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0月15日讯】北京火车站。由沈阳开来的254次列车进站了。一个中年汉子，蓬头垢面，挤出出站口，便向人打听：“去公安部信访处坐几路车？”
永定门火车站。一个中年妇女，带着一个10多岁的男孩，把手神向乘客，“行行好吧，俺是来上访的，没有路费了。”
米市大街堂子胡同。一位不识字的老太太正费劲地盯着“公安部信访接待处”的木牌，良久，看到别人进去了，便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
上访，上访，来自全国各地的上访者，怀着焦灼的心、期待的心、愤怒的心、哀伤的心，走进北京。
永定门外的“上访部落”
不知是什么时候，几个上访者，背着行李卷，来到北京的永定门，在临河的马路边住了下来。或许是因为这里离国务院信访局比较近的缘故，以后，上访者便越来越多地聚集在这里。有人称这里是中国的“上访部落”。
一块塑胶布，一个行李卷。白天，坐在路边看人流；夜晚，睁着眼睛数星星。遇到刮风下雨，有的躲进永定门车站的候车室，有的干脆塑胶布一裹，任凭风吹雨打。
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工人，农民，复员军人，知识份子。每个人几乎都有一个塑胶包，装着上访的材料；每个人几乎都带着法律条文，刑法，民法，宪法；每个人几乎都有一个油漆桶，盛着讨来的餐菜剩羹。
徐艳玲正坐在地上，专心致志地用扑克牌算命。地上的牌扣着，呈乌龟状，上面有五张明牌，若是牌点之和等于13，便可拿去，在揭开下面的暗牌，就这样直到全部揭开。她今年57岁，上访已经13个年头了。两年前，她跟一个上访者学会了这种“揭龟盖”的算命法，从此，一副扑克伴随着她在山西和北京之间奔波。每次摊开牌，她总在心里念叨着：“若能全部揭开，官司就有望了。”然而两年过去了，她一次也未能如愿。
刘翠芝和孙秀梅来自河南，因为是老乡，所以很快就成为好友。二人合著摆了一个小地摊。平日里没啥事，编几个茶杯套，摆着叫卖，赚几个小钱用。而且，沉浸在编制中，或许能暂时忘却一点上访中的辛酸吧。
傍晚时分，马路上的人流和车流骤然多了，骑车的，坐车的，纷纷拥向自己的家，有的还捎带这几瓶啤酒，拎上一个西瓜。河边，两个上访者升起了炊烟，几块砖头架着一个油漆桶，一把挂面在沸水里翻滚，引来许多羡慕的目光；几个刚认识不久的上访者拿出一碗从饭店里讨来的剩菜，半瓶“二锅头”你一口我一口，有滋有味地喝；那位从陕西宝鸡来的妇女，回头看一眼身边的小桶，里面装着早上花一毛二买回来的一两米粥，还剩下少许；一些人站起身来，朝各个方向走去……
充满辛酸的上访之路
1982年的一天，河北某县，一位县领导正坐在小车里去开会。小车驶进闹市区，放慢了速度。忽然听到一个人哭喊着：“冤枉啊，我女儿死得好惨啊！”随着声音，一个年近60的老太太冲出人群，挡在小车面前，小车猛地停住了。
温利群怎么也想不到，她要在晚年为上访而四处奔波。她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1976年农历8月28日，正在公路上行走的女儿被迎面开来的一两汽车撞倒，当天下午死去。悲痛欲绝的温利群此时已无依无靠，她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政府上，指望能有个满意的结果。她把一切想象的很好，却不知世上还有“关系”二字，不知就有人敢视人命官司于不顾，置法律于不顾。肇事者是一个无证非司机人员，为了逃避罪责，他破坏了现场。出事第二天，肇事者所在单位一位负责人便说：“XXX是自杀的，与我厂无关。”并强迫温利群交付医院检查抢球费。派出所没经她同意，便将尸体火化了。她不明白这一切都出于什么目的，但她认定女儿死的冤枉。她找到了公安局，公安局的同志却说：“你要承认是自杀的，我们就管，否则就不管，愿去哪里告你就去。”
告就告！天底下难道就没有说理的地方？温利群怀着满腔悲愤，来到北京为女儿上访伸冤。进京不久，就被有关部门收容审查。接着，县公安局来人找到了她：“给你1000元钱，结案算了。”1000元，难道一条人命就值1000元？温利群不答应，执意要弄清案情，惩办肇事者，她寻求的是正义。
她成了“上访专业户”。去哪里，哪里都推脱，她就这么迈着颤巍巍的步子，为了女儿，也为了她自己，举着一张状纸，日日夜夜流着冤屈的泪水。终于她忍奈不住了，她拦截了县领导的车。
拦车告状，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相反，她却因“扰乱社会治安”被判处三年徒刑。她想到过死，但又不甘心死去。1985年10月22日，她走出了那所关了她三年的地方，回到家里。一进门，她呆住了，那还是家吗？房子被村支书霸占了，院里的树木被砍光了，生活用具、农具被抢劫一空，还有人威胁她：“再告就再逮捕你。”
年近七旬的温利群，经此劫难，身心受到严重打击。女儿死了，家没了，怎么办呢？她重新写好状纸，横下一条心，再一次来到北京，来到永定门。
上访，充满辛酸的上访。而辛酸，又远不止这些。今年春节刚过，一位从沈阳来的上访者在动物园被人骗走提包一只，里面装着60元钱、上访材料和换洗衣服；以未来上访的农民在五棵松打听去金沟河路《法制日报》社怎么走，来了个蹬三轮的，说要送他去，要20元钱。等到了地方，这位农民才发现距离很近，而那20元钱却再也要不会一分；一位河南来的年轻姑娘，上访中被流氓强奸，生下一个小孩，她只好抱着这个小孩继续上访……
百感交集的上访结局
山东莱州市农民张玉树、张玉桥、张玉玺三兄弟从1956年开始，因入社退社的纠纷进行上访，一直上访了30年。在上访期间，全家人有的被判刑，有的被收容、强劳，直到1986年，公安部信访处在中办信访局的支持下，才将案情调查清楚，给张家三兄弟政治上予以平反，经济上予以适当补助，并解决了户口和工作问题。问题解决得不可谓不圆满，但那30年的上访岁月，他们究竟是怎么走过来的呀！
1986年春节前夕，河北隆化县一位老太太来到北京公安部，从包里掏出一颗人头放在工作人员面前。儿子被人不明不白地打死了，多次找有关部门竟无人过问，悲愤之中，她打开棺材，割下人头提到北京。这下引起了重视，公安部直接派人下去调查，终于将案情弄个水落石出。
一位搞行政工作多年的同志曾说过：“老百姓打官司，先得做好倾家荡产的准备。”其实这岂止是倾家荡产，许多上访者一旦走上这条路，便失去了家庭幸福，失去了青春年华，失去了做人应有的尊严，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即使是上访有了比较满意的结局，但那经历，那痛苦，那在心灵深处留下的创伤，却是致死难愈。
上访，本不该这样难
中国有多少上访者，我们无法确切统计。去年，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共接待上访者达五万人次；公安部信访接待处一年收到申诉信达五万多件；中央、国家各部委共有70多个信访部门每天接待着来自全过的上访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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