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7月8日讯】【中国体制内政改可以借鉴台湾和苏联的经验，但是二十年来不进反退，主因之一是被推上神主位的邓小平已在各个方面设置障碍，且无人质疑。邓的神话不破，休想有所作为。】
改革找死，不改革等死——这是六四后针对中国社会制度的箴言。二十年过去了，中国没有政治改革，中共也没有死。今年薄熙来案、陈光诚案接连爆发，撕破和谐维稳的遮羞布：一个政治局委员的惊天腐败、一个公安英雄的无法无天，加上一个山东穷乡盲人律师被野蛮禁闭，让国人再也不能容忍，不能沉默。于是一股期待改革的浪潮，在中国大陆及海外舆论中此起彼伏。“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警告，在网上无日无之。加之“十八大”在即，统治大权换届，有温家宝敢言在先，习近平接班在后，真是一场改革的天赐良机。
平反六四为何没有现实可能？
可是，半年过去，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全国高压情势毫无松缓，各地民乱有增无减，新闻管制寸土不让。当局墨守成规，满足于强大的控制能力和“神舟上天蛟龙下海”的面子工程，忽悠民众。而薄案秘滞，久无交待……我们不能不回头探索缘由，究竟中国政治制度严重僵化落后的根源何在？
中国经济问题，暂时按下不表。先看看政改，有哪些主题为人所急，呼声最高？
首当其冲的显然是“平反六四”。这是近来热门话题，消息也不少。按照香港每年六四烛光晚会的要求，那是要“承认爱国学生运动、追究屠城责任”。毫无疑问，平反的矛头所指，首先是下令镇压的军委主席邓小平。六四屠杀已有一个权威统计，就是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谭云鹤提供的七百一十三人（另有十四名军人）。谭视察过每一具尸体。
邓已死，他的罪责要由中共中央承担。但中共历来惯例都是找替罪羊为党开脱，如文革浩劫找四人帮。党永远不会说“对不起”。因此，六四官司没有被告，替罪难寻。
更重要的是，六四镇压是江泽民以来，中国领导集团的权力来源。至少江系、胡系都是建立在清洗赵紫阳体系的基础之上。平反六四必然要平反赵紫阳，江、胡系列的统治合法性将被挑战、被否定。历史要改写，体制上人事上也有相应的调整变动，涉及很多人的既得利益。而六四受害者的无数冤案也有待处理。可想见平反六四是一个带颠覆性的巨大工程，有如文革后的平反，有毛死文革被否定的背景一样，没有民主化的大背景，很难想像得以实现。若指望强人决策，更无可能，当年邓胡联手可以平反刘少奇，今日谁敢剑指邓小平？过不了批邓这一关，休提平反六四。
台湾经验和苏联经验的难处
中国政治改革，依循和平、非暴力、低成本的思路，本刊多年阐述过有参考价值的模式，是台湾经验和苏联经验。即蒋经国的开放党禁开放报禁，和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的修正主义。台湾民主化是在中国政治文化传统背景下的成功，正如余英时教授所指出，蒋经国的改革是以五权宪法、三民主义为依据，根底是西方的。苏联民主化则是共产国际运动自身不断理性演变的结果。中共正是共产国际在东方的一只别动队。
因此，台湾经验和苏联经验最值得强调国情特殊的中共借鉴，比纯粹的西方经验有更多的可比性与可行性。但是，台湾苏联经验有一个重要条件为中共所缺乏，那就是强有力的人物主导。今日中共没有蒋经国和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中国经改以来的，尤其是六四以后的领导人都不是在竞争中优胜劣汰而产生，只有嫡传天生的庸俗低能品质，即便胡赵一代也不是强人，否则他们不会被元老一句话就打倒。而中国的问题已积重难返，更需要有远见、有魄力，有担当的人物领头。这是中共体制内政治改革的现实困难。
中共治国六十二年历史上并非没有强人，那就是毛泽东与邓小平。但这却非中国之福，而是当代中国的悲剧所在。毛统治二十七年，国破家碎人亡，他从一代枭雄堕落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暴君，杀人如麻的独裁者，虽未受到鞭尸，但已是大陆民众或明或暗的唾骂对象。邓在毛死后，实际掌权约二十年（1977-1997，从复出到去世），他改变毛的毁灭性政策，给人民以休养生息机会，将专制主义合理化，最后仍然成为一个与民主不共戴天的独裁者。
邓的专制基因已在代代相传
