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欣欣:捍卫历史记忆 揭露中国大陆教科书的瞒与骗(下)

【新唐人2012年10月17日讯】《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同上)称“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可是,又说:“中国抗日战争逐渐形成战略上互相配合的两个战场,一个是主要由国民党军队担负的正面战场,一个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为主担负的敌后战场。”整个抗战,中国军队的22 次会战,1117次战役,38931次战斗,在中国毙命的日寇将领共129名,其中,只有3位是死于跟八路军的战斗中。八年抗战,共消灭日伪军128万人,其中国民党消灭120万,共产党只消灭8万多人。(柳风:《血祭太阳旗》,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阵亡的261名抗日将军中,中共只有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在突围时阵亡。当时,在敌人炮火猛烈轰击下,左权一再叮嘱手下官兵卧倒,以避免无谓牺牲。奇怪的是他自己却独自继续前进,身边没有一个卫兵。这是他因在肃反时被诬陷为托派近十年而心中痛苦,不顾危险,以死证明清白所致(散木:《左权的烈死与子虚乌有的“托派”嫌疑》,《文史精华》,2003年第2期;吴元浩主编:《往事钩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

所以,1961年1月24日,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等人说:“日本军阀过去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中国人民接受了教育。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我们现在还在山里,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正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对中国人民来说已没有其它出路了,所以才觉悟起来开始武装斗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以后的解放战争创造了胜利的条件。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军阀。”1972年,中日建交的时候,毛泽东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时说:“不是对不起啊,你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因为你们要不是发动侵华战争的话,我们共产党怎么能够强大?我们怎么能够夺权哪?怎么能够把蒋介石打败呀?我们如何感谢你们?我们不要你们战争赔偿!”(《田中角荣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8月)

七、延安整风

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下册(同上)44页介绍“延安整风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同上)也说“延安整风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全党范围内确立了起来。”实际上恰恰相反,毛泽东通过整风确立了其最高地位,把中共变成一架驯服的机器。“……斯诺夫人海伦对我们说,一九三七年她在延安时,人们还爱说笑话,看见毛泽东走过后有人还挤挤眼说:‘上帝走了。’七年后,没人再敢这么说了。冷嘲热讽,幽默,说俏皮话,发牢骚,都可能被打成‘特务’。”([英]张戎、乔•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香港]开放出版社,2006年9月)

何方在全面总结延安整风的结果时指出:“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思想地位”,“牢固地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中的最高领袖地位,实现了一元化领导体制”,“创立了一整套思想作风与工作方法”,“延安整风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也取得一定成效”。“延安整风开创了用群众运动进行思想改造的先河,加深了党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和偏见,并进而造成对一切知识的轻视。”“延安整风贬低了理论学习的重要,妨碍了理论上的发展创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使党(后来影响到全国)的理论水平得不到提高。”“作为延安整风重要组成部分的抢救运动,是党在肃反问题上一贯犯‘左’倾路线错误的一次重要演练,还为以后各种政治运动创造了范式。”“延安整风从理论上到组织上为个人崇拜奠定了基础,后来又不断得到加强。”“延安整风确立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使一党专政和书记独裁(个人说了算)法制化。从‘党是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演变为党领导一切。”“整风创立了垄断与管理意识形态的体制及其表现形式延安文风。”“整风中以《联共党史》为榜样作出的《历史决议》,和以此为基础创建的中共党史编纂学。……以人划线,为尊者讳,隐恶扬善等个人崇拜精神。由毛泽东增删修改七次的《历史决议》,为党史学以至整个现代史设定了框架和体系。党史的研究和写作,虽在‘文革’后的拨乱反正中有一些突破,但基本框架至今未动,而且‘只此一家’,不许争鸣,遍设禁区,不得逾越,使党史研究政治化和神秘化,成为一门不讲科学的学科。”“整风造成工作和时间的重大损失。”(《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

