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1月26日讯】江泽民早些年曾接受CBS著名记者华莱士采访，对“中国为何依然没有实现普选”的问题，他解释：中国人民素质太差。“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而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决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不结束党治，不实行人民普选，如何能实现民主？把人民的权利交给人民！”您也许认为这是境外敌对势力讨伐中共的檄文，您错了──以上宣言出自1945年9月27日的中国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
“他们（国民党）以为中国实现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他们希望中国人民知识与教育程度提高到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那样，再来实现民主政治……然而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才更容易教育和训练民众。”——1939年2月25日的《新华日报》。再来看下面一段文字： 吾有身体，无故而被拘束；吾有财产，无故而被侵夺；吾有言论著作，无故而被干涉……推之居处、营业、交际、信仰，事事皆受限制，而不得行其愿——则生人之幸福，其所存几希？！甚矣，不自由之难堪也。共和国之法律——凡属个人之自由，不特他人不得侵犯，即国家亦不得侵犯。其尊重自由也如是。”这不是哪位大师或是著名公共知识份子写下的论自由民主的大论，这是民国年间的初小教材“第十八课：自由”的课文。民国时期不到十岁的小孩子，就开始谈革命、共和、民主和自由，而且谈得很专业。惭愧的是，九十年前小孩子都懂的常识，现在一群所谓社会精英还搞不清楚，还在争论得不亦乐
中国经济学家茅于轼：“不敢说真话是个人的耻辱，不能说真话是时代的耻辱。这使我想起托马斯•潘恩曾说的一句话：一个人已经堕落到了宣扬他所不信奉的东西，那么，他已做好了干一切坏事的准备。”茅于轼还说：“政府不是不可以反的，只有人民才是不可以反的。按照这个道理，连叛国罪都未必能够成立。所谓敌对势力，也是政治家制造出来的名词。”“独裁者把国家看得至高无上，因为他们代表着国家。国家至高无上，其实就是他们自己至高无上。至于百姓，那是无所谓的。所以在他们的眼里主权高于人权。为了主权可以牺牲人权。国家如果受威胁，必要时可以无视人权。但是，国家的主权之所以重要，因为它可以保护人权，抵抗外来的侵犯。如果这个主权自己就侵犯人权，要这样的主权有什么用?”
台湾总统马英九：“国家的首要职责，不是发展经济，不是强大军事，而是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保障弱势群体不被淘汰。此为国之根本!”“搞经济是国民的事，而不是政府的事。政府只能通过政策来调整经济活动中的各方利益，而不是赤膊上阵去搞经济。否则的话，你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能不腐败吗?”“我们愿意支持一个最终的一个中国统一的理想，但必须在自由、民主、均富下。什么时候条件达到，我们才觉得统一有意义。否则的话，就最好维持现状。”
前苏联总理雷日科夫：“我们监守自盗，行贿受贿，无论在报纸、新闻还是讲台上，都是谎话连篇。我们一面沉溺于自己的谎言，一面为彼此佩戴奖章。而且所有人都在这么干，从上到下，从下到上。”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 “史达林对自己的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虽然说他在管理国家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虽然在他的统治下，苏联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他对自己人民所犯下的罪行是无法饶恕的。”“绝不应该为(史达林)屠杀自己人民的做法辩护。至今我们还经常能够听到为这些屠杀的辩解，称，这种屠杀是为了更高的国家利益。我要强调，任何国 家的发展和强盛都不能建立在民众的苦难之上，没有什么能够比人的生命更可贵的了。”
美国第三任总统，《美国独立宣言》主要起草人托马斯•杰斐逊说：“如果人民害怕政府，就是暴政！如果政府害怕人民，就是自由！”
美国民权运动领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丁•路德•金说：“任何一地的不公正，都会威胁到所有地方公正。我们都落在相互关连无可逃遁的网里，由命运将我们结为一体。对一处的直接影响，对他处便是间接影响。”
中国央视敢言主持人白岩松：信仰这个东西，还真不能依靠国家，它给不了你。但凡国家给你的信仰，总是挺可怕的。不说我们，我不知道希特勒当时给的是不是信仰，它怎么就将德国挺理性的一群人给引到那条路上去了? 所以但凡国家给的信仰，我都是持怀疑态度的，甚至是非常害怕的。”
“在美国，谁都可以办电视台，但政府不可以；在美国，什么报纸杂志你都能找到，就是找不到“党报党刊”；在美国，什么人都可以找“小三”，但政府官员不能；在美国，谁的财产都可以保密，但政府官员的财产必须公开；在美国，谁的隐私权都不能侵犯，但是政府官员的隐私不受保护。”