对邓的统治及其遗产，所以值得重视与批判，是因为他的影响力和毛已成为一具政治干尸和名存实亡的图腾不同，邓的政策仍然误导着中共高层的内外决策，邓的专制基因仍贯穿在中共的接班制和干部系统中。而且当局刻意捧制的邓的改革偶像，在他死去十五年来，不容非议，也未得到应有的公评。甚至成为毛后另一个神化人物，最近美国教授傅高义的邓传记含有这样的意味。
在一个大独裁者死亡后，必然发生的历史蜕变如希特勒之于德国、史达林之于苏联，在中国却没有发生，这是值得史学界沉思的。戈尔巴乔夫一九九一年圣诞日发表他交出苏联总统权力的最后电视演说《告苏联公民书》，总结他一九八五年春开始的民主改革的成果。可以作为批邓的一个对照，兹摘要如下：
①社会获得自由和政治上精神上的解放；
②消灭了极权体制；
③实现自由选举、出版自由与多党制；
④走向所有制多元化、土地交还农民，企业股份制、私有化；
⑤结束冷战、军备竞赛和国家极度军国主义化；
⑥对外开放，国家平等不干涉，放弃外国驻军；
⑦落实各民族自决权。
（见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中译本代序）
赤裸裸反普世价值反自由化
相比中国的毛后改革，除了第四条的一部分，其余大都没有进行和实现。邓一言九鼎，控制毛后一系列内政外交决策权。概括如下：
一、政治上的“毛二世”。邓一代老干部大部分都是毛独裁统治的受害者，和史达林迫害老布尔什维克比，有过之无不及。文革后邓提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反对“权力高度集中”，却从不提极权、独裁、专制。对毛的问题，不顾党内外的强烈不满与愤怒，制订“宜粗不宜细”“三七开”的保毛策略，进而放言“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什么时代你们说了算……”。公然推行独裁制，实际上成为“毛二世”。邓如此倡导独裁，党内民主改革从何谈起？故后来将“江核心”写入正式档，“集体领导”也就从有名无实到无人提及。
二、赤裸裸反普世价值。多次公开指“多党制”，“议会竞选”、“三权分立”会天下大乱。鼓吹“一下决心，立即执行，不受牵扯，是我们的优越性”。中国庞大的官僚体制由此得到保护，镇压组党潮、法轮功、零八宪章、囚禁刘晓波都由此得到最高指示与依据。吴邦国的五个“绝不”只是为邓的圣旨背书而已。
三、反自由化：扼杀新闻自由之源。邓是八十年代“四个坚持”、“清污”、“反自由化”和六四屠杀的主持与指挥和他五七年反右运动的角色一脉相承，他说“动乱因素一出现，就要采取严厉手段尽快加以消除”。这是今天“不惜一切维稳”的出处。他和毛的口吻一样声称“反自由化”要讲二十年、五十年。至今没有一个中共领导人敢说不。
四、“不争论”之荒谬。邓在九二年南巡之际，提出的“不争论”训示，不仅是他专制心态的流露，压制不同意见，唯我独尊，也反映中共历来抗拒民主的本质，所谓“民主集中制”只是口头说说而已。国际共运重视论战，苏共党章一直有党内辩论的规定。现在中共动辄坚持“邓小平理论”，又将其“猫论”“石头论”“不争论”吹捧为“邓三论”如何奠定改革开放的基础。“捉老鼠猫是好猫”、“摸石头过河”——这些俗语构成的理论，实在也太浅薄轻浮。毕竟马列是靠一个百年前已织就的理论体系打天下的，中共如此胡闹，又怎能不造成“三信危机”、唯利是图、全线腐败呢？
外交傲慢武力威胁台湾香港
五、外交上的大国傲慢。中共六十年外交的失败与笑柄不胜枚举，毛时代的“第三世界”革命外交不提也罢。最大失策是毛的反苏战略，酿成祸国殃民的极左狂潮十余年，邓是毛的得力帮凶。无论从中苏领导权之争还是从社会发展的是非前途而言，毛邓是完全的失败者，造成的后果是灾难性的，而且从伦理上说是忘恩负义的背叛。一九八九年五月戈尔巴乔夫来北京，笔者特别留意邓将向苏共如何表态中苏那场举世瞩目的分裂，结果邓以“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了结，没有丝毫歉意。此前邓又以苏从蒙、柬、阿三国撤军为要挟改善中苏关系。此事一直为中共大吹大捧为邓的高超谋略，将反苏二十余年的罪孽一笔勾销。
另一例是“教训”越南的“自卫反击战”。这是邓小平大权在手，为所欲为的霸道杰作。其背景是针对越苏结盟、支持赤柬，为联美反苏开路。以56万兵力攻打10万越军，杀戮越军民八万人（自死七千），并掳回和破坏援越物质。结果国际上只有臭不可闻的北韩和下台的赤柬两家支持中国。邓却以此在国内建立强人地位。
六、对台湾、香港的武力威胁。毛晚年承认他一生只干了两件事：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去和发动文革。谋取台湾一直是中共迄今不解的心结。邓曾宣布八十年代三大任务之一是“统一台湾”，迄今三十年，台湾人心渐行渐远，证实邓台湾图谋完全失败。败在哪里？一是他完全不明白两种对立社会制度不可能合而为一；二是台湾和中国分离已经六十多年，早已是一个完全成熟、发达的独立国家；三是邓一直不放弃武力威胁的对台政策。只是近年来中共才对此有所收敛。四是他们完全不理解苏共也不曾反对的民族自决权原则。