延安整风是此后中共历次运动的预演。对于整风中“抢救运动”的迫害,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下册(同上)45页只简短地说:“在整风中,对敌情作了过分的估计,在对全党干部组织审查阶段,进行了过火的斗争,造成一些冤假错案。中共中央及时纠正了这一错误。”据毛泽东的俄语翻译师哲披露,“1943年5—6月间,……刑讯逼供成为审查中的主要手段。普遍的刑罚有将受审人员吊在梁上,施以鞭打,或加之拳打脚踢。……保安处常用的刑罚有:老虎凳、鞭打、长时间带手铐、绑在十字架上抽打受审者,……1943年夏秋之后,各机关、学校大门紧闭,门口由警卫把守,延安的人们已中断互相往来,‘谁也不敢理谁’(王德芬语),在偌大的延安城,也需持介绍信才能办事。入夜,延安万籁俱寂,听不到一点声音,陷入一片恐怖、沉寂之中。”“九十年代初,有史料称,延安所属各县在‘抢救’中,被挖出的‘特务’共2463名,陇东地区外来知识分子几乎99%被当作‘失足者’给‘抢救’过。在这一时期,仅延安一地自杀者就达五、六十人。”还有一类人被失踪。1947年春,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中共的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特别研究员、翻译王实味等一百多人在黄河边全部被秘密冤杀。当年被冤杀的还有长期被关押的4名外国人,其中3名俄罗斯人、一名南斯拉夫人,他们本是假道中共根据地设法去南洋或澳洲谋生的。“……到了1966年文革爆发,毛更将他在整风期间提拔的刘少奇、彭真、陆定一等全部打翻在地,刘少奇等只能束手待毙,连招架之力也没有——怨怪毛泽东也不全对,难道不是因为他们才直接、间接造成了这一切!当年不正是刘少奇等将毛泽东捧为至尊至圣,使毛获得了予取予夺、凌驾于全党、无人能予制衡的绝对权力!现在刘少奇等意识到这一点已太晚,这正印证了毛泽东的一句名言:‘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李洁非、杨劼:《解读延安——文学、知识分子和文化》,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8月)

八、国共内战的长春之战

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下册(同上)61页介绍辽沈战战役时,有这样简短的文字:“被围困的长春守敌,一部分起义,一部分投诚,长春解放。”寥寥22个字掩盖了超过南京大屠杀的悲剧。中共对长春半年的围困,连百姓出城都不准,“十万个解放军围于城外,十万个国军守于城内,近百万的长春市民困在家中。不愿意坐以待毙的人,就往外走,可是外面的封锁线,除了炮火器械和密集的兵力之外,是深挖的壕沟、绵密的铁丝网、危险的高压电网。”“围城开始时,长春市的市民人口说是有五十万,但是城里头有无数外地涌进来的难民乡亲,总人数也可能是八十到一百二十万。围城结束时,共军的统计说,剩下十七万人。”(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香港天地出版社,2009年9月)另有真实记录辽沈战役惨烈的《雪白血红》(张正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8月)成了禁书,作者被王震下令拘捕关押了7个月(姜维平:《中国政改的希望所在》)。

九、《论联合政府》、民主党派和《共同纲领》

对毛泽东作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同上)没有介绍和摘录,仅仅在阅读文献中列了书目。我们在《论联合政府》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并说:“有些人怀疑共产党得势之后,是否会学俄国那样,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我们的答复是: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原则上的不同的。毫无疑义,我们这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但是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军队是国家的’,非常之正确,世界上没有一个军队不是属于国家的。但是什么国家呢?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封建法西斯独裁的国家,还是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中国只应该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并在这个基础之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中国的一切军队都应该属于这个国家的这个政府,藉以保障人民的自由,有效地反对外国侵略者。”对比此后的历史和现实,完全与毛和中共的承诺相反。

