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7月27日讯】7月25日中国大陆的官方媒体宣布，北京市的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郭金龙和吉林分别辞去北京市市长、副市长的职务，任命王安顺为北京市代市长、李士祥为副市长。消息一出，就引起了民间和海外舆论的广泛讨论。
从微博和互联网论坛反馈出的声音看，不乏有网民将这一轮变动视作北京市主要领导人的“引咎辞职”，对“7-21”暴雨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承担责任。但海外媒体的看法就远没有这么乐观，《德国之声》援引《华盛顿邮报》的观点说两人的辞职只是例行性的人事洗牌，不过是“虚晃一枪”。《动向》杂志总编张伟国在接受BBC中文网的采访时也说，将郭金龙的辞职理解成引咎辞职是过度解读，是许多人的一厢情愿，郭把市长的位置腾出来，不过是为了高就北京市委书记的职务，不过是按既定方针升迁而已。
当前的关键在于“辞职”选择的时机。回顾从去年到今年的几例省级大员的人事变动：2011年8月25日原海南省省长罗保铭升任海南省委书记，蒋定之任省长。8月30日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召开会议，接受罗保铭“辞去”海南省省长职务。2011年12月11日，原安徽省省长王三运调职，升任甘肃省省委书记，全国计生委主任李斌任代省长，中共中央12月11日宣布任命，同一天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就决定接受王三运“辞去”省长职务。2012年7月18日，中共中央决定，原贵州省省长赵克志升任贵州省委书记，至于谁来接替省长暂时无下文，因此赵克志目前仍兼任贵州省省长，未向贵州省人大“请辞”。
基于以往人事变动的经验，如果某一省或直辖市的行政首长升任党委一把手，也同时决定了行政一把手的接任者，已获高升的在职省长或市长，通常会在数日之内就向当地人大“请辞”行政职务，腾出位置来，这个过程会非常快地完成。如果行政首长的接任者没有当下确定，则在职的省长或市长会同时身兼党政一把手一段时间，直到新的行政首长人选确定了，再向人大“请辞”。而郭金龙的情形属于后者，他在7月初的北京市党代会上“当选”为北京新一届市委书记，但这次会议并没有给出接任北京市长职务的“提名”。在这种情况下，按照体制内的程序，要么由中央给出市长接任者的“提名”，由北京市人大常委会盖上橡皮图章宣布生效；要么最迟等到北京市召开下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来做出新的任免。在此之前，郭金龙可以党政职务一肩挑，他何时“辞去”市长职务，其实还有满大的弹性。可是偏偏挑在北京雨灾之后，郭金龙“请辞”、北京市人大宣布“任命”新的代理市长和副市长。
郭金龙辞职的客观解读应当是在“引咎辞职”与“例行人事变动”之间，又是一个灰色地带。首先肯定不是“引咎辞职”，因为官方的简报中并无“引咎”的字样，也没说郭金龙和吉林对某件事负有领导责任、或有错误；其次是时间的选择既有弹性、也有富余，偏在“7-21”雨灾后这个特殊时间点上宣布人事变动，又有别于例行人事变动，显然和北京暴雨引发的舆论浪潮有关，是有意释放给外界一个“引咎辞职”的联想。
郭金龙和吉林理由含混的“辞职”，体现了中共决策者的顾虑重重、以及焦虑和矛盾的心态。首先当局绝不承认党和政府对这次雨灾的后果负有任何责任；但同时又让郭金龙和吉林此时辞职，体现出“承担责任”的姿态，相当于暗示和默认了政府的责任。这种矛盾姿态的背后还是“维稳”二字。当海内外舆论群情激愤，声讨政府对市政排水系统的忽视与吝啬之时，如果完全不做反应，当局很害怕激愤的民间情绪会在“十八大”之前制造麻烦，给权力的布局和交接平添动荡；可是如果真的承认了党和政府对这次雨灾的后果负有责任，又等于鼓励了民间向当权者问责，恐怕引起连锁反应，就是更大的一个麻烦。所以想来想去，就不交待理由，让郭金龙和吉林来个不明不白地辞职。与此同时郭金龙的党内职务不受影响，身为疆臣之首的北京市委书记，他相当于拿到了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预订卡，未来的权力布局也暂时不受影响，这估计就是中共决策者想出的中庸之策了。
