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3月30日讯】不久前，《河南商报》专门派记者赴河南省沈丘县癌症村采访，发回了题为《河南沈丘癌症村：河两岸曾寸草不生长出畸形鱼》的长篇新闻报导，再次引发了民众对癌症村的关注。
文章一开头写道：“昏暗的房子里，77岁的王尊祥躺在床上，已有两个月不曾进食，癌魔的肆虐令他本已老化的身体雪上加霜。儿女们守在床前，不住叹气。”这是今年3月初当地癌症村东孙楼村一个家庭的剪影。
记者告诉我们，王尊祥2012年10月被确诊患上食道癌，发现时已是晚期，医生建议保守治疗，前前后后花掉了家里一万多块钱，病也不见好，如今已经有两个月水米不进了。
此前已有资料披露，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沈丘县的黄孟营村、孟寨村、孙营村等，癌症患者的比例均大幅度上升。1990年~2005年间，2470人的黄孟营村有116人死于癌症；2366人的孟寨村有103人死于癌症；1697人的孙营村有37人死于癌症；1300人的陈口村有116人死于癌症；2015人的大衤者庄有145人死于癌症；1687人的杜营村有187人死于癌症。而据沈丘县医院记载，1972年当地120万人中，只发现癌症患者12人，发病率仅为十万分之一。
东孙楼村村民王子清是最早将村里癌症高发的情况“说”出去的人。他告诉《河南商报》记者，2004年前后全村280户人家先后有40多人患上了食道癌，“我家西边的那个过道里，几乎每家都有癌症病人，最多的一家有两三个。”据村医王国勇不完全统计，近两年该村因癌症死亡的人数占到村子死亡人数的一半以上，“老百姓有啥办法？一点办法都没有。”
令人揪心的是，上述情形并非只局限于沈丘县一地！早在2009年4月，《凤凰周刊》就曾报导过中国有百处致癌危地。同年，华中师范大学地理系学生孙月飞在题为《中国癌症村的地理分布研究》的论文中指出——“据资料显示，有197个癌症村记录了村名或得已确认，有2处分别描述为10多个村庄和20多个村庄，还有9处区域不能确认癌症村数量，这样，中国癌症村的数量应该超过247个，涵盖中国大陆的27个省份。”
尽管官方不敢公开承认，但大量被公开报导的事实足以证明，导致“癌症村”的直接原因无一是当地日趋严重的环境污染，而造成这种污染的罪魁祸首则是中国政府一直奉行的以牺牲环境为特征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
沈丘县黄孟营村便是个典型的例子。从这个村子旁流过的沙颍河是淮河最大的支流，由于当地政府不计环境代价地追求GDP，早在上个世纪，这条河就被严重污染了。水面漂浮着白色泡沫，水呈黑色，臭味令人窒息。河中的主要污染物是硫化氢和二恶英。硫化氢是一种有毒的窒息性气体，二恶英则具有极强的致癌、致死作用。水质监测表明，沙颍河水质为劣五类水，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既不能用于工业，也不能用于农业灌溉，更不能作为公共饮用水的水源。
沙颍河严重的水污染给黄孟营村民带来了灭顶之灾，自上世纪起，这个美丽的村庄便逐渐被由于水污染而诱发的种种疾病的阴影所笼罩。全村有2400多人，80%的青壮年常年患肠炎，大多数育龄夫妇丧失生育能力，人口出现负增长；畸形儿，痴呆儿屡见不鲜，十多年来没有送出一个合格兵；一家有两个以上癌症病人的家庭就有20多个，有两户人家因患癌症病死成绝户。结果，该村成了名副其实的“癌症村”。
不断增多的癌症村使得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的癌症高发势头清晰地凸显了出来。2008年，卫生部发布的第三次中国居民死亡原因抽样调查报告披露：癌症已成为中国农村居民最主要死因之一，与环境、生活方式有关的肺癌、肝癌、结直肠癌、乳腺癌、膀胱癌死亡率及其构成呈明显上升趋势，其中肺癌和乳腺癌上升幅度最大，过去30年分别上升了465%和96%。
其实，如今被癌症席卷的何止是农村，整个中国不都在其中吗？根据全国肿瘤登记中心发布的《2012中国肿瘤登记年报》，中国近20年来癌症呈现年轻化及发病率和死亡率“三线”走高的趋势，每年新发肿瘤病例约312万例，每分钟就有6人确诊为癌症，乳腺癌、肺癌、结肠癌、甲状腺癌等癌症发病年龄均出现提前。
从更广的视野来看，不仅人会得癌症，社会作为一个有机体也会患上癌症。当一个社会的各项底线被全面突破，政治黑暗、经济腐败、文化堕落和道德沦丧的时候，也就是这个社会染上癌症的时候。在这个意义上，当下的中国不就是我们这个地球上最大的“癌症村”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