大陆历史教科书中,介绍民主党派反对国民党专制、支持中共方面有很多篇幅,但是,对中共建政后民主党派的命运难见真实记录。章立凡(著名民主人士、全国政协常委委员、原粮食部部长、著名“右派分子”章乃器之子)在《中国民主党派的变迁》(2007年8月18日三味书屋演讲)中总结说:“在早期,民主党派曾作为中共的盟友,是联合政府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然而,到50年代,特别是1957年以后,民主党派的地位迅速下降,在政治生活中变成被改造的对象。历经十年的文革,民主党派重新在政治舞台上露面,曾经一度好像也起点作用,但很快被规范为参政党,而从胡总书记这届开始,确实以实际行动在提升民主党派的作用。我觉得,中共对民主党派的改造是成功的,把它变成了一个驯服工具。这是一个成功,同时也是一种失败。在把同盟者变成一个听话的仆从后,同盟者就不会对你进行有效的监督和提出善意的建议。……我们有一种党文化,但我们不见得有现代意义的政党。我们现有的民主党派,将应具备的政党基本属性剥夺干净,沦为政权的配套部分、一个附属机关。或者说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大特色,直接说法就是政治花瓶。实际上,这对执政党而言不是一件好事,执政党只能独自面对改革和政治生活中的内外压力,它不再有一个缓冲力量折冲其间。对民主党派而言也是如此,随着市场经济复兴,国人权利意识的唤醒,许多知识分子参与维权活动,而我们却见不到民主党派成员的身影。当我们热烈讨论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也没有看到民主党派有什么有特色的进言,包括在民主社会主义这一类讨论,亦看不到民主党派的发言。我觉得民主党派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经过中共多年的改造已被大大削弱。”

关于《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年9月29日),大陆历史教科书都有介绍,可以看出纲领中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这句话,更没有提“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可是,2004年3月14日经过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却将中共一党的意识形态和“四项基本原则”列入其中:“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

“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是一个大宪章式的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合法性就来自共同纲领,但到1954年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后,政协变成了一个统一战线组织,也就是只是一个咨询机构,不再具有立法和监察的权力。此后,政协的主要功能就是学习,政协还成立了一个学习委员会。”“到1989年底,中央出台了一个文件,第一次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民主党派是参政党的提法。在此之前,有关民主党派的定位很是模糊,民主党派始终认为自己是执政党之一。但1989年这个文件出来以后,民主党派的名分改为了参政党。从40年代开始到1949年成立的联合政府,它什么时候结束,我们不知道,但在这个文件中可以看出,联合政府的概念从此消失。”(章立凡:《中国民主党派的变迁》)由此可以看出,中共一党专制发展的轨迹。

十、土改、镇反、肃反、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等运动

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下册(同上)介绍土改、镇反、肃反、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时,没有透露其中的野蛮残酷。

中共建政前后,为了争取农民的支持,先进行暴力土地改革,剥夺地主,分土地给农民。土改中出现了按比例斗争、乱打滥杀的血腥现象,“导致中国农村中相当一部分生产经营的精英,乃至他们的子孙,都成了政治运动的牺牲品。”(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1],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秦晖:《暴力土改的实质是逼农民纳“投名状”》,《文史参考》,2012年第8期)据专家保守估计,当年的土改有200万“地主分子”被杀死(含自杀),一位美国学者甚至估计有多达450 万人在土改中死亡。1956年9月,刘少奇在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解释了土改真正的政治目的:“我们党没有采取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恩赐’农民土地的办法去进行土地改革。……用彻底发动农民群众的群众路线的方法,充分地启发农民特别是贫农的阶级觉悟,经过农民自己的斗争,完成了这一任务。……由于我们采取了这样的方法,广大的农民就站立起来,组织起来,紧紧地跟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走……”(《李肃:斗地主的真相和目的》)中共建政后,贫穷农民的土地梦做了还不到两年,又被收归国有,强制搞合作化、集体化,农民被纳入国家经济控制,成为现代农奴,为工业积累提供牺牲。

1950 年代初镇反运动的对象除了土匪,大都是“起义”投降后解职返乡者,被俘后释放返乡者;退役返乡已有数年,或闲居,或从商,或从事其它职业(如教师、律师等)者。全国共歼灭土匪240余万,关押各种反革命分子127万,管制23万,杀掉7l万。肃反运动是肃清暗藏在党政机关、革命团体、民主党派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台湾特务。共逮捕了214470人,判死刑21715人,非正常死亡(自杀、刑讯逼供中被打死或在监狱、劳改中折磨致死)53230人。打击了 140多万干部和知识分子,错案率超过94%。(信力建:《镇反与肃反》,《北京之春》2010年12月号)