但这个不明不白的辞职，客观上确实藏有后手。在人事变动的消息中没有“中央决定”的身影出现, 只按表面的官样程序说是“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决定”， 意味着“7-21”雨灾如若继续发酵、影响继续扩大，中央仍然可以拿郭金龙和吉林两人说事，让他们承担后续责任。既然他们的去职不是“中央决定”，也就不会有中央在外界压力下去修改决定的尴尬。
当前“7-21”雨灾的焦点已经逐渐从下水道议题转移到了死亡人数议题，而且也显现出了向党内权争延烧的苗头。中共的不同派系是否有意将此事作为打击对手的工具，实在值得观察。
7月25日晚，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召开“7－21”灾情的第二次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潘安君在念到“全市因灾伤亡”时，竟突然改口，在场的一贯温良柔顺的体制内记者们居然急了，纷纷站起来追问最新统计的死亡人数。一位拿着CCTV话筒的女记者居然像完全不懂“政治纪律”一样，大声说：“我看见你（指潘安君）手上拿的材料了，上面写着死亡人数是61人，其中因公殉职是5人”。这种CCTV记者带头“造反”的局面极为罕见、极为反常。反常之事，多有隐情。
假如说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记者“造反”是由于记者们良心发现，2011年的“7-23”动车事故后，也出现过记者呛声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的现象。那么这次记者“造反”的过程竟然被绘声绘色地登在了“人民网”上，就不能不令人大呼诡异了。
更加诡异的是郭金龙辞去北京市长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就发表了一篇署名“范正伟”的评论文章《伤亡人数不是“敏感话题”》，直接点了郭金龙的名。文中说“也是在这几天，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强调，‘因灾死亡情况及时向社会公布’。只有‘公开’与‘及时’连在一起，提速信息发布，提高发布质量，才能真正地以人为本，为死伤人数脱敏”。从全篇文章的语气看，这句点名的评论等于是批评北京市政府从22日以来，连续几天将死亡人数“维稳”在37人的做法是不公开、也不及时的。
谈“公开”与“及时”从概念上讲当然不错，但问题是，6月30日的天津蓟县大火，官方宣布仅死亡10人，民间调查的死亡人数高达数百。以张高丽为首的天津市当局至今仍坚持10人死亡的数字不做更新、不加改正，一不“公开”、二不“透明”，《人民日报》也不置一辞。在北京雨灾上《人民日报》突然间“正气凛然”地现身，个中因由实在耐人寻味。
尽管7月26日北京市政府已将死亡人数更新至77人，但是仍然远低于民间的估计。将纸面上的死亡人数给“和谐”下来当然容易，但是对灾民的救济和安置却是具体的工作。试想如果真实的死亡人数远超官方的公布，社会又普遍认为政府对如此沉重的损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死者家属会心甘情愿地将失去的亲人不了了之地“和谐”下来吗，他们当中不会产生向政府要赔偿、要说法的诉求吗？
北京不比四川什邡、不比广东中山，乃是中国的政治中枢，一旦北京的民情激愤起来，就是置于世界的注目之下，既难以掩盖、强力镇压又势必扩大影响，是最令当局头疼的麻烦。中共的各派显然都能意识到“7-21”雨灾的政治意义，他们将如何看待此事，又将如何在权争中加以利用呢？严峻的天灾发生在“帝都”北京，又恰逢“十八大”之前的政治敏感时刻，天时与地点的结合使得这件事不可避免将产生持续的影响，有向多个方向发展、衍生的可能。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当前恐怕只能仰问天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