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凯:文化革命的平民之恶

【新唐人2014年2月16日讯】宋彬彬还不是黑暗一页的全部

新年以来,中国一个令人纠结的政治话题,是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宋彬彬为她的母校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在文革中被虐打而死道歉;之前不久,开国元帅陈毅之子陈小鲁,也为文革红卫兵的暴行道歉。他们的道歉,引发热议。文化大革命是中共领袖毛泽东发动的一场极其广泛的全民犯罪活动,宋彬彬、陈小鲁是参与全民犯罪活动的一员,他们与其他参与文革全民犯罪活动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具有“红二代”的身份。其实“红二代”参与文革犯罪的时间并不长,几个月后,“红二代”们随着他们的父母一个个成了走资派,他们便成了“黑帮子弟”,在文革中被边缘化了,就失去了继续参与全民犯罪的机会。取代他们担任文革犯罪主角的,是“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革命知识份子”这些平民群体。“红二代”在文革中的暴力犯罪之所以备受谴责,是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成为当今中共权贵集团的成员,又参与了中共权贵祸害国家的犯罪活动、包括暴力犯罪,谴责他们的过去,也是谴责他们的今天。

“红二代”的罪恶,不是我这篇文章的话题,我要讲的是:从宋彬彬道歉说文革中的平民之恶。

当年卞仲耘被她的学生、文革红卫兵虐打惨死的第二天,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用毕生积蓄,到西单商场买了一部照相机,拍下妻子满身血污的遗体,他说“我就是要让后来的人看看,这是人类历史上多么黑暗的一页!”宋彬彬是这人类历史黑暗一页的一个符号,不是黑暗一页的全部。宋彬彬这个符号显示的是:中国人当年在中共驱使下向全人类展示的平民之恶是怎样开始的。

文革十年,中国哪一个省、市、县没有发生过一场接一场任意批斗人、打死人的血腥事件?我经历过文革,我曾在文革中的一天,看到广州市满城的电线杆和大树上吊着成百上千的尸体,这些人是被谁打死被谁吊上去的?文革中张志新被割断喉管绑赴刑场,是谁把她的喉管割断?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被凌虐而死、死后被剖开肚子,是谁动手把她的肚子剖开?当然那是发动文革的毛泽东的罪恶,但直接的凶手是“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革命知识份子”。

现今国人与文革时无本质的变化

我还永生难忘在文革中目睹的另一幕:那是一九七四年夏天,文革进行了八年,机关干部都必须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和我的新闻界同事,前去广州郊区三元里附近的农村,白天为农民收割稻米,晚上参加“贫下中农忆苦思甜”大会。那一晚的集会,有五六位地主的后人被定为批判对象,地主的后人有中年、青年、还有没成年的儿童。那不是批判,那是“贫下中农”之恶的展示。批判会进行不到一个钟头,“贫下中农”们手持棍棒轮番上场,这些人白天还与我们在田间一起背诵毛主席语录、高唱革命歌曲,晚上则是另一番亢奋:他们的批判,是不由分说抡起棍棒对地主的后人暴打,任由地主后人在地上翻滚、嚎叫、哀求,直到把五六位地主后人打得血肉模糊,当场断气。而台下,我们这群接受再教育的“革命知识份子”,则高举双臂,欢呼台上“贫下中农”的平民之恶。

中国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知识份子”自跟随中国共产党走上政治舞台,从来都没有表现过善良与温和,从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反右、文革,一直到“六四”、维稳。在文革中,这几个群体的人,有谁能说自己没打过人?即使没有,有谁又能说自己没有参加过批斗会、没有为血腥暴力欢呼?我曾经是这几个群体中的一员,我不敢说自己没有。

文革使我失去了对中国“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革命知识份子”的尊重。如果未经历文革,我仍会认为这些群体是神圣的、天然正确的。这些群体的可悲、可鄙在于: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是中共施暴的对象,同时又是对他人施暴者。

文革结束后,我曾以为文革那样的残暴与荒唐,不会在中国重现了。但几年前薄熙来发动唱红打黑,从重庆几乎盛行全国,有人为了唱红竟然老父亲去世也不奔丧,有人说唱红治好了自己的癌症,这就让人知道现今的国人与文革时的国人无本质上的变化。就在宋彬彬向卞仲耘的遗像鞠躬道歉前不久,宋彬彬还与毛泽东生前身边的人,包括毛泽东的姘妇张玉凤,在一起纪念毛的冥诞。人们从来没有看到任何国人对参与文革暴力的平民之恶做过忏悔,看到的只是在毛泽东死去三十七年之后,举国祭奠毛泽东冥诞一百二十周年,聆听中共领袖对毛泽东的颂扬。于是就不能不相信,如果中国再出了一个毛泽东,指示又一个宋彬彬“要武”,又一个宋彬彬还会去虐杀又一个卞仲耘,然后作为一个符号,再启动又一场亿万人参与的平民之恶。

文革是中共建政六十五年的缩影

文革十年是中共建政六十五年的缩影,王晶垚老先生记录的人类历史上多么黑暗的一页在中国翻过去又翻过来。六十多年,中国非正常死亡七千万人:土改中几百万农村经济与文化的精英地主被消灭,镇反中几十万未及撤走的国民党人被杀害,反右迫害了上百万有良知的知识份子精英,大跃进后的大饥荒饿死四千万百姓,“六四”屠杀了数以千计的学生和北京市民。而今日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黑暗:二十多年的维稳关押和虐杀了难以计数的民运人士、维权人士、法轮功学员、拆迁户、上访伸冤的民众、争取宗教自由和民族独立的藏人和维吾尔人。一次次关押、酷刑和杀戮,展现了共产党之恶,也展现了与共产党合作的军人、警察、城管、拆迁队员、截访人员的平民之恶。世界上从来没有那一个民族、那一个国家的国民,对祸害民族与国家的邪恶政党如此容忍,如此心甘情愿助纣为虐。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党,有什么样的政党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政党和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这就是平民之恶之源。

中国人曾有反省和忏悔的机会,但不知珍惜,都错失了,或者被阻止了。一个对自己的民族性和国民性不思反省和忏悔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未来的中国,也难以出现如在华沙二战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下跪的前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那样的领袖,中华民族也不会进化成犯下罪行后不允许罪行重犯的德意志民族。王晶垚先生之所以拒绝接受宋彬彬的道歉,是因为她没有揭示暴力事件的真相,不反省文革,也不忏悔平民之恶,因此是十足的虚伪,那麽人们有什么理由对宋彬彬的道歉给以掌声和赞扬呢?

文章来源:《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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