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晋:中美改朝换代论不同

【新唐人2012年12月8日讯】美国:新瓶旧酒

今年的美国大选,是美国竞争最激烈的一次,悬念不到最后一刻不会揭晓。当政近四年政绩一直乏善可陈的奥巴马能再次当选,除了口才和形象仍赢得不少分外,部分原因归功于竞选对手罗姆尼犯了不少低级的错误。《福布斯》杂志十一月六日罗列了罗姆尼在竞选中说过的十句最“经典”的蠢话,诸如“奥巴马的医改政策是世界历史上最糟糕的公共政策,我将废除它,即使该政策是我在马萨诸塞州医改政策的翻版”和“我作为州长时最大的成就是为我的选民建立了公费医疗制度,其实这不是什么好事”。特大飓风“桑迪”也在大选的最后时刻前来搅局,它中断了大选最关键的几天候选人的拉票造势活动,却让忙于四处视察、救灾的奥巴马成为媒体唯一的宠儿、公众眼中负责任的总统,“桑迪”成为压垮罗姆尼胜选的最后一根稻草。

今年美国的大选总共花费了六十亿美元,是美国选举史上最昂贵的一届大选。

此次美国大选暴露出美国在种族、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层面日趋分化,就连在初选中就两党合作问题“闪烁其词”的罗姆尼也在败选演讲中呼吁消弭美国的党派之争。据美国联储局估计:全美家庭债务总额已高达创纪录的八点二兆美元;加上美国政府的债务,美国的债务总额将近三十九兆美元,是美国国内生产总额的二点五倍。百分之七点八的高失业率让二千三百多万美国人求职无门,一千多万美国人依靠政府提供的食物劵苟活。任何人上台都难以解决美国面临的种种问题。

大选的激情过后,奥巴马再无连任的后顾之忧,可以集中精力面对第二个四年任期,继续扭转经济颓势和外交困局,设法突破他首个任期内各项改革措施裹足不前的重重阻力,力争兑现他在上次大选时许下的种种诺言。如果在下一个四年中仍无显着政绩和改变可言,奥巴马就难以再归咎于大环境不佳的客观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奥巴马虽然以三百三十二张选举人票对罗姆尼的二百零六张选举人票的较大优势获胜,但罗姆尼却以百分之五十的得票率超过了奥巴马百分之四十八的得票率。奥巴马当选后不到十二个小时,纽约道琼斯指数即暴跌三百点;十一月八日又再暴跌一百多点,一半选民的选择和股市的即时反应都预示了奥巴马在未来四年的执政将比第一个四年更艰难。

中国:新盖旧酒

二○一二年十一月八日,中共十八大终于开幕。

一个口口声声代表人民的执政党在党代会召开前和召开后,北京“又回到了戒严时”。严厉的安保措施除劳民伤财之外,连买菜刀和模型飞机等都要禁止或实名登记,真是杯弓蛇影、草木皆兵,时光一下子从“盛世中国”穿越回了秦始皇时代。

纵观中共十八大的政治报告,在空话套话的重重劫持下基本上了无新意。虽然该报告共八十六次提到了改革,但细读之下它的总脉络却是“按既定方针办”。该报告多次强调任何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实行改革的期盼都是不可能实现的,真是“谈政改,太沉重,鸡同鸭讲”。虽然十八大提出了到二○二○年时将中国的GDP翻一番的“宏伟目标”,但就是翻十番也满足不了中共既得利益集团的贪欲。若中国仍以目前高污染、高能耗的经济发展模式将GDP再“翻一番”,其对全球环境的极度破坏和资源的过度消耗,恐将导致国内各地“揭竿而起”,新的“八国联军”不请自来。

美国《洛杉矶时报》十一月七日评论说:“当奥巴马和罗姆尼直到最后一分钟还在争执不下时,中国人却早已知道习近平将接替胡锦涛出任中共总书记和国家主席,李克强将接替温家宝出任国务院总理。”习近平和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人选,都是通过代表党内各派系利益集团的党内元老和党高级干部之间的秘密讨价还价决定的。围绕权力利益的分配在十八大召开前已达成一致,所有的人事安排都已经事先暗盘交易好了,流传在外的“常委版本”多达几十个。这真是对声称“党内高度民主”的中共的极大讽刺。连十八大这个中共党政军精英和红色富豪们的政治聚会都沦为中共的一个“政治秀”,更何况八千二百万中共普通党员和十三亿民众?

中共进入“四世同堂”时代

十年前即已离任、曾被视为强弩之末的江泽民在十八大的强势回归,是一个远比十八大政治报告更令人侧目的看点。老态龙钟、已淡出政坛十年的江泽民仍手握最后决定权,干涉中国重要的政治和人事决策,使中国沦为世界的笑谈,更是中国政治的悲哀。中共自邓小平倡议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开始,即形成了一种类似古罗马元老院的“老人干政”制度。中共的权力交接方式既不同于封建世袭制,也不同于西方民主制度的政党轮替制。但不论是封建制还是民主制,最高决策者都有决定手下官员人选的权力。而在“老人干政”这种“中国国情”的制约下,对习近平而言,他头上已套有“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和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三大紧箍咒,更有“婆婆”江泽民、“妈妈”胡锦涛插手人事、影响决策,还有比江泽民资格更老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自愿“发挥余热”,中国政治已进入“四世同堂”的“新”时代,可想而知“小媳妇”们当家之难。

“新官上任三把火”,笔者相信习近平试图“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采用西方民主制度)”的决心。但习李体制先天不足:政治局常委会的同事和手下许多决策官员都是婆婆妈妈们硬塞过来的“拉郎配”,不是自己信任或曾共事的人,习李体制被绑着手脚上路。在中国面临国内外一系列严峻问题的大环境下,弱势的习李体制上路后势必在重大政策上争论不休,难以发挥施政效率和决策效能;笔者认为:习近平即使要走“第三条路”,也无论如何绕不开在中国实行某种程度的政治体制改革。而中共在强大的保守势力和各种利益集团的重重羁绊、制约和绑架下,在中国实行即使是“缩小版”的政治体制改革,也会牵动多少人的既得利益:有多少人当官的路会被堵死,有多少房地产商会破产,有多少利益集团会再也捞不到钱。失去一切之下不乏铤而走险之人,贵为总书记、国家主席或总理都有被刺杀的可能,中国的前途怎能不荆棘重重。

中国的这次换届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朝换代,旧瓶只是换了个新盖,旧瓶内装的依然是旧酒。

文章来源:《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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