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月12日宋彬彬等人回师大女附中母校，就四十八年前文革期间批斗、迫害老师道歉之后，在赞扬和批评的声浪中，他们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中国最有影响的媒体，一谈再谈1966年8月5日卞仲耘校长被打死一事的责任，尽力为宋彬彬等开脱。
主要发言的“宋彬彬团队”有5人，分别是：宋彬彬、刘进、叶维丽、冯敬兰、于羚。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件极为吊诡的事，那就是：高干子弟，老红卫兵领袖人物的说话平台，是认可普世价值，公共知识分子发声地 –《南方周末》，以及被称为有态度的网易真话频道。两周前，南方周末做了一个专题；更早，冯敬兰在真话频道开专栏讲文革。因为历史被遮蔽，年轻的编辑记者难以辨别，也无法区分老红卫兵、工作组时期、毛泽东时期各个阶段红卫兵的差别；身为领导者，或许与权力集团有这样或那样的连接，这就使当年的文革红人，重新掌握了话语权，甚至以受害者面目出现，歪曲、掩盖历史；而真正对于文革历史有洞见的人物却没有言路，形成一边倒的舆论。
宋团队号称调查十年，访谈100多位，结果呢，真相在哪里？她们讳言据说比宋彬彬父亲宋任穷官还大的某某，某某某。除了王晶尧严词拒绝接受其道歉，发出强烈质疑外，还有署名亦虹者，一一指出冯静兰说谎事实；再有刘自立“不能诉诸法律，就诉诸历史”一文，直指不是学生，是红卫兵打死人，是“特权暴力”。
观察家都看在眼里：宋彬彬等与王友琴之间的角力长达二十年之久。特别强调自己是平民出身的冯敬兰说《不要让文革成为演义–也谈卞仲耘之死》；美国的史学博士教授叶维丽也说“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被毛泽东改名叫宋要武的宋彬彬，则称王友琴加于她历史耻辱架。
她们觉得时候到了，于是，集体出来发力。有人窃窃私语：这回王友琴可顶得住？然而，就在昨天，3月26日，王友琴一篇“回应宋彬彬等”在共识网面世，这是很多人期待的回应。一惯的简洁风格，含千钧之力以事实说话。她讲了三件事：第一件校长之死；第二件，1966年8月25日，距卞校长被打死20天左右，一位名叫李文波的，因其住房属私人所有，曾从事过小产业，夫妇俩即一个被打死，一个被判决；第三件是北京二龙路中学英语老师张放，他逃过1966年被活埋，却未逃过两年后清理阶级队伍而死去。王友琴以详实的资料可靠的来源，揭露宋彬彬团队人士说谎，无中生有构陷证人。这是一场短兵相接的正面交锋。王友琴请他们写文章证实自己的“叙事”。她说：“要说我写得不对，应该指出哪一页、哪一段、哪一行写错了。现在笼统地指责我写的是“故事”而不是“历史”，这不是正常的讨论方式”。
回过头审视三十多年前，“文革”结束之后，胡耀邦主持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提出对历史旧账宜粗不宜细，对历史问题从宽处理，要多体谅，这样才能团结一致向前看。于是，数百万人获得解放，而他们受难的原因，统统归罪于“林彪、四人帮集团”。
受害者历经近半世纪仍得不到正义，加害者更无从追究。聚焦在打死卞校长8.5事件的真相不是没有，有！既可悲又可敬的是：早在1966年的红色恐怖中，还有老师用左手写匿名信向王晶尧讲述其过程；然而，在文革结束20年之后，林莽老师的见证《目击并身历其境者言》却不能被发表；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也只能在海外出版；文革纪念网站被屏蔽。在这样的情况下，两相对照，才突显了48年前的强势人物，如今依然强势。
从宋彬彬的人生轨迹，清楚可见权力对其命运的影响。曾经上天安门城楼给毛泽东戴袖章、被赐名的革命小将，竟然在“文革”结束后，中美刚建交时，即留学美国，且未像其他红二代，比如“延安儿女”那样宣誓保卫“红色江山”，却又与毛泽东身边人张玉凤等，一起为毛泽东118周年诞辰聚会举杯。而当年的弱势群体，文革受难的普通人，随风漂逝。即便如此，目前，在中国大地翻卷着数千个读书会，那里的90后、80后，都会讨论卞校长之死这个议题。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