在三反五反运动的同时,中共开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实际上是一次变相的强行掠夺。很多资本家被逼自杀,“仅据上海从1952年1月25日至4月1日的不完全统计,因运动而自杀者就达到了876人,平均每天的自杀人数几乎都在10人以上,其数字相当惊人。而且,有不少资本家更选择夫妻一同自尽,甚或带着孩子一同自杀。”(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1])

十一、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是影响中国现代史的大事。志愿军士兵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等人的名字至今仍在小学课文中。对于谁是朝鲜战争的发动者,目前大陆的读物说法不一,有的仍持旧说,冀教版《语文》六年级下册课文《再见了,亲人》后的一段文字介绍:“1950年6月25日,美国唆使南朝鲜进攻朝鲜……”有的回避,还有的含糊其辞,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下册(同上)则模糊地称:“1950年夏,朝鲜内战爆发。”但一些学术著作能如实介绍。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笔者从官方《新华文摘》一篇文章中即看到朝鲜首先进攻韩国的真相披露。沈志华根据解密档案研究的最新专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 7月)指出:“在1950年4月金日成访问莫斯科时,……在会谈中提出了四条理由向斯大林保证,美国不会参与在朝鲜半岛发生的战争……正是在这次秘密会晤之后,斯大林最终同意了金日成对南朝鲜采取军事进攻行动的计划。”“1950年6月25日,朝鲜半岛爆发了战争。朝鲜人民军迅速越过三八线,向南方挺进。”

如今,随着真相揭秘和历史反思,官方对这场战争的心态已不同以往。2000年央视巨资制作的30集电视剧《抗美援朝》,和2001 年八一厂电影制片厂的《北纬三八线》,都被官方禁演至今,耐人寻味。《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种迎合政治需要的作品已从初中课本里退出,正如中学语文教师令狐补充所言:“我觉得这是一篇煽情和滥情之作。它对战争血腥的渲染、人类残酷的相互杀戮和为善施爱行为之间的巨大落差,仿佛说的不是人与人之间的战争,而是人与魔鬼的决斗,其文学性的描写恐怕难以反映世道人心的本质。从文学的角度,如果说文章无意中揭示了人善恶的两面性,也显得肤浅粗疏,难免简单化之嫌。而且对于中学低年级学生的理解能力来说,这又未免过于乐观。至于文中意欲竭力表白的,战争是生活在和平环境中的人的幸福来源之说,在逻辑上也似是而非,大有缺陷。”(令狐补充:《撤出课本是明智之举》,《语文新圃》2008年第12期》)另外,“最可爱的人”中另一类人的命运颇具讽刺性。战争结束时,志愿军战俘两万一千多人中,一万四千多人去了台湾和第三国,6064人回国。贺明将军在他的《忠诚——志愿军战俘归来人员的坎坷经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10月)一书中以大量的事实,披露了志愿军战俘回国后的遭遇:约700人被开除军籍,对4600余人只承认被俘前的军籍。30多名营团干部和少数因伤残留院一并转业外,400余名连排干部和全部战士一律复员回家。

十二、反右运动

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下册(同上)和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同上),对反右运动均持官方观点,认为“是必要的”、“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同时承认“严重扩大化”。是个人与党和国家的损失。教科书说被划定的右派有55万人,实际上有据解密后的中共档案,全国划右派总共是3178470人,还有 1437562人被划为‘中右’(中右者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加上没有被戴帽的“坏分子”、“错按右派分子对待”的人(农村干部、小学教师、工人、中专生等),一共有511万多人。经过中共后来的平反,只剩下96人未获平反,其中最著名的有6人:章伯钧(著名民主人士,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交通部部长、《光明日报》社长等职)、罗隆基(著名民主人士和政治活动家,曾任全国政协常委、森林工业部部长)、储安平(著名学者和新闻工作者,曾任新华书店副总经理、《光明日报》总编辑等职)、陈仁炳(著名民主人士、历史学家)、彭文应(著名民主人士、社会活动家)、林希翎(原名程海果,时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均因为不低头认错。(闫桂勋:《反右派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观察网;丁抒:《阳谋:“反右”前后》修订本,[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1993年9月)

