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0月4日讯】中日关于钓鱼岛主权归属的争执引爆了中国民众的愤怒，纷纷指责日本政府对钓鱼岛的主权宣示，认为这个东邻国家觊觎中华民族自古就拥有的领土令人不能容忍，于是，一些大中城市不断举行反日示威游行，申张祖国领土神圣不可侵犯的意志。这种示威在 9月上旬已波及50余城市，9月18日扩展到近100个城市，大有不可罢休之势。示威看似义正辞严，其实是官方宣传网络笼罩下的产物，是官方意图的表达。示威群众并不清楚这个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主权归属的来龙去脉，只是听说它们“自古”就为中国所有，才对日本政府的异议不满，才奋起“保钓”反日。这些示威不过起了政府传声筒的作用。
慷慨激昂的“保钓”反日运动不只是游行示威，高呼口号，若干示威者还针对他们认定的涉及日本的标的物，大肆打、砸、抢、烧，野蛮施暴。脱离理性光环的照耀，废除道德底线的制约，任由不受规范的情感泛滥，以引起社会破坏为唯一快感──狂热的盲目冲动支配着这些示威者的神经。请看：（1）9月15日，西安一些示威者在钟鼓楼砸日系车辆、毁日本料理店、攻击日籍游客，在开元商城也烧车、砸车，在南郊则烧丰田车库。车主李建利的日系汽车被砸，肇事者用U形钢锁猛砸车主颅骨，造成开放性颅脑损伤，车主倒下后又连砸3下，直到车主不省人事。（2）9月15日，青岛市丰田、本田、日产3家AS店被烧毁，松下、三美等日企被围攻，日系汽车被砸、被烧，电视机被抢走。（3）9月16日，广州市大量示威者围堵花园酒店，少数人砸破玻璃冲进去，在酒店内的日本料理店乱砸。还有示威者在天河路等地砸日系汽车、毁中国人开设的商店铺。（4）深圳、长沙等市也有打砸抢烧行为发生。
这些捣毁日本标志物的野蛮行径，负有非法侵犯财产所有权、破坏社会安全的责任。事件并不到此为止。暴力行为还增加了明显的政治目标。请看：（1）在反日游行的长队前，高举的标牌写着鲜明的两行大字：“小日本滚出去 薄书记快回来”，不仅盲目排日，且为薄熙来招魂。（2）在反日游行队伍中，有人举着大字标牌，上书：“愿聚十万虎狼旅 跃马扬刀入东京”，同“文革”时红卫兵语言如出一辙。更有人表示：“哪怕华夏遍地坟，也要杀光日本人！”居然把所有“日本人”作为屠戮对象，已经不能称作“民族偏见”了，简直就是以全部犹太人为屠杀目标的法西斯意识了。从这些实例可以窥见，如果打砸抢烧者得势，他们的政治动向就是恢复薄熙来施行的毛泽东暴政，让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在华夏大地狂施暴虐。
对涉及日本的标的物打砸抢烧绝不是爱国行为，而是不折不扣的犯法勾当。问题在于，借钓鱼岛主权归属的争议而暴发的这种违法暴行，不是一起两起，而是接二连三、延续不断，扩及面越来越广，受害群众越来越多。这场风暴是一种强大的社会动向，从中暴露的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把这种认识具体化就是：打砸抢烧的愤怒，突出了它的盲目性──野蛮殴打拥有日系车辆的中国人，难道不是盲目反日！？打砸抢烧的愤怒，还暴露了它的反社会性──砸毁、抢劫、焚烧涉及日本标记的众多物质，丝毫无助于钓鱼岛主权问题的破解，只是造成社会财物的损失，难道不是反社会性！？打砸抢烧是非理性行为，是罪恶化的施暴，这两点就无需详细解释了。盲目性，反社会性，非理性，暴力性，综合起来构成的社会意识表达了哪些人或哪些人群的意志和思念呢？这个问题是值得我们深思的。由此，不能不把目光聚焦在一些被抛在社会边缘的人们身上。他们平时分散于不同角落而不被人注意，现在因钓鱼岛主权问题的争执把他们搅动起来，他们抛头露面，将其异端心态猛烈发泄，暴露无遗，打砸抢烧就是这种心态的表现形式。看一看他们的生活动态就可知道，这些人由于种种原因而游离于社会正常生活之外，食无所源，居无所屋，生活颠沛，四处游荡。具体说，他们或者游手好闲、偷鸡摸狗，或者惯盗不止、赌博成瘾，或者哥们义气、卖命打斗，或者油嘴滑舌、到处行骗，或者抢卖幼童、开坊设娼，或者扶乩算命、卖弄阴阳，等等等等。这些人失去劳动生活来源，只得用这些不为社会肯定的方式谋求活命之路。他们不知道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公平，弱肉强食的思想和报复社会的念头主导着他们的生活之路。报复的主要方式是破坏，以破坏为乐事，把不该破坏的也狠命粉碎是其天职，摧毁人类文明成果是其任务，把世界砸个稀巴烂是其理想。仇恨，毫无理由的、冲击一切的仇恨，使这些人把自身的愤怒转化为企图毁灭一切的力量。这次打砸抢烧的施暴者就是这个群体的人格化，是他们的意志和愿望的代表。那么，怎样称呼这些人呢？他们被称为痞子，流氓，由于其游荡性又称他们为游民，这群人被称作游民阶层。
其实，我们对这些人应该是并不陌生。请回忆一下毛泽东对1927年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其中描述农会干部捕人、杀人，制造恐怖，草菅人命，还描述“湘潭马家河，有率领一万五千群众向六个劣坤问罪，延时四日，杀猪百三十余个”，掀起吃大户之风。这些描述使我们看到当时农村痞子们的活生生形像。再如，“文革”中郑州铁路局工人郑歧山组织停水、停电、停车，将运输中枢搞瘫痪。经张春桥提名，1969年他成为中共中央委员，1976年被中央文革小组江青召见，许他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还要他兼管一下湖北问题。这是一个活生生的造反派破坏生产的流氓形像。如果我们把中共历史去伪存真，可以发现游民意识严重影响这个党的走向，这方面有很多课题亟待深入研究。
关于“保钓”反日示威的打砸抢烧，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辨析：为什么听任这种野蛮暴力延时如此长久、波及如此广阔？公安力量延伸至城市社区、各单位均有政治保卫者，怎么听任这种野蛮暴力如此猖狂而无从制止？为什么听任这些示威活动不断发生而不追究未报公安局审批的责任？现场的打砸抢烧行为，为什么没有公安武装及时制止？为什么不及时抓捕现行打砸抢烧者？为什么不用公安武装及时驱散暴乱活动？我想，公安部大概不会或不愿或不敢回答这些问题，各地方公安部门也没有愿意回答这些问题的。不回答，实在是一个很有意味的现实。
目前，有人认为存在4种力量愿意看到或背后推动这种暴乱发生，以干扰钓鱼岛问题的正确解决，为中共十八大召开制造混乱环境，考验胡、温、习治理能力，为周永康的失落报仇。作为时事分析，当然允许诸多推断，但要求具备确凿证据，否则，容易失之为捉风捕影。这里，留有相当大的空白，备有识之士弥补。
文章来源：《新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