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行健:纵容血汗工厂的中国政府

【新唐人2012年9月23日讯】 2010年发生的“富士康工人连环跳楼自杀”事件,震惊了世人眼光。虽然从90年代以来,中国工厂的“血汗劳动”状况,经常就是各界批评的焦点,然而这些批评并没有带来多少实质改善。对中国工人来说,就是薪资上涨了,而其工作时间和压力却丝毫未减,富士康就是个典型案例。

笔者认为,有关富士康案更大的重点应该考察:有关血汗工厂,中国政府做了什么?厂商降本求利、压低劳动条件,是资本的天然逻辑;但问题是,政府在其中有何作为,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是站在劳工一方,积极为之提供保障,还是反其道而行之,纵容血汗工厂,作压榨劳工的帮凶?

从富士康事件可以看到,中国政府扮演的是后者;其甚至不只是“帮凶”,而在一定程度上是“元凶”。

中国政府为富士康提供廉价学生工

由香港各大专教师与学生组成的“大学师生无良企业监察”(SACOM),从2010年富士康连环跳事件后,就组织了许多两岸三地的学生,前往富士康厂进行实地调查。两年来,他们多次发表了调查报告,并且出版了专著,其披露,富士康除了“超时工作、加班费未完全领取、滥用学生工、工作压力过大”外,中国的各层级政府经常为富士康提供廉价劳动力,特别是大量使用“学生工”。

根据SACOM的《2012年度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报告》:“2010年,调研组在深圳、昆山、太原、武汉的调查发现,富士康的生产车间大量使用学生工。2010年暑假期间,约有10万名在校学生被派往深圳富士康实习;同一时间,昆山富士康的学生实习工约为10,000人,占整个厂区员工数的1/6;在重庆,119家职业学校承诺将学生派往富士康实习。”

这数十万名的学生劳动力,往往在富士康“实习”三至十二个月,他们被富士康视为旺季临时工,而且一年“实习”结束了,又有一批新学生加入,源源不绝。

富士康大量采用学生工的原因在于,一方面,这些学生年轻,比较能够忍受长时期的精细工作;另一方面,“学生”身份让企业更能恣意剥削,在中国政府有意或无意的漠视下,“学生工”无法获得完整的劳动法保障,经常在“实习生不是正式劳工”的名义下,被迫接受低于最低工资的薪资及不合理的劳动条件。就是这数十万计的廉价学生工,垫高了富士康代工业上的“竞争力”。

富士康尽管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代工厂商,但它在中国依然是一个外来的民营企业,岂能有这么大的能耐,招收到那么多的学生工?实际是,这数十万的学生工是各层级的中国政府为它所提供的。

根据SACOM的调查报告,2010年9月,河南省政府就为富士康完成招工人数2万人,其中许多就是职业学校在校的实习生。为了招工任务,政府大力补贴职业介绍所、职业学校、辅导人员等,相关的预算就高达1600万元,这还只是河南一省的状况而已。

随着富士康工厂的“内迁”,各个非沿海都市的政府,无不使出全力迎合外来厂商需求,争取设厂。据了解,郑州市政府,就曾主动向富士康开出:该市相关职业学校的学生,都可以有一整年的时间前往富士康“无薪实习”,做为吸引富士康前往郑州设厂的条件。政府都要主动“出卖学生”了,无怪乎,当这些青年劳工面临超时工作、学用不合、迟领薪资等问题时,自然是求助无门,被逼得只能以“跳楼”来找出路了。

唯经济发展与官商勾结的结构

除了提供学生工之外,中国政府还在各方面为富士康积极开路;不只为其招工,甚至征地、厂房建设和税收优惠等一应俱全。

SACOM的调查报告指出:“在成都,本来是给被征地农民建设的安置房,却被临时征用作为富士康的员工宿舍;在郑州的航空港区,征地农民由于补偿问题屡次与有关部门发生纠纷;在湖南衡阳,当地政府更是开出包括零地价、代建厂房、提供住房、税收返还一半在内的优惠政策吸引富士康落户,可谓不惜血本、不计代价。”可以说,中国各级政府的财政,日益不是用在“人民”身上,而是用在补贴或服务这些“企业”身上。

倘若富士康作为在中国外资民营企业中的一个缩影,我们不得不问:究竟中国各级政府为何要这样积极地协助民营企业?这么做,对它们有什么好处?