对于“右派分子”的处理,教科书没有具体介绍。对他们的处理有撤职、降级使用,调离岗位,监督劳动,被劳改,判刑甚至枪毙。许多人被逼自杀,个别人逃亡国外。约有十多万人在反右运动中和以后的“大饥荒”中、“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知识精英独立、敢言的精神遭受毁灭性打击,为此后更大的灾难埋下了祸根。(《阳谋:“反右”前后》;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谢泳:《1949年至1976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及其它阶层自杀现象之剖析》,《当代中国研究》,2001年第3期)

对于“右派分子”的言行,可以参阅《乌“昼”啼——1957年“鸣放”期间杂文小品文文选》(中国电影出版社,1998年12月)、《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9月)、《六月雪——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9月)等。教科书所持的官方立场,是经不起史料和事实证明的,否则就不会有平反和改革开放。

十三、三年大饥荒

对于三年大饥荒,教科书竭力隐瞒。

冀教版六年级《品德与社会》上册(2009年7月)中,在美化中共不顾大饥荒还制造原子弹时写道:“我国研制核武器工作是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起步的。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自然灾害等原因,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国家财力十分紧张……”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12月)按中共党史的措辞,轻描淡写地称之为“三年经济困难”。承认“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和庐山会议“反右倾”的“严重后果”,造成“更大的危害”,书中108页简短地写道:“那时候,自然灾害严重,苏联政府又背信弃义地撕毁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协议。这一切造成国民经济自1959年至 1961年的严重困难。”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同上)中,涉及三年大饥荒只有短短的一个自然段:“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斗争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撤走全部专家,中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

是天灾还是人祸?金辉(国家气象局)在《风调雨顺的三年——1959~1961年气象水文考》一文中,引用科学统计数据显示,“1959~1961年间,中国大地风调雨顺,全国的旱涝态势相当正常。并且,其正常的程度甚至令人吃惊。”“通观新中国自然灾害与粮食产量的概况,说明在大多数年份,自然灾害及成灾面积并不能直接决定粮食收成的丰与歉。只有1959~1961年这三年是‘不同寻常’的例外。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然灾害并非导致三年灾难的主要因素。或者说,那三年的自然灾害不足以、也不应该使粮食减产那么多。”(《方法》杂志1998年3期,该杂志后被停刊)在大饥荒中,尽管中苏已分裂,但苏联并没有逼着还债,而且要援助粮食,毛泽东不但拒绝援助,而且在政治局会议上说,要勒紧裤腰带,争取5年内把苏联的债务还清。于是,各省成立外贸小组,挤出东西来还债。(《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原新华社高级记者、教授杨继绳, 香港,大风出版社,2006年2月)

对于大饥荒的死亡人数,与教科书刻意回避不同,1991年8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胡绳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和《中国共产党历史 1949-1978/第二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做了部分披露:“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 1000万。”对于1959年到1961年大陆死亡人口的统计,海内外学者的统计从1000多万到8000万不等。历史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曹树基的研究成果称,1958—1962年“四年大跃进中,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合计约3245.8万人。”(《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原刊于《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一期。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杨继绳在《墓碑》一书中,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总数,结合出生率、死亡率,计算出大饥荒造成全国总人口减少4770多万人。

十四、1989年民主运动和六四屠杀

对于1989年民主运动和六四屠杀,大陆中小学教科书完全回避。《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同上)243页仅用一个段落概括介绍,坚持官方的观点,称之为“反革命暴乱”,“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严重错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坚决有力的支持下,采取果断措施,在6 月4日平息了这场政治风波,捍卫了社会主义政权。”完全不提事件中为何看不到法律及其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大的作为,不提动用军队以枪弹射杀、坦克装甲车碾压民众的“平息”行为和伤亡,以及国内外的抗议和国际制裁。既然官方认为镇压有理,为何自己在公开场合不愿谈论此事?还封杀民间言论和与之有关的网络信息?在大陆查堵流入的境外关于此事的出版物?(参看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修订版,[香港]大风出版社2006年2月;张良:《中国“六四”真相》,[香港]明镜出版社,2001年4月;张万舒:《历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实录》,[香港]开放出版社2009年5月)

