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5月29日讯】五月二十三日，北美洲的各大电视台在晚间的新闻中，都播出了当天由美国国务院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报告中说中国制造的仿冒伪劣电子零配件，在一次对美军的武器和设备的检测中，发现已被安装在这些敏感的高科技的装置上了，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担忧。
因此可想而知，今后不仅仅是美国，甚至是世界各国都会警惕中国制造的进口商品，或者是严格检验，或者就干脆拒绝中国制造的商品进口。说一句实话，当一个国家长期贫困，内需拉不动，这本身就是这个国家政治上的大问题，因而造成的民生和经济环境的艰难和衰退，以吸引外资成为世界加工厂，这既不是个什么创举，更不是个可以长期维持的好的经济政策。
在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的南美洲的一些国家，已经经历过世界加工厂的做法，其后果就是当这些国家的生态和资源被破坏和枯竭以后，外资就纷纷的撤走了，留下的就是一片的荒凉景象和巨大的失业人口。事实上将这些国家的政府和人民最终还是要把运作经济的注意力放在本国的自主产品和自主科技产品上。
依靠外需拉动或者维持一国经济的政策，不客气的说，实在应该算作是一种卖国的行为。把一国的经济命运交到了外国人的手里，指望着外国人对商品消费的多与少，才能产生该国GDP的增与减，这和丧失国家的主权又有什么不同呢？
共党动辄就给人扣上崇洋媚外的大帽子，又无端的煽动爱国主义的狂热，其实在世界加工厂的政策之下，崇洋媚外的就是共党自己。在中国大陆这个破了产的世界加工厂里，由于急功近利，虚荣和贪婪，加上又不是个法制的社会的种种因素，生产出了巨量的假冒伪劣毒的商品，可国民的消费能力却仅仅只占到GDP的百分之四十左右。
于是就只能向那些国民消费能够占到GDP百分之七十，甚至百分之八十的富裕国家去倾销，以次充好的对外贸易政策，又必然带来对外国政府官员行贿、送好处费、拉拢和对主要出口大国送大礼的种种的非法手段，作为附加的外贸开支，使得原本利润就很低的共党对外贸易的收益就更是微乎其微了。
二零零九年由于金融风暴的原因，当年中国大陆对外贸易额就减少了一半以上，现在全球经济又陷入了第二次大衰退，指望着对外贸存活的中国经济，不仅仅是同样的陷入了二次大衰退，还要受到六十年来拉不动的内需的恶果，使得中国经济彻底崩溃。
本人在这里说的崩溃，是已经发生了的崩溃，而不是说行将崩溃，或者是将要崩溃，否则的话，我们就无法解释共党欠下的九十万亿元的国债和八十五万亿元新印刷出来的钞票的原因了。二零零八年，说中国强大了，二零零九年说中国辉煌了六十年，这和朝鲜的金家父子把二零一二年定为是盛世朝鲜年是同样的。
在一个极权统治的社会里，信息被封锁，语言治罪，拥有话语权的就只有统治者，究竟强大、辉煌、盛世与否就只有国民们，心里最清楚了。一个稍有良知的公民，实在是没有必要去为了这种政权辩解，或者是歌功颂德。
任何一个中国人只要翻看一下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就可以明白，满清王朝腐败黑暗，但是并没有欠下如此天文数字的国债，更没有制作巨量的白银和铜钱去流入市场，造成物价的上涨和钱不值钱，以及民不聊生的情况。第一次、第二次的世界大战当中，中国都是战胜国，前后三十年间，中华民国的政府收复了全部曾经丧失过的主权。
在中华民国政府撤离大陆之前的那三十八年中，因为内战不息，又加上抗战，到了一九四八年，一九四九年的时候，金融财政已是崩溃了，于是就大量的印刷金圆券和银圆券，以代替银圆，物价暴涨，钱不值钱。受影响最大的是工薪阶层。对于占当时百分之七十农民所受的影响则是有限的，而现时共党巨量的印刷钞票却是全民受害。
四九年以前的中国既不是个半殖民地、更没有半封建，既是一个主权完整独立的民主国家，又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国际社会上享有崇高的声望，所以才成为了常任理事国。
那三十八年的中华民国时期的对外贸易额很小。一是因为中国工业基础薄弱，二是战争不止，所能做出的出口贸易的商品，不过就是民族自主的手工业商品而已。出口到了世界各地，由于没有假冒伪劣毒，所以信誉很好。
战争间民生是艰难的，但是人人都有自由谋生的空间，只要是不和共党沾边，思想和言论的自由是保证的，政府从来没有屠杀过人民和少数民族，也没有搞过所谓的政治运动，把国民们分成三六九等，无端的把国民划分成敌人，去批斗劳改、抄家或者送到农村去改造思想。
