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3月1日讯】（新唐人记者剑彤综合报导）外界把中共第四、第五代领导人戏称为“红卫兵一代”，因为在他们人生成长过程中的青少年时期，无不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近日，有关下一届中共国家副主席热门人选李源潮在文革中的表现问题，再次受到关注。
有关李在文革中的表现 出现争议
文化大革命是前中共党魁毛泽东为肃清政敌而发起，这场灾难造成数百万人冤死，并重创国家经济。
中共十七大召开前，香港《苹果日报》曾发表文章说，倍受关注的中共第五代高官，目前多担任地方诸侯或部委掌门人，由于他们多出身共青团，不少人还是“文革”时期的红卫兵小将，因此被戏称为“青红帮”，其中包括被视为中共第五代领导层热门人选的原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等人。
文章称，40年前“文革”揭幕时，中共“青红帮”大多是20岁上下、血气方刚的青年。外传李源潮在“文革”初期是上海红卫兵的武斗干将。其父李干成在“文革”一结束后即复出担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而李源潮因“文革”期间参加的是力保当权派的红五类组织，所以武斗问题未被追究。
不过，知情者对《李源潮在文革中变成了逍遥派》一文作者刘方远强调，李源潮在“文革”期间是个逍遥派，没有参加任何造反组织。李源潮的同学也指出，有关李“文革”是造反派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说李参加武斗等传言更是无中生有。
据李源潮的中学同学说，正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爆发，随后上海市副市长李干成被打倒，同学们才知道李源潮的亲生父亲就是李干成，他的亲生母亲吕继英是上海市一个建筑公司的党委书记，他的养母在上海煤炭研究所当党委书记。同班同学指出，“文革”前李源潮就很低调，文革爆发后也没看到他有积极的表现。文革初期，他只是随大流参加了扫四旧等活动，但几个月后父亲李干成被打倒了，李源潮就离开了学校，从1966年7月或8月开始，李源潮就没再参加学校的任何活动，只是待在家里，被动地变成了逍遥派，也很少跟同班同学联系。
所谓的逍遥派没有组织，没有名号，更没有头头，不积极参与“文革”，以各种形式游离于“文革”，不参与“文革”的各色组织。当造反派与保守派打得不可开交，辩论吐沫四溅，大字报上下翻飞之时，逍遥派们或旁观、或静默、或消失、或至多淡淡敷衍三两句便不辞而别。
到了1968年，在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后，作为“老三届”一员，再加上“黑五类”子女的特殊身份，李源潮被发落到江苏省大丰县上海农场。据说，在中学同班同学中，只有李源潮一人到苏北的大丰农场插队。
李源潮：文革是因为缺乏民主
这四年的知青生活对他一生的影响有多大，李源潮从未公开谈起过。
不过，2007年，香港《南华早报》消息称，当时被视为胡锦涛亲信的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表示，被称之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中国缺乏民主。
李源潮在北京召开十七大的间隙向记者表示，如果中国有民主，文革就可以避免，即便这场灾难无法避免，如果中国实行民主，文革也不会持续那么长时间。
文革暴行非红卫兵、造反派一时过激行为
不过，也有观点认为，如今再纠缠于李源潮在当时的表现，意义不大。重要的是要找出造成这场悲剧的根本原因，因为在这其中，每一位中华儿女无不是受害者。
根据中国出版的数千册县志所提供的资料，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时期不是红卫兵造反有理，中央各级政府处于瘫痪的1966年底，也不是造反派武斗正盛的1967年，而是“各级革命委员会”已建立，毛泽东恢复了对国家机制全面控制的1968年。在全国著名大屠杀案件中，滥施暴力、血腥杀伐的大多是政府控制的军队、武装民兵和各级党员骨干。
因此，《九评共产党》一书指出，文化革命是共产党邪灵附体全中国的一次大表演。文革中的暴行并非红卫兵、造反派的一时过激行为，而是共产党和地方政权的既定决策。文革时期的领导人与各级权力机构对暴政的直接指挥和参与，常常被遮掩起来而不为人知。
仅举一例：1966年8月，北京红卫兵以“遣返”为名，把历次运动中划为地、富、反、坏、右的北京市居民强行赶出北京押往农村。据官方不完全统计，当时有3万3千6百95户北京市民被抄家，有8万5千196人被驱逐出城、遣返原籍。此风很快在全国各大城市蔓延，多达40万城市居民被遣返到农村。连有地主成分的共产党高级干部的父母也未能幸免。实质上，这种遣返行动是中共在文革前就安排好了的。彭真任北京市长时就说过，要把北京居民成分纯净为“玻璃板、水晶石”，即把成分不好的市民全部赶出北京。1966年5月，毛泽东发出“保卫首都”的指示，成立了以叶剑英、杨成武和谢富治为首的首都工作组。这个工作组的任务之一就是通过公安局大规模遣返“成分不好”的居民。
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红卫兵对超过2%的北京市居民抄家遣返，不但未被政府阻止，相反还得到市、区公安局和街道派出所的大力支持。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曾要求公安干警不要去阻拦红卫兵，要为红卫兵当“参谋”，提供情报。红卫兵不过是被当局所用。到了1966年底，这些红卫兵也被共产党抛弃，不少人被宣布为“联动份子”而入狱。其它的随大批“知识青年”被送到乡下参加劳动、改造思想。当时主持遣返活动的西城红卫兵组织，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人的“亲自关怀”下成立的，他们的通令也是由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修订后发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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