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2月23日讯】左派与右派的说法起源于法国大革命，革命后的制宪会议上激进派坐在左边，保王派坐在右边。左与右是相对的概念，同一个政治派别可能会被更左的称作右、被更右的称作左，但政治光谱上的左右两个方向确实有其客观标准：左派倾向于维护低收入群体的利益，其激进派往往仇视高收入者甚至诉诸暴力；中间派倾向于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平衡而不是强调多数人（低收入者）的利益扩大化，一般主张温和的行动；右派倾向于代表高收入阶层或既得利益阶层，其中的极端势力则试图维持寡头政治式的旧秩序（如果此类极右翼派别势力微弱，中间派甚至中间偏左的派别时常被称作右派）。
中共和老毛子洋共的渊源不必赘言，洋共和欧洲左派（以社会民主党为代表）则都是传承于左派老祖宗马克思。原始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基于早期资本主义，早就跟不上趟了，恩格斯晚年已经开始做出“修正”，后来伯恩斯坦、考茨基的“修正主义”经由第二国际发展为社会党国际，实乃恩格斯一脉相传。老毛子的“列宁主义”自我标榜为继承发扬，实则为另类“修正”。
社会民主党和列宁主义革命政党的区别显而易见，前者属于民主宪政框架内合法斗争的温和左派，后者则抛弃民主宪政，选择武装暴力夺权。二者有相同的群众基础，自然要争个你死我活，后者掌握了暴力武器之后镇压起前者来毫不手软。
列宁主义政党武装斗争时期是毫无疑问的左派极端分子，一旦夺权成功，则开始蜕变。背离了民主宪政的原则，剥夺特定阶级的权利、自由、甚至生命，即使获得多数人（所谓无产阶段）的支持、打着“人民民主专政”的招牌也属于多数人的暴政。表面上为多数人谋取了利益，实则剥夺了包括多数人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的几乎全部自由（以暴力夺取而不是合法社会契约的方式），形成极度庞大的政府权力。假使这种政府权力能够以普遍福利的形式返还于民，那么列宁主义政权就可以大体保存其左派性质，如古巴（经济落后但教育、医疗等社会福利较为完善）。
中共呢？建政之初，表面上消灭了“剥削阶级”，貌似平等，但从来就没有给占人口多数的农民以平等权利，数十年剪刀差敲的是农民的骨吸的是农民的髓，相比之下城市居民成为相对的特权阶级。什么人是绝对的特权阶级呢？中共官僚阶层自从掌权就迅速异化为多数人的对立面（马克思早年的“异化”理论很有价值，适用于他自己的孝子贤孙），绝对的均匀状态只能是空中楼阁。举个好笑的例子，1958年全国人民大炼钢铁，老邓却说：“到过东欧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他们都有很漂亮的地方作为党内活动的俱乐部。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场合才好。”于是北京市委在北海公园附近修建了“高干俱乐部”，高干们有鉴别能力，不会像草民百姓那样受资产阶级的腐蚀，所以跳舞、麻将、桥牌、海外电影一应俱全。老邓乐极生悲，打台球摔断了腿，不过因祸得福，借养伤之机避开了彭毛互相操娘的庐山会议。
有人认为老毛是彻头彻尾的左派，为了消除中共内部的特权阶级而发动文革。这个说法或许有些道理，我们也没有必要深究老毛个人生活是否享受特权，但文革打倒了老邓这批老特权阶级，造就了王洪文这批新特权阶级。左派暴力革命之特权异化无法避免，古巴也不例外（只是异化的程度稍低而已）。
老邓几起几落，终于大权独揽。老邓之改革开放对中国经济的起到了促进作用（政府放松了经济控制，民间重新获得一部分经济自由）；在政治层面，老邓当政之后的中共有了什么变化呢？如果说老毛的年代中共尚且对社会福利有所注重（比如受尽剪刀差之害的农村也有赤脚医生）所以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左派（极左）性质，那么自老邓起中共对社会福利就日益勉为其难不得已而为之，马列意识形态被彻底抛弃，列宁主义政权的专制手段却紧攥不放，“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绝大多数涉及权钱交易，社会日益贫富悬殊。中共当前的性质非左、非中、也非一般的右，而是极右：维持寡头政治式的旧秩序，特权阶层从中获得最大的利益。中共之演变并非经历了弱左、弱右的中间状态而是直接由极左到极右（官僚阶层的异化就是这一演变的开端，极左政治中出现了极右成分），因为政治光谱并非平直的标尺，而是绕了一个环形之后两端相接；极左与极右物极必反，殊途同归，二者看似远隔天涯，实则近在咫尺。
中共的本质就是这样一个极端化的政治派别。有人认为右派比左派更会搞经济，从中共所经历过的两个状态（极左到极右）来看，极右派在经济上自然胜过极左（因其较少限制经济自由），但中共当前的极右政治导致民权被剥夺，官僚资本恶性膨胀，经济畸形发展，对中国危害无穷。我的政治倾向是经典自由主义，属于左派眼中的右派，右派眼中的左派，我认为这恰恰是最合适的中道。中国应该通过怎样的方式走向宪政民主，就不是这个帖子的话题了，但极左与极右都不是正道，这一点相信大家不会反对。
顺便谈一下和中共之类列宁主义政党很相似的一个政治派别：法西斯。传统的历史教育总是给法西斯贴上“极右”的标签，实际上法西斯主义来自左派，谋求的是“多数人”的福利，只是容纳资本，采用了与列宁主义不同的方式而已。二者对强势群体都恨得咬牙切齿，前者有时针对特定族裔（如犹太人，但并不是所有的法西斯政权都反犹，墨索里尼就是例外），后者主要针对有产者、知识分子（现在中共极右统治之下新的有产者是自家，知识分子也被打断了脊梁，所以政策变了）。二十世纪最早的法西斯政权不在意大利而在匈牙利（1919年建立的霍尔蒂政权），1920年匈牙利法西斯政权规定大学录取犹太学生的比例不能超过犹太人在匈牙利的人口比例，5%（此前犹太人占据了大学生人数的25%）。这项法令也是全世界最早的法西斯法律之一，那时法西斯这个名词还不流行呢，算是追认的吧。苏联也实行过类似的限制犹太人升学就业的做法，中共的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则专门歧视汉族。美国左派有人提出大学应实行族裔比例录取制（效果上损害的是亚裔的利益），或许不知道这套东西法西斯和布尔什维克早就搞过了。左派、土洋共与法西斯的亲缘关系可见一斑。
本质上讲，极左和极右都导致人民失去自由、政府包罗万象（尤以极左政权为甚），此之谓极权专制。另一方面，民主制度难免有迁就多数群体的倾向，但适当的宪政共和制度可以约束民主选举本身的一些缺陷，尊重多数、保护少数，并在政府内部实现权力的平衡以避免政府权力的膨胀和滥用。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能够出现什么“和谐社会”，那也只能是宪政民主的社会，没有完美的和谐但有相对的动态平衡并能够自我调节。这就是中国的希望之所在。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第三十期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