记得在残酷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和文革结束后那短暂的政治宽松一点的几年里，时常听到父辈的亲属、同事、朋友们在聊天中谈到一九四九年前和后的两个社会的比较，津津有味，显示出他们在中华民国在大陆时期的生活、工作等等方面的回忆和留恋。
后来我终于明白了，他们的这种情节的原由，其实就是政府的公权力不要去干涉限制或者去规定人们日常的正常生活。人们不受政府的干扰，那么政府与国民之间就不会形成仇恨。矛盾永远有，政府不杀人、不整人、不去害民，那么任何矛盾都可以解决，而不会恶化成为仇恨。国民党政府后期也有贪污，但比起共党的贪腐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
就以二零零八年的四川大地震发生为例，本人当时曾公开呼吁人们不要捐款，共党宣传说，又是强大又是国力增强的，就让我们考验一下共党救灾的能力。但是终归是血浓于水，地震发生十六天以后，仅国内外的华人捐款的总数就多达四百四十亿元，而共党报出的受灾人口是一千万，也就是说，灾区人民人均可以得到四千四百块钱。
这对于受灾的人们是个安慰，又帮助减少了共党救灾方面的支出。但是仅九个月以后，一个独立调查的数字被公布了，共党的层层干部们，把这四百四十亿的捐款贪污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灾区的人们买一个馒头吃，共党都要向他们收十块钱。这就是说，共党不但贪污善款，还要大发地震财，这就不是民间与共党的矛盾问题，而是民间对共党的仇恨了。
近日看到了一篇报道，题目是“超生罚款的去向不明”，报道中说，共党体制外的独立学者们经过长期的调查以后发现，从一九八零年到现在，如果按照每个超生婴儿仅收一万块钱罚款的话，共党就至少收入了一点五万亿到两万亿的人民币。
报道又说，这笔巨款中央财政是见不到的，都是在县级政府和县级以下的乡镇街道中流通和运转，其中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罚款收入是由县级和以下的计生部门使用，为的是激励计划生育工作者的工作积极性，理由是这种缺德、得罪人的事是没人愿意干。
这就使我们不得不去联想到两个问题：一，是共党体制性的全面腐败，谎报、造假是极平常的事情，那么实际的超生罚款肯定会是几倍于这个一点五万亿到两万亿的数字的。计划生育工作者们以国策去谋取私人的发财，贪腐的款项肯定会是吓死人的。
二，就是中央政府所做的人口普查的数字出入是极大的。这个一点五万亿到两万亿的超生罚款就是告诉我们，在共党宣布的十三点三亿人口之外，还有多达一点五亿到两亿的超生人口是没有被统计在内的。
大约是四五年前，就有做中国大陆人口调查的独立学者们说，因为父母交不起罚款而不报户口和长期离开户口所在地外出谋生的庞大的流动人口的超生婴儿的总数，每年都是以三千五百万到五千万在增长之中。
二零零八年的上半年，共党国务院的一位良知人士透露，当时中国的人口总数是十五亿两千万。这就又说明共党是知道中国人口的实际数字的，可是为什么又在后来的人口普查中，宣布出了一个十三点三亿呢？添丁进口不仅仅是中国人认为的喜事，而且是对无论国籍、种族和宗教的所有的人来说，都是好事和喜事。好事喜事共党也要瞒报，意图又何在呢？
在这篇报道当中，独立学者们调查了解到，浙江省在二零零九年的超生罚款就达到了八点九四亿元，比二零零八年增长了百分之十三；而安徽省在二零一零年的超生罚款为八点四五亿，比二零零九年增长了百分之六十一。
学者们以平均九亿元的超生罚款作为一个依据乘以三十一个省、区、直辖市，于是就得出了二零一一年总超生罚款额是二百七十多亿，也就是说户口外的人口是二百七十万。但是参与调查和研究的学者们又说，这只是一个极保守的估计，实际的超生罚款究竟有多少？可能是个永远也搞不清楚的议题，因为相当大的一笔罚款是直接进入了计生人员私人口袋的。
报道中提到了河南省新乡市的一位基层计划生育人员透露说，只要和计生人员搞好关系，送点礼，指标外的超生只交七千块钱，不给收据也不打白条，连礼物带钱全部进了私人的口袋。有人总结出一个现象，说是中央吃外汇，省市吃土地，而县乡吃肚皮。
联想到一年以前，维基解密报出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共有五千个人在瑞士银行有私人的账户，至于每个账户上有多少钱，维基解密就没有透露，但是从去年暴露出来的铁道部下属的一个运输局长就在美国银行存有二十八亿美元的私人存款，我们就不难推测，这五千个账户每个账户上的钱都不会少于二十八亿的。
