动；更重要的是，这一运动必须向深度上发展：传九评、促三退，帮助中国人摆脱共产邪教，重获新生。（绝食）维权运动如果能与“九评”“退党”有效结合，则会将其性质从弱者向强者的抗议，升华为正义对邪恶的宣判。”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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