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帝赋予所有人平等和自由的权利。对于那些依靠腐败、欺骗和压制不政见等手段来巩固自己权利的人，我们提醒你们：你们已经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
美国前总统小布希：“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大师们浩瀚的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他们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这个铁笼子四面插着五根铁栏杆，那就是：选票、多党制、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和 军队国家化。”
俄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没有自由和民主，吃得再好，穿得再好，无异于一群饲养得精美的牲口。”“布尔什维克不能给人民以民主和自由，他们在半年的时间里查封的报纸杂志，比沙皇当局在整个罗曼诺夫王朝时代查封的还要多。”
前苏联著名异见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在这个世界上，最令人悲哀的莫过于一个民族的文学生命被暴力所摧残。它不单是禁止舆论自由，而是强制性地桎梏一个民族的心灵，并根除其记忆。在这种情况下，整个民族就如同行尸走肉。”
流亡美国的前苏联哲学家、小说家兰德：“流氓政府的性质在于，政府不再是人们权利的保护者，而成为最危险的侵犯者；不再是自由的保护者，而是建立一种奴役的体制；不再使人们免受武力威胁，而是首先使用武力对付人民；不再是人们之间关系的协调者和基于社会准则的服务者，而是用威吓和恐怖手段控制人民的工具；它不是依凭法律公平地分配社会资源，而是由官僚机构任意决断和侵占；政府可以做任何事情，公民做事必须经过政府的同意和批准。由此种流氓政府统治的国家，只能处于人类历史上由野蛮力量控制的最黑暗的时代。”
前苏联最后一任总统戈尔巴乔夫：“我生活的目的就是消灭对人民实行无法忍受的独裁统治。对于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来说，其目的不是保卫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而是推进国家的进步和民主。”
波兰思想家，波兰最大报纸《选举日报》主编亚当•米奇尼克：“极权统治的实质就是消除一切自发的政治生活，把社会中的人分裂成一个个原子，其目的在于使每个人只能孤立地面对整个制度，从而使人感到形单影只，而且往往茫然若失，敢怒不敢言。”
被禁止授课的中国“最牛历史老师”袁腾飞：“太平天国啊。多少人打着革命的旗号，干着天底下最龌龊的事情！要当心爱国贼，他们不分是非，搞不懂爱国和爱朝廷的区别！把祸国当爱国！比卖国贼还可怕！”
俄国18世纪著名的寓言作家、诗人克雷洛夫：“要是我们看到了丑恶，却不用愤怒的手指把它点出来，那我们离丑恶就不远了。”他还说：“猫爪子下面的夜莺，唱不出好听的歌。”
缅甸民主领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我们这代人必须为儿孙们结束‘被代表’的耻辱时代!否则我们将有愧于我们的子孙后代!”
中国著名作家评论家李承鹏：“没有您的授权，我不能代表您。”
泰国总理英拉：“像中国那样，以牺牲底层群体利益来发展证券市场的事情，绝不会在泰国发生!”
思想家中共早期领导人陈独秀：“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而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我国万事不进步，而独防民之术突于先进国，此真可为痛哭也!”
蒋经国开启台湾民主宪政之门:台湾前总统蒋经国1986年9月表示，将解除实行38年的戒严令，开放党禁、报禁。9月28日，台湾第一个反对党—-民进党成立，当时台湾情治部门立即呈上“反动分子”名单。蒋经国未批，他淡淡地说：“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10月10日，蒋经国发表要对历史、对10亿同胞、对全体华侨负责的讲话后，指示修订“人民团体组织法”、“选举罢免法”、“国家安全法”，开启台湾民主宪政之门。“国策顾问”沈昌焕说：“这样可能会使我们的党（国民党）将来失去政权！”蒋经国依旧淡淡地回答说：“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
中国思想家，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者胡适：“争取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取国家的权利；争取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从来就不是一帮奴才建成的”。 以上摘播中国网上流传的“喊向执政者的谔谔之言”。“谔谔之言”引自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中，赵良对商鞅说：“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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