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月5日讯】一九六六──一九七六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中国“史无前例的浩劫”，因为一九五八──一九六二年中国已经出现过四千五百万非正常死亡者的大饥荒那场真正空前的浩劫。两次浩劫都源于毛泽东的极左路线，毛泽东的土改、镇反、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反右、反右倾和四清运动，违反人类进步的普世规律，消灭异己，最后造成全国性全体中国人遭受的大浩劫，极左路线之因造成第一次大浩劫的大饥荒之果；大饥荒又成为因，酿成文革第二次大浩劫之果。这就是出生在荷兰的香港大学冯客教授的新作《毛泽东的大饥荒──一九五八──一九六二年的中国浩劫史》，向我们提供的新思路。
一、冯客认为大饥荒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大浩劫，但是党史有意回避、隐瞒这次大浩劫
官方编著的《中共党史第二卷》记载的大饥荒死亡人数，仍然停留在二十年前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的一九六一年死亡一千万人，作者的理由是没有档案。但是，冯客──一位外国教授，查阅了十个省、几十个县的一千多份档案和国内外的有关资料，采访了一百人，估算出一九五八──一九六二年非正常死亡人数是四千五百万人。证实这是一场发生在和平年代正常年景下的古今中外罕见的空前大浩劫。能找到档案，估算出整体数字，这是史识，更是史德问题，尽管现在估算出的不同数字有三千几百万的，有四千万的。
冯客发现大跃进期间高压、恐怖和制度性暴力无处不在。在河南信阳，官方调查一九六○年死了一百万人，其中百分之六至七是被打死的；湖南道县一九六○年死了几千人，百分之九十死于疾病和饥饿，百分之十是被干部和民兵打死。冯客推论，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大饥荒期间，至少二百五十万人，即非正常死亡的百分之六至八是被打死或折磨死的。李井泉把四川死了几百万老百姓的大跃进比作“长征”，他说：“我们不是弱了，而是更强了，我们保留了骨干，还会更强大起来。”这些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干部，以暴力为荣，习惯了大规模的死亡，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二、毛泽东和赫鲁晓夫追逐乌托邦，以政治运动、残酷斗争胁迫干部和群众参与大跃进，真理死了
冯客认为：“一九五三年，斯大林死了，毛泽东解放了。”三十多年，毛泽东原来只能替这位共产主义的世界领袖当个跟班。斯大林死后，机会来了，可以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领袖群论了。不甘落后的赫鲁晓夫在一九五七年提出，十五年内苏联要赶上并超过目前美国重要产品的产量，毛泽东随即应战说：“将来你们可能批评我是主观主义，十五年后我们也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宣布大跃进开始了。
毛泽东继续建国以后历次政治运动的传统，批判了中国高层领导人、知识分子和广大群众对冒进的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的怀疑、抵制和反抗，发动了接连不断的反右派、反右倾斗争，打倒了彭德怀，批判了周恩来、陈云。冯客说：“周恩来学会了在毛主席手中接受侮辱，保住乌纱帽，在主席的阴影底下讨生活，像佣人一样千方百计去怂恿和帮助他的主人。毛泽东在做梦，周恩来则是催生婆，把毛的梦魇变为现实，由于老在经受考验，他必须在大跃进中不懈努力，表现自己。”（冯客：《毛泽东的大饥荒》，第31页）周恩来这样的领导人都不得不向毛泽东低头认错，积极参与这场疯狂的大跃进，全党全国各级干部和群众都被迫地或自愿地卷入这场追逐乌托邦的狂潮中。
全国各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冯客从甘肃的档案中查到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五日邓小平在兰州的讲话，邓说，针对副省长孙殿才、陈成义和梁大钧的斗争不能含糊。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随即宣布，这几个人组织了反党集团，否认社会主义高潮、诋毁社会主义，提倡资本主义。浙江省长沙文汉、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以及云南、广东、内蒙、新疆、安徽、辽宁、河北等省、自治区有的领导人当年都被批判、斗争。一九五九年七月庐山会议上，毛泽东逼迫彭德怀承认自己犯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周恩来从几十年政治斗争中发现，效忠于毛是保住权位的关键，决定永远不得罪毛主席。毛泽东耍计谋，鼓励大家发言敢把皇帝拉下马，但没人敢直言，因为害怕挨整、撤职、开除党籍和坐牢。冯客的结论是“真理死了”。中国老百姓将“穿越死亡谷”。由于领导人的专横和政治制度的僵硬，大跃进是不可避免的现实危险。中苏领导人急于比赛谁先进入共产主义的乌托邦追逐中，中国受难的是四千五百万人，大饥荒的非正常死亡。主要责任人是毛泽东，但是其他领导人也难辞其咎。