十五、部分历史人物

方志敏:冀教版五年级《语文》下册课文《清贫》后面关于作者方志敏的文字,没有介绍他为何被捕,为何被杀。事实是,中共1934年7月向福建省、浙江省派出方志敏率领的所谓红军“抗日先遣队”,当时那里没有日本的一兵一卒,中共在国难当头趁机从背后打击领导抗战的国民政府,发展自己。(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被掩盖的中国抗日战争真相》)方志敏被国民政府处死的另一个罪状是“绑架杀人”。1934年 12月他所率的红军攻克旌德县,将美国牧师约翰•师达能夫妇和其3个月大的女儿海伦拘禁起来做人质,向教会索要两万美元赎金。后来海伦啼哭不止,看守的士兵决定杀她时,一位刚被释放的老农夫挺身替死,当场被刀劈。当地农民筹集不到足够的美元赎师达能夫妇。12月9日,师达能夫妇被处死前,一位中国基督徒医生为他们求情,结果反遭杀身之祸,师达能夫妇遂为此医生之性命向红军求情不果,三人当即被斩首(详见《殉道者之死——纪念师达能夫妇》,《生命季刊》总第二期)。一个甘于清贫的人,并不因此就“政治正确”地是有道德的人,历史上不乏清贫的极端狂热分子。1925年夏天,26岁的方志敏回到家乡江西弋阳湖塘村,秘密成立农会,带领农民斗地主。引起他的五叔、地主方雨田带头对抗,投靠民团镇压农民。方志敏带领全村的贫雇农抓住方雨田,方志敏的祖母、父亲都来求情,方志敏为了政治需要,不顾亲情,下令把五叔处死。对此,现任南昌纪委副书记的方志敏之孙方华清,对方志敏目无道德和法律而随意杀人,不加反思却欣赏肯定,完全是成王败寇的是非观。(《了解爷爷从课文开始》,方华清,2011年2月9日《南方都市报》A11版)
杨靖宇:他是公认的抗日英雄。教科书对他牺牲的内幕没有介绍。真相是,苏联精心策划的“七七事变”爆发后,共产国际通知中共高层,要求中共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撤出满洲,许多党员队伍向北进入苏联并直接参加了苏联的卫国战争。但是杨靖宇以及部分中下级党员不能完全理解这一极为机密的“高级战略”,拒绝撤出,坚持抗战,被共产党抛弃。1938 年5月,杨靖宇召集未撤走的队伍扯起东北抗联大旗。1940年2月23日壮烈牺牲。(新黎民:《苏联间谍在中国》)

傅作义: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下册(同上)61页写道:“北平国民党军队在总司令傅作义率领下,接受和平改编。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傅作义此后历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水利部(水利水电部)部长等职。蒋介石在1963年8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傅逆作义特以专人带来其亲笔书‘悉贡所能’四字。密告于余,但其并未具名,其字确是真笔,可知匪共内部已至崩溃在即,有不可想像之势,否则此种投机分子,绝不敢出此也。”悉贡所能就是说我愿意尽心尽力提供给你,跟你里应外合,为此提供一切。郭岱君认为:“因为1963年正好是在三面红旗之后,大饥荒时期,整个大陆非常之惨。傅作义肯定也看到了,他可能也为当年自己做的很多事情感到后悔,才会带了这么一封密信给蒋介石。也就是说如果你们有什么反攻的行为,需要我做什么,我悉贡所能,里应外合。”“傅作义的事情一直进行了六个月。这是第一次出现。到后来8月份、9月份、10月、11月都还有出现,蒋还在日记中说,下周讨论傅逆之事等等。可见他们之间是有联系,但后来也就无疾而终了。”(美国之音电视系列专题:《解密时刻:日记中的蒋介石》)