收回香港主权是邓一手主持的得意之作。然其得手也是靠的武力威胁，参与决策的黄文放九七年曾接受我的长篇访问。他透露，中共原无收回香港之意。乃是中央完全不理解国际关系法制原则，英方要求签约解决九七问题，而有了收回机会。邓竟然主张先出兵占领香港再行“港人治港”，以逼英人就范。在会谈中又独断派驻军队（面斥耿飊、黄华）。港英当然无力对抗，而港人权利更被排斥在外，他们不可能和直布罗陀人一样决定自己的命运，而“一国两制”设计也完全是非法的人治产物，它首先违反中国宪法第一条：“禁止任何组织与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腰斩第二代鼓吹先富遗患无穷
七、腰斩第二代接班。这是邓小平对中国民主转型直接的杀伤。胡耀邦、赵紫阳是中共第二代杰出代表，很有希望引导中共政治改革和平实现的领袖。他们的脱颖而出，是历史的必然，邓支持过他们，最后却将他们粗暴打下去。尤其对赵紫阳，仅因透露他的“幕后角色”一语而以个人恩怨，发动政变、大开杀戒、血腥镇压天安门学运，中断赵紫阳的改革进程，造成毛后历史的逆转。
八、主导经济改革评价。邓在八十年代以“大家长”方式主持中国从计划经济的衰败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并和国际接轨。这是他的正面功绩。但是，对此评价的过分夸张是没有根据的。首先，中国经改主角有许多干部在推动，毛时代的经济已在崩溃边缘、形势逼人、飞出鸟笼不可阻挡。邓的指示如“白猫黑猫论”、“摸石过河论”、发展是硬道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都不脱毛式革命的宣传鼓动，和现代化经济发展的专业指导与法制规范大异其趣，因而难免误导而造成遗患无穷。
已有学者指出，今日中国的GDP崇拜、房地产狂热、基础建设失控、供需严重失衡……都可以追溯到邓的盲目煽动，无异于一场“大干快上”的大跃进。尤其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更是造成大规模腐败的原因之一。任何发展进步自然是有先有后、从少到多，古今中外无异。号召先富，使部分特权和奸狡者的非法牟利手段合理化，并刺激广泛的贪欲，造成贫富悬殊、官商勾结、腐败泛滥。经济学家郎咸平指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必须有一个条件，就是不能让其他人更穷，不能让多数人负担不公平的社会成本。
现在，中国特有的“裸官”现象、资金千万、上亿美元的外流、官僚们巧取豪夺，贪得无餍，这些来自于“先富”的中国特色，已成为国际新闻的笑料，而千万个家庭看不起病、买不起楼、上不起学，更有无数连家园都被拆毁的百姓，成为投诉无门、无人问津的阶层。
若要有所作为、绕不开批邓
以上提纲式的描述，旨在申明邓小平在世九十三年（1904-1997），对中国之命运、对中国人之祸福造成巨大影响、不愧为二十世纪强人，他的名字在一九九九年已列入中国宪法。他争说是中共“第二代的核心”，其实，邓是十足的第一代，即毛占山为王、发动内战、以恐怖统治凌虐中国的那一代，他具有那一代迷信枪杆子、暴力和个人霸权、不知民主为何物的特质。他在毛手下助纣为虐，从反右派、反苏修到最后无耻地反周恩来（见单少杰著作），都有案可查。他那句“白猫黑猫”的四川话，为他赢得“实用主义”的美誉，但正如唐德刚教授纠正的，只用于做生意，而拒绝国家的基本制度改进，那不算真正的实用主义，只是“机会主义”。他自命“中国人民的儿子”，比毛来得温和，绵里藏针，有小农式的狡黠。但也一样冷酷无情，可以因玩忽职守（打桥牌）造成河南一九七五年溃坝淹死二十四万人而无动于衷。
今日中国的一切黑暗、不公和腐败都和邓的执政相关连。一个垄断政权、财权、军权的权贵阶层已经由此而生，顽强抗拒与打压党内外自由民主要求。胡温的最后关头和习近平未来的年月要有所作为，能够绕开邓吗？他们要前进就必须面对邓，无论以何种方式搬开这块沉重的绊脚石。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文章来源《开放》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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