三、大饥荒、大跃进毁了农业、工业、贸易、住房和自然，而且毁灭了道德和文明
冯客教授在书中详细地阐述了大跃进大饥荒中的毁灭：毁了农业、毁了工业、毁了贸易、毁了住房，还毁了自然，而且还毁了文明古国的道德。他不仅研究上层，也研究基层，把权力中心的事件和普通百姓的遭遇结合起来，从中共汇编的大量文献中展示出老百姓不仅是受害者，也出现了加害者。在解体的社会里，大饥荒中，人自为战，凭本能求生存，不择手段，为极度自私自利的利益驱动，出现各种反常的手段，如撒谎、欺骗、偷盗、巧取豪夺、玩弄权术，跟国家周旋。
冯客从档案中发现，在大饥荒年代，中国农民并不是饿死也不抢国家粮库。湖南湘潭地区一九六○──一九六一年发生了八百起粮食盗窃案，怀化农民强行打开了几个仓库，抢走了粮食。一九六一年一月甘肃发生了五百例列车抢劫案，损失了五百吨粮食，武威火车站先是几十人、几百人，一月底四千名胆大包天的农民截住了列车，连车上部件也拆走了。张掖二千名农民夜袭粮仓，还杀死了一名警察；另一次农民偷了军装进入仓库运走粮食，警卫以为他们是特种部队。另外有破坏性的纵火，湖北松滋，一位市委书记房子被纵火，还有农民把毛泽东塑像浇上汽油焚烧。广东翁源县，农民在烧毁粮仓后，在墙上写下标语，表示粮食反正不是他们的了，不如一烧了之。
冯客还发现干部为了完成任务，不惜使用暴力，红旗最多的村、社、队，也是害人最多的地方，担心红旗被拔走，用更无情的殴打，迫使饥饿的农民，超负荷完成分配下来的任务。湖南耒阳县长张东海说：“运动不是绣花，打死人是不可避免的。”大跃进前从不打人的干部易少华，变了，出手狠，把农民打伤流血。压力来自他的上级，领导告诉他：“你要是不打死他们，任务就完不成。”“上面的人压我们，我们就压下面的人。”暴力通过一连串命令一级级传递下去。干部为了不当右派，选择一方，就要牺牲另一方，四川温江调查，百分之八十饿死的人是因为被罚不得吃饭。生病的人也被迫下地。这样，累死、饿死、被打死的人，在大灾荒中占相当大比例，还有承受不了苦难的百分之三至六的人，选择了自杀的死亡方式。在大饥荒岁月中，干部和民兵采用各种暴力手段对付农民，源自于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些手段和刑罚在文化大革命中又重演了，只是规模更大、更为残忍，大饥荒的暴力是文革红色风暴的预演。
最残酷的事件是大饥荒的人吃人。在山东、甘肃、云南、广东等省，都有吃死尸的档案。个别的比较具体的关于人吃人的文件，被保存下来，冯客所公布的一九六一年三月临夏市民政部门整理的一份材料中记载，七十六名受害者中，被谋杀后吃掉的十二人，死后被吃掉的十六人，死尸被挖出来吃掉的四十八人。一九六○年一月九日买集公社张洒麻村康尕麦用斧砍死同村人焉哈马吉煮了吃。一九六○年三月十五日红台公社赵家大队赵香香，杀小孩吃。冯客哀叹道：“人性在这场由国家发动的暴力中沦丧了。当然，人吃人绝不是最常见的，也不是最广泛的。”这种人性沦丧，在文革的大浩劫中，又一次更广泛、更残酷地再现了。广西就发生过造反派吃俘虏的心脏的事件。但是，文明古国在二十世纪出现的人吃人的惨剧，证明了这样的人民公社制度绝不是共产主义的天堂，这样的社会主义改造绝不是人类进步的方向，这样的大浩劫的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绝不是光荣的正确的可向外国推销的货色，而是党史、国史中值得认真总结历史教训的重中之重，绝不应遗忘、忽视、掩饰的极为重要的史实。中共党史忽略了，而冯客填补了、充实了这个空白。一九六○年到一九六一年，我在北大荒农村劳动时，亲眼目睹几十个年老农民饿死的情况，有的临终前讲了一句话：“我想喝一碗稀饭呀。”我自己也差一点饿死，是田家英找到李富春帮忙，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将我调回北京。一九六三年又下放到安徽劳动时，我听见农村公社书记同我谈到父亲杀儿子煮了吃的案例。
四、大饥荒是真正的史无前例的大浩劫，党史、国史不应也不能掩饰真实的历史事实
大饥荒中人性沦丧、道德堕落的悲剧预示著文革中群众性大规模暴力屠杀悲剧的重演是必然的，第一次大浩劫必然引发了第二次大浩劫。冯客教授如此深刻分析的大饥荒专著，获得英国二○一一年度塞缪尔‧约翰逊大奖，是名至实归。他在困难的条件下搜集到翔实的档案材料，写出了这样一本书，又分析了毛泽东极左路线的因，结大饥荒之果；而大饥荒之因，再酿成文革之果的因果关系。因为，大饥荒中，出现了对毛泽东不满的干部和派系，尤其是一九六二年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的报告，引起触怒，为了维护自己的不可替代的领袖地位和牢牢把握政权，毛泽东不得不发动文化大革命，将刘置于死地，将整个国家搞得天翻地覆，把他心中的对手都打倒。发动第二次大浩劫，以维护第一次大浩劫的必要性和正确性。正像冯客所说：“把国家干预当做解决社会矛盾的良药，实在是错上加错。”以新的错误掩盖已发生的错误，是更大的错误。
讳疾忌医、掩饰错误的结果，只能是一而再地重犯同样性质的错误，造成一次又一次的历史上空前的大浩劫，把全国老百姓、全体党员拖入大灾难的深渊。幸亏世界上有良心的学者很多，冯客教授做出了本该中国党史工作者应完成的工作。中国的历史，理应有更多的中国学者研究，写出高水平的信史。我们希望中国民间的和官方的党史工作者能够写出超过冯客专著的中国浩劫史，也希望官方能公布五十年前大跃进和历次运动的全部档案（我知道有过烧毁档案的事实），为共同研究历史错误和防止重犯错误创造出必要的条件，这是我写这篇评论冯客专著的一个真诚期望。
二○一一年十二月四日
文章来源：《争鸣杂志》有删节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