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4月04日讯】【导读】目前在台湾对“二二八事件”的谈论，几乎是围绕在“元凶是否是蒋介石”、与“涉案人员的责任归属”上。本文则是从一个几乎被忽略、甚至被遗忘的角度，来探讨“台湾共产党”与“二二八事件”的关系，一段您可能未曾听过的历史。
（续前）六、“二二八事件”中台北地区的共党活动
“二二七缉烟事件”中的台共记者
中共背景的吴克泰、周青二人，曾参与中共台湾省工委会控制的“自由报”，后来为扩大对新闻界的渗透，两人转任台北“中外日报”记者。他们两位在以新闻煽动“二二八事件”后，潜逃大陆，参加“台盟”组织，其后并持续为中共统战部门工作。
吴克泰说：“周青从事件一开始就在场，由他写前半段，我写后半段，群众包警察局和宪兵队部分。报导写完后，采访主任、副社长兼总编辑不敢发，经过一番争执之之后，印刷厂的工人出来说话了，他说如果这篇报导不发，就要把印刷厂烧了。这才把报导发了出去。第二天一早，报纸发到全台北市并发往全省各地，被抢购一空。稿子发排以后，我和周青又回到了宪兵队。上千名群众一直包围着宪兵队，呼口号要求交出凶手。”吴克泰亲自参加了群众冲锋陷阵，几次冲进警察局长的办公室，要求交出凶手加以严办。
另一位中共份子周青说：“几百个群众围住警察分局要求交出凶手。双方大约僵持四十分钟才发觉凶手已被转移到总局保护起来。人群便冲向城内的警察总局，人群已由几百人迅速膨胀为数千人。警察局长陈松坚手忙脚乱，几次站在二楼阳台说话，都被人群的怒吼声打了回去。这样僵持一个多小时，忍耐不住的人群有人冲进局里，发觉凶手早被转移到附近的宪兵第四团团部。”
庞大的人群一齐涌向宪兵团，途中周青向新生报工会借了一面锣。周青以敲锣鼓动群众冒雨冲锋，一进一退，这样来来回回，次数无法计算。“那天夜里我和吴克泰一面鼓动群众，一面又轮流回到《中外日报》写稿。稿子是用特写描述的。”周青回忆说。
228游行领导者的角色
终宵攘扰的台北市经过清晨短暂的平静后，2月28日上午9点，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干部吴裕德，当时为台大学生，率领一群人，敲锣打鼓，沿途号召民众参与他们的行列，尾随人数愈来愈多。当队伍路过延平北路派出所时，一举涌入，完全捣毁该所，未及走避的员警全被殴伤。10点钟，另一批群众涌进重庆南路专卖局台北分局，现场遭纵火焚毁。午后，群众向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前进，其中有人手持日本军刀和枪支。下午2点，群众又至设在新公园内的台湾广播电台（即现在的二二八纪念馆），以台语和日语广播，号召曾在日军服役本省籍青年，至指定地点集合。
由于事件不断扩大，迫使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于下午二点宣布台北临时戒严。这一连串的群众事件，至今仍有许多人说是群众自发行为，但起领导作用的台大学生吴裕德，是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所吸收的学生干部，在28日上午领导群众殴辱公务员、捣毁官署。而当群众砸烂专卖局时，旁边的屋顶重下来两条大字标语：“打倒陈仪独裁政，建立台省民主政府”，仓促之间，何来布条？显见有人预先准备。
长官公署的神秘一枪？
另外一个疑点是，当群众包围长官公署时，那“神秘的一枪”是谁开的？当天至长官公署请愿人潮以万计，要求陈长官亲自出来接见群众，陈仪觉得人太多，安全没保障，通知请愿群众派若干代表进署面谈，群众不接受。陈仪乃与葛敬恩商量，决定到二楼阳台与群众见面。当陈、葛走到阳台，正要与群众对话，忽然有人用手枪自群众中向陈射击，但未命中，楼下警卫听到枪声，立即向群众开枪还击，一时秩序大乱，群众争先恐后逃离现场。
一般而言，在台北市的事件中，知名的中共份子并未站在幕前，而其隐居幕后的领导角色程度，则很难精确掌握。一度掌握“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领导权的王添灯，他是否是中共份子仍无法定论，但王添灯却把草拟“二二大事件处理大纲”的重任交由台共兼中共的潘钦信、萧友三和蔡子民三人。32条改革方案草拟后，一面交由王添灯，一面交予中共台省工委会负责人蔡孝乾。中共表示时间紧迫，不用修改，王添灯就于3月6日在“处委会”提出32条，要求陈仪命令在各地的武装部队，自动解除武装；地方的治安，由宪兵与非武装之警察和“民众组织”共同负责；一切施政，不论军事、政治，须先与“处理委员会”接洽；对于此次事件，不向民间追究责任，将来亦不得假藉任何口实，拘捕此次事件之关系者；绝对反对在台湾征兵，以免台湾陷入内战漩涡等条款。
延安中共的回应
陈仪在台湾逼出了“二二八事件”，当然是与国民党内战多年的中共所乐见的，正是所谓“亲者痛，仇者快”。当时在延安的中共就透过电台广播说：“台湾人民的武装自卫乃是被迫的，是必要的，是正义的，是正确。”3月20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说：“你们的闘争就是我们的闘争，你们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解放区军民必定以自己的奋闘来声援你，帮助你们。”
中共当然希望扩大事端，因此在广播中免不了煽风点火，提出呼吁：“一、武装闘争既已开始，必须反对妥协，反对出卖，以争取最后的胜利。二、处理委员会所通过的32条纲领，应坚决为其实现而奋闘。三、应迅速在乡村照顾人民的经济要求，在城市将接收的房屋分配予贫户。四、为取得胜利，必须组织坚强的政治团体出面领导。五、须立即选择大批干部派赴城市乡村领导武装闘争、行政工作与群众运动。六、应速派重要领导人员及大批干部，扩充自治运动的根据地等。”
（摘录中共1947年3月梗日广播）
（待续）
文章来源：《大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