要回应这些问题,至少有两个层面:一方面是中国政府当前的唯经济发展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是在威权发展下能大动手脚的官商勾结现实。

直到今日,尽管中国已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这样的“唯经济发展”路径,不但牺牲掉了大量的环境、劳工权益,而且也导致了极度的贫富不均。然而,“唯经济发展”路径始终仍未被国家的领导层所反省。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能够跟上这样“GDP至上的发展模式”,才是在党中能获得肯定的好官僚。因此像富士康这样的大厂商,就成为了地方政府竭力招商的对象。

除此之外,地方政府招商有力,往往也能为官僚们带来直接的利益。表面上来看,双方的关系是中国各层政府一再给企业释出好处,提供补贴;但现实上,这些移转到私人企业的纳税人血汗钱,通常又会有一部分流回到官僚私人手里,所谓的“回扣”是也,已是维系政商关系的基本潜规则。无怪乎,官僚对企业是如此大方,反正花的不是自己的钱、被廉价卖去打工的不是自己的子女,更何况,“给得越多,能拿回来的也越多”。而富士康只是万千外资企业与中国政府合作案例的一则罢了。

中国民主化与独立工会的漫漫长路

总结来说,血汗工厂在全世界都有,甚至也是后进国家基层制造业的常见现象。然而,血汗工厂为何会在经济起飞的中国可以长存?劳工的人权何以始终落后?实际上这些弊端、腐败与中国的民主落后息息相关。

目前的中国血汗工厂问题,基于中国公民权利与劳工自主结社权受到政府的压制,多半只能够依靠“外部力量”予以监督和揭露。然而,作为“外部力量”,不是亲身参与,又没有切身利害,其恰恰容易被政府与资本操弄、收买。

举例来说,近来富士康公司委托国际上颇有争议的公平劳动协会(Fair Labor Association)为其监督检查劳动状况,竟得出了“已有248项改善”、“富士康劳动条件已有改善”的结论,仿佛“连环跳”已成为过去式。但事实上,就是到了今年4月,SACOM仍发现:“(富士康)工人每月加班工作80小时。基层管理人员仍继续以羞辱工人的手段规管纪律,包括强迫工人写的忏悔信并公开读出、打扫厕所和从事体力劳动。工人对于生产在线采用的化学品成分与对健康的影响,仍一无所知。”

作为“外部力量”除了容易被操弄、收买之外,即使某些“外部团体”真正抱有捍卫劳工权益的善意,往往也因为鞭长莫及,只能零星式地进行“卧底调研”,而没有办法长期、深入、全面地反映出血汗工厂的问题。

因此,根本的解决之道还是在于:中国的工厂里头的劳动者们能真正享有公民权,能建立代自身权益的团体——独立工会。劳工只有真正享有宪法保障的公民权利,才能够组织起来,抵制血汗剥削,捍卫他们自己的权益。

问题再次碰到中国政府设下的底线:当前中国政府不允许劳工建立独立工会,但“工会权”依然紧紧地被掌握在政府的手里。因此,尽管富士康也有工会,中国也有号称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工会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然而这些工会却不为劳工说话,而是受政府的控制,帮助雇主管理劳工的;当然,当局有时也利用工会牵制不听政府命令的雇主。

所以,中国工会制度的改革——是否允许劳工建立独立工会,是对中国政府是否有心进行政治改革的检验。倘若劳工一再遭受打压,遭遇到了不平的待遇,也不能进行表达——如罢工、游行、集会抗议、组织工会,而政府为了政绩,多考虑资方,不站在劳工的一边;那么劳工的不满将会持续累积,一旦遇到时机,积怨就会全面爆发,那时就是社会剧烈的变动。

文章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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