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19日讯】近年来，“人民”、“爱国群众”等集体名词越来越频密地出现在中国的官方宣传当中。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它已经成了毛左、愤青与社会底层争夺话语权并自赋“身份自信”的主要词汇。1月13日，作家李承鹏在北京签名售书被掌掴、扔菜刀。打人者尹某说，他之所以打李承鹏，是因为李是“汉奸”、“随意抹黑爱国群众”。
这让我不由得想起1793年11月8日（法国大革命时期）罗兰夫人走上断头台时的临终之语：“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在中国，只要将“自由”改成“人民”二字，绝对适合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中国历史。以近期为例，2012年9月中旬持续几天的“反日爱国游行”中，游行者的打砸抢行为是“人民群众”出自爱国热情，韩德强掌掴老人也是基于“人民热爱毛主席的朴素情感”。即使在推特、微博中出现痛骂各类精英的文章，不少也是以“人民”的名义。最近在《南方周末》事件当中，我因写文章支持南周，也被一些自赋“人民代表”身份的人缠斗了许多天。
所有这些，让我这个少年时代经历过“文革”的人，不由自主地想起“文革”时期那些假“人民、群众”之名以行的各种罪恶，比如我曾亲闻亲历的湖南道县与邵阳县的大规模集体屠杀，就是以“贫下中农法庭”的名义实施的——“文革”及“文革”前，在中共的政治序列中，贫下中农是“人民群众”的主要代表，其政治地位仅次于工人阶级，高于革命干部。因为亲历亲闻了不少假人民名义以行的罪恶，我一直在思考，“人民”、“群众”、以及“爱国人民”、“革命群众”等集体名词到底由何而来，代表什么？
“人民”这类集体名词被纳粹与前苏联赋予了至高无上的意义，在有政治需要时则实体化。中国对“人民”这一词语神圣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俄国民粹主义的影响。在沙俄政教合一的意识形态专制时期，俄罗斯知识分子以专制权力为批判对象，从而在社会分层与政治分野中与民众为伍。但民粹主义知识分子心目中的“人民”大众，严格说来是形而上的，是种理想人文意义的体现，因此“人民”这个名词被赋予了极为崇高的意义。高尔基在《我的大学》中曾对俄国民粹派的这种人文意义化的“人民”观念作过以下描述：
“有时候他们谈到了人民，连我自己也很惊奇，为什么我会有跟他们不同的想法。在他们看来，人民是智慧、美德和善良的化身，是近乎神圣的统一的整体，是一切 高尚、正直、伟大的开端。我可是没见过这样的人民。我曾见过的有木匠、有码头装卸工、有泥水匠，我还见过雅可夫、奥西普、葛里高利。然而在这儿他们所说的 却是一种作为统一整体的人民啊。他们把人民看得比他们自己更加高贵，甘愿服从人民的意志。而我觉得倒是他们这些人身上，才……集中地表现了一种热望依照博 爱精神生活和自由建设生活的善良意志。”
受俄国民粹主义的影响，“人民”这个词在中国被赋予了不少神圣光环。时至今日，在中国话语中只要提出“人民”——还有“人民”的同义词“群众”及“老百 姓”，依然具有极强的道德威慑力，“代人民立言者”也随即有了某种道德神圣性。中共第二号人物刘少奇的命运就不由自主地与“人民”联系在一起：“文革”时期，毛泽东打倒刘少奇并宣判他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时，是假人民名义以行；“文革”结束之后刘少奇获“平反昭雪”，在纪念刘一百周年诞辰时，刘夫人王光美那句“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同样被广为传诵。看到这句话时，我不由得想起自己十余岁时在一份批判材料上读过的一首诗（不记得是谁所写）：
人民是什么？
人民是旗帜。
需要的时候将它顶出去，
不需要的时候将它卷起来。
人民是什么？
人民是矛和盾。
向敌人进攻时用它作矛，
防御敌人时用它作盾。
……
但“人民”这个集体名词代表什么呢？什么也不代表。我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情就轻易地解构了“人民”这个集体名词的虚无及其内涵之不确定性：上世纪80 年代，我乘长沙至上海的火车，经过鹰潭时，火车上发生烟花爆炸，秩序大乱，一位20多岁的青年男子见人多拥挤无法下车，于是砸碎一块窗户玻璃，从窗户跳下去。车下的乘务员抓住他要其赔偿国家财产。男青年向其解释这是紧急情况下的应急之举，但乘务员不接受他的自辩。于是他问那位乘务员：“国家财产是不是全体人民所有？” 乘务员答称：“是”；男青年再问：“我是不是人民一员？”乘务员稍稍犹豫后勉强回答：“算是吧”。青年从背包里找出笔，并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刷刷地写了一张纸条，声明他今后放弃属于他的那份国家资产，以此抵赔那块砸碎的玻璃。末了趁乘务员低头看纸条之机，窜进人流中溜了。
这个真实的故事说明，人民（包括群众）这类指称人群的集体名词是多么荒谬：它不可拆分，任何个人都可以假借“人民”的名义，而与其意见不同的人却难以拒绝被代表。它也无法确权，中共政府一直宣称中国是全民所有制，人民是国家财产的真正主人；但国企改制的时侯，国企工人就没资格拥有那一份名义上属于自己的财产，而厂长书记却成了企业私有化之后理所当然的新主人。1982宪法宣布“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之后，“全体人民”不仅失去了过去30年里他们曾经“所有”的公共土地，也失去了祖祖辈辈都曾拥有的宅基地，据说这一宪法条文也是根据“人民群众”的要求增加的。当某人在电视采访中奉承政府及其官员时，他理所当然地被尊为“人民”；一旦他为自己的权利受损而反抗（如拆迁户），立刻就成了人民的“敌人”。不止政府会滥用人民的名义，殴打李承鹏的人，就是自认为爱国的“人民群众”。
在祛“人民”“群众”、“集体”这类极权政治下特有的集体名词之魅时，有两位欧洲学者的书不可不读，一是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作者指出，极权主义创造了许多集体名词和盛大仪式，以神化自身。书中对群众、暴民与菁英分子的结合有深刻理解。如果对书中大量剖析希特勒的反犹太主义不感兴趣，可读台湾学者蔡英文早年的简译本《极权主义》。另一本不可不读的书是法国学者勒庞的“The Crowd——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中译者冯克利将其翻译为《乌合之众》可谓神来之笔。勒庞是位保守派社会精英，他反对传统的国家主义及新兴的集体主义，推崇英美式自由主义。他经历过巴黎公社和法兰西第二帝国等动荡不安的历史时期，亲眼目睹了法国民众在传统的信仰与权威崩塌后，被近乎宗教般的革命激情熏陶，终于退化成一群野蛮、善变、极端的原始人，在少数人的怂恿下，民众会毫不犹豫地做出骇人听闻的暴行，事后却要求“爱国主义”的荣誉勋章。
在中国，“人民”这一集体名词被反复使用时，使用者要借用的就是这一名词那神圣的内涵，强调“人民不会犯错误”的永远正确性。但一落实到单个人即人民的某一分子上，各种糜烂就无法掩饰：上层的专制、贪婪腐败与纵欲，中层对权力的怯懦与谄媚；底层社会更是千姿百态，有的生产有害食品、有的坑蒙拐骗，有的成为五毛，……将这样的单个人加总出一个神圣无比的“人民”，只能说是自欺欺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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