宋庆龄:在教科书中,孙中山的夫人、被誉为“国母”的宋庆龄,是重要的历史人物。年轻人难免被激进左倾的“革命”所吸引。“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初,在上海的共产国际就把宋庆龄发展成为国际党员。此后,她不仅为共产国际服务,也为中国共产党服务,其中包括做情报工作。”“1927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三中全会,是由共产国际和国民党左派控制的,秘密入党后的宋庆龄开始被共产党以‘孙中山思想继承人’的身份闪亮推出。”文革期间,宋先后给毛和党中央写了7封信,表达了她对“文革”的不理解、反感,并对共产党极度失望。1970年3月,毛对周恩来说:“她不愿意看到今天的变化,可以到海峡对岸,可以去香港、去外国,我不挽留。”并指示周恩来、李先念把他的话传达给宋。传达时他们说:“主席很关心你,知道你的心情不怎么好,建议你到外面散散心,休息休息。” 宋说:“是否嫌我还在?我的一生还是要在这块土地上,走完最后几步。” 于是宋推病拒绝出席一些节日活动和招待会,说:“我参加会伤感,还是不参加,参加一次,回来就要进医院。另外,我也不想做政治上的点缀。”1980年11 月,宋给党中央写了她一生中最后的一封信:“一、国家要振兴,恢复元气,这是一次大好时机。二、要总结建国以来政治运动对国家对人民造成的创伤。三、请不要把我和国父放在一起,我不够格的。”(外籍中共党员、医生马海德之子周幼马:《秘密党员宋庆龄》,《文汇读书周报》,2011年6月10日;《纵横》杂志2011年第5期;新黎民:《苏联间谍在中国》)郭岱君介绍说:“……我从其他档案以及我同其他人家属的接触中,我就晓得宋庆龄在大跃进、三反五反、反右以及文革期间曾经写过好几封信给毛泽东,大概写了7封信给毛泽东,对毛的做法表示不满。毛开始时还很客气,最后就火了。他就说,她不想的话,就走吧。这 7封信始终都没有公开过,可是宋家的家属跟我讲,他们当时是很认真地跟北京联络,要把宋庆龄接出来,宋庆龄也想出来。所以这个接洽谈判都到了很具体的程度,包括美国的宋霭龄愿意支付700万美元的保证金,让宋庆龄出来。谈判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了,都准备欢迎她来了,最后不晓得是哪位上面的人认为国母怎么能走呢?所以很遗憾,她们宋家姐妹到最后都没有再见上一面。”(美国之音电视系列专题:《解密时刻:日记中的蒋介石》)

雷锋:小学语文和中学历史课本都有雷锋的内容,许多照片是摆拍、补拍的,而《雷锋日记》也是写作班子补写的。另外,官方宣传中雷锋的捐款数远超出了一个普通战士的津贴;宣传中说他连续三天,日均捡粪300多斤,堪称“奇迹”;还说他是由于学了毛选,才学会理发、扔手榴弹达到及格……(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信力建:《建国后树立的典型之真真假假》,2012年3月19日,凤凰博报“信力建的博客”)

王进喜: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12月)110页有一幅著名石油工人劳模、“铁人”王进喜用身体搅拌泥浆池、制服井喷的图片,那也是补拍的。此事真相是两位技术员所为,才有了大庆的第一口油井。王进喜到大庆油田时,那里已经打出了20口油井。但石油部部长康世恩认为不能树立“臭老九”当典型,于是王进喜才被推荐上来,成为这一事迹的主角。(信力建:《建国后树立的典型之真真假假》)

在大陆教科书里,看不到最需要国人记住的历史人物。好在现在有了开始,就在本文即将完成的今天,据报导,由北美知名广播人张敏编采、撰录的《记录红色中国》一书在香港推出。扉页上一行大字:“谨以本书纪念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所有受难牺牲的中国人”。书中人物口述历史还原了中共建政后63年至今仍在刻意掩盖的骇人史实,在书中,陈光诚、丁子霖、刘宾雁、方励之、鲍彤、郑念、陆铿、林希翎等亲声道出这一切;林昭、遇罗克、卞仲耘、王若望、钦本立、赵紫阳……这些“红色中国”受难者名单上难以回避的、重大历史事件中重要人物一一再现。一些香港学生、老师和家长均表示,这才是香港人、中国人都需要的“国民教育”。

限于篇幅,本文不可能将大陆教科书所有历史教育的问题都一一涉及,需要大家共同努力。需要负责任的父母博览群书,保持独立思考,不唯权、不唯上、不唯利、不唯书,使自己和孩子摆脱瞒与骗教育的毒化。每个人要从自己做起,探求真相,捍卫记忆,反思历史,洞悉现实,更新自我。一个人的启蒙就是一个民族精神成熟的开始。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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