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1月19日讯】王蒙在《中国天机》里写过一段话，值得玩味。
我们知道，王蒙在57年被打成右派，此后20年都生活在在中国的底层基层。四人帮垮台后，王蒙也和其他很多受迫害的知识分子一道获得解放。在当时那种历史转折关头，王蒙是怎么想的呢？
王蒙写到：“无论如何，1957年1958年的事情给我的刺激太深了，我也欢呼粉碎四人帮，我也欢呼邓小平复出，但是我根本没有往中国的大变化上想。一切都板上钉钉，往死里砸。什么都是铁案，什么都是大家动了手，谁也甭说自己如何干净。就像珍宝岛事件，中苏友好了半天，一个珍宝岛，双方动了炮火坦克，双方流了血，伤了命，还能转弯吗？刘少奇已经是叛徒工贼内奸，三自一包已经是反革命的同义词，右派已经与地富反坏绑在一起，歌词唱的是‘人民公社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你想把这一切都翻过来？弄不好只能翻车堕谷丧命。”王蒙说：“我的梦想只是回到50年代，回到没有那么多假想敌人的相对能够唱着光明的歌曲过正常日子的时代。”
这段话告诉我们，王蒙实在是让共产党给整怕了，怕到心理扭曲，怕到对现实生活不敢再有高的期待。王蒙深知，共产党做的很多事都是错误的，但正因为错得太多太大了，共产党肯改吗？肯认真改彻底改吗？还有，改得起吗？王蒙不敢抱希望。王蒙明明知道什么是好的是应该的，但是他从自己的痛苦经历中得出教训：在中国，凡是好的凡是应该的都是不现实的，都是实现不了的，谁坚持追求谁就会碰钉子，碰得头破血流。在文革中，很多人的哲学是“遇事左三分”。文革后复出的王蒙的哲学是，遇事把自己本来有的期待值，向下减三分。这该暗含着多少失望多少疑惧啊。
如果仅仅是整怕了，那还好说，问题是王蒙还发出警告：如果要把过去的错误都彻底纠正，“弄不好只能翻车堕谷丧命”。这就是说，正因为过去犯的错误太多了太大了，要认真纠正起来就有可能危害安定团结甚至导致天下大乱。因此，为了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局，就不能认真纠正错误。按照这一逻辑，要求彻底纠正错误的人反倒成了唯恐天下不乱的害群之马，必须封住他们的嘴。拒绝认真纠正错误的人反倒成了维护安定团结，顾全大局。
王蒙既然不敢指望共产党认真纠正错误，同时又希望加强自己的安全，不再挨共产党的整，于是他就采取了这样的策略：当共产党很勉强地很有限地纠正了它的某些错误时，王蒙赶快以受害人的身份上去给共产党打圆场再套近乎。“母亲也会打孩子，但孩子从来也不记恨母亲”这种说法就是王蒙的首创。
这使我联想起曲啸的故事。曲啸当了22年右派，平反改正后立刻向党表示感恩戴德，以“母亲错打了孩子”的比喻赢得了党的欢心，于是到全国各地巡回演讲。一位80年代的留学生润涛阎写过一篇文章，讲到曲啸当年来美国巡回讲演，第一站就是他所在的大学。当曲啸在台上声情并茂地讲诉他被打成右派后经历的种种苦难，最后话锋一转，教育在场的留学生们：“党就是妈妈，妈妈错打了孩子，孩子是不会也不应该记仇的。”
没想到这句话惹恼了在场听讲演的一位来自台湾的美籍华裔教授（据说是历史学家汪荣租）。汪荣租教授激动地说：我过去只知道蒋介石国民党如何独裁如何撒谎。国民党报纸说共产党多么独裁多么残暴，我都不信。今天听了曲啸教授演讲才知道那都是真的，而且比报上说的还更过分更令人愤怒。汪荣祖教授愤慨地说：“什么党是亲娘，可如此长期地打自己的孩子，那还是亲娘吗？比后娘都残忍，还有什么资格要求被虐待的孩子忠诚于她？母亲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在任何文明国家都是非法的，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的。”
可以想见，汪荣租这番话是怎样地让曲啸和陪同的国家教委官员尴尬万状。演讲会匆匆结束，接下来预定的行程也统统取消。据润涛阎说，自那以后，曲啸就精神崩溃了。不过也有人说曲啸没有崩溃，他犯病是后来的事。我想后一种说法也许更可信。毕竟，曲啸这种人的羞耻感估计不会有那么高。
有人说王蒙的身上体现了儒家的中庸之道。对此说我不敢苟同。
正如同周恩来不能算忠臣，因为忠臣的定义是为了坚持道义原则敢于批评皇帝。例如历史上的比干、屈原、海瑞。周恩来不敢对毛泽东说不，只是一味的顺从。因此不能算忠臣。
同样的，王蒙不能算中庸之道。因为中庸之道是有原则有标准的。是的，在中国历史上，儒生们常常为兼顾理想与现实，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取得恰当的平衡而苦恼。坚持理想，坚持到什么程度才不是迂腐？与现实妥协，妥协到什么程度才不是背叛？过去，国人缺少宪政的概念，缺少基本人权的概念，因此在如何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拿捏分寸就成了一个大问题，并且争执不休。
现在我们有了宪政概念，有了基本人权的概念，我们就该知道，即便是对一个我们衷心拥护的政府，我们也要对它的权力给予某种最起码的限制，我们也要坚持某些最起码的个人权利不容侵犯。不消说，这首先就是言论自由的权利，就是不容许政府以言论治罪。王蒙显然没有坚持这种最起码的原则或曰底线，因此我们不能不指出，王蒙不是儒家倡导的中庸，只是儒家批评的乡愿。（完）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