既然中央的人都做好的外逃的准备，那么省市的人也必须跟进，扒房圈地，于中获利，准备捐款外逃，到了县乡这一级的人，肯定是官小利薄，但是又不甘落后，于是就打出计划生育的名堂去损人肥己。
盲人律师陈光诚先生因为揭露其中的黑暗和惨无人道，遭到了共党长达六七年的监禁软禁抄家殴打的种种折磨，而陈光诚先生是站在了人道良知和正义的立场上为民代言，因而得罪了物性贪婪的共党，以至于不得不接受美国的保护，被迫背井离乡远渡西洋。
我为陈光诚先生重获自由而高兴，同时更令我担忧的是，如果敢于为民代言的人，最终都不得不被外国政府接走保护起来的话，那又把历来巴望着青天，巴望着有人能为民做主，替民做主的中国百姓置于何地呢？何况共党治下是无青天，共党团伙里也没有青天。
共党六十年对国民的狼奶毒化，能够真正站出来为民代言，替民伸冤的人是少而又少，难道中国人民就只能生活在暴力腐败的黑暗中，任由共党奴役吗？如此看来，做人还是应该要昂首挺胸的做人，自己做自己的主人，不需要什么人为自己代言，更不允许政府的权力替自己做主。
既然生而为人，那么就享有上天赋予的权利，人人使用这个权利，自己做自己的主，那就是一国百姓们的民主，民主罢免政府，民主选举政府，民主监督政府，民主可以使一个政府成为民有民治民享，而民主可以使人民做主人。
人民就是青天大老爷，政府官员是公仆，官员要去讨好人民，而不是人民跪在地下磕头乞求官员为民做主。在中国皇权专制的两千多年里，能为民做主的不过就只有包拯、海瑞等寥寥无几的几个官员，可是在共党的极权专制之下，却是一个都没有。
一九三零年苏联的大饥荒，活活的饿死了当时人口的四分之一；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中国大陆的大饥荒，活活饿死了当时中国人口的十分之一；从一九九零年至今，朝鲜金家政权活活饿死了朝鲜人口的八分之一到十分之一。
这三个共党政权饿死的人口总数超过八千万，为民做主、为民代言的共党官员却是没有一个。不但如此，极权政权还不允许挨饿的人逃荒。近日韩国的外交部终于证实了四名的韩国公民因为营救在中国境内滞留的朝鲜难民，在今年的三月份被共党的公安逮捕了，罪名是危害国家安全罪。
这个被指控的罪名就使人感到含糊不清，究竟是危害了中国大陆的国家安全，还是危害了朝鲜的国家安全。据统计，已经有超过两万名的朝鲜人是逃往韩国，而中国大陆就是他们逃生的中转站，因此中国的辽宁省就成为了韩国的人权组织与朝鲜的间谍特工们的秘密战场。朝鲜的难民们说，韩国人是在努力的营救他们，把他们转送到韩国去。
而朝鲜与中共联手是在抓捕他们，并把他们遣送回朝鲜去受惩罚，甚至被处决。对于任何一个极普通的人，见到了有人挨饿求救的时候，都会自然而然的给予帮助，而共党极权就完全不同了，不但不帮助、不救济、还不准逃荒，逼着挨饿的人是只需呆在原地活活饿死，然后有大肆的宣传盛世辉煌。人们说共党无人性，中朝两个政权对挨饿人的这一个做法，正是无人性的表现。
美国发表了世界的人权报告，批评中国大陆人权状况是持续恶劣。共党也马上发表了一个人权报告，指责美国是人权状况最恶劣的国家。当人们面对着这两份人权报告的时候，我是相信，信服美国这份报告的人是绝大多数的，而认为现在是中国大陆人权状况最好的时期的人绝对是寥寥无几的。
被骗了六十年的中国人，如果还有人相信骗子的话，我们也只能说这样的人已经异化了，不足与语。我始终认为，一个人或者一个政权的最基本的标准那就是礼义廉耻这四个字，而耻，是最后的底线，当一个人或者是一个政权到了不知耻的地步上时，就证明人性依然全部丧失了，而替代物就是兽性。
一个不齿于人的兽性团伙就如同一群猪狗，在一群猪狗当中，非要去找出开明猪狗、改革猪狗、保守猪狗，那是徒劳无益的，忽略了人性和兽性本质上的根本不同。假如说上天创造了奇迹，猪狗群当中真的出现了开明猪狗、改革猪狗的话，就凭着我是一个人，也绝对不会去支持拥护或者是服从紧跟开明改革的猪狗们的。
人就做人该做的事，把做人的权利和尊严从猪狗的嘴里夺回来，人的社会不能任由猪狗们去猖狂，如果说中国的国情确实有不同的话，那就是共党这个兽性的团伙在中国实施了欧洲中古世纪的极权统治，疯狂的破坏了中国的一切。而现实中国所需要的，那就是每一位中国人都能自己为自己做主。汇合起来就成为了一个十六亿人口的民主力量，而中国的国情也就正常了。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次的这个节目的时间里，我们再见。
文章来源：《希望之声》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