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10月31日讯】2014年10月29日,加拿大卡尔加里“活摘器官”论坛上, 美国前智库研究员——中国问题专家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介绍了他的新书《大屠杀》(The Slaughter)历时7年、经数百个采访所披露的中共活体摘除良心犯主要是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经历。而与此同时,中共2014器官移植大会10月29-31日正在中国杭州举行,却遭到国际医学界强烈抵制,可以说地球上的正义与邪恶正在猛烈撞击。

星期三,在卡尔加里图书馆举办的“活摘器官”论坛上,葛特曼详细介绍了他经过实地调查和采访了解到的活摘器官黑幕,其中法轮功团体是中共“活摘器官”最大的受害者,他们被屠杀的数量非常巨大。

葛特曼介绍,世界其他地方也发生过非法器官交易的事件,但那只是零星的个案,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行为有着本质的不同:“中共的活摘罪行是大规模的、系统性的,是大屠杀!”

由于葛特曼(Ethan Gutmann)的新书《大屠杀》(The Slaughter)披露了大量中国大陆发生的活摘器官做移植用途的更多证据,引起与会者的极度震惊和关注。

2013年加拿大卡尔加里巨型“制止中共活摘器官”户外广告牌

器官移植医疗人员:骇人听闻,屠杀必须停止!

专门从事器官移植的医疗人员克里斯认为,目前制止活摘的最有效途径就是杜绝与中国有任何器官移植方面的生意,每个国家都不参与同中国的器官移植买卖,国际社会都要求中国提供明确的器官供体追踪数据。他说:“如果你不能证明器官来源清白,不能证明供体未被屠杀,我们就不能提供医疗服务给这样接受器官移植的病患。所有的国家都应该要求中国建立供体追踪系统。加拿大有很好的供体追踪系统,我们知道每一个器官的来源,知道每一个器官的去向,这些信息都储存在资料库里。”

他表示,如果加拿大人到中国进行了器官移植,而器官却是通过屠杀无辜的生命得到的,通过非法交易得到的,回加拿大后还接受一切术后的医疗服务,这样的行为必须停止,尽管病患可能并不知道供体来源的黑幕,但也必须被制止!

他震惊于中国现今仍存在的非法器官交易,为器官牟利而进行的大规模屠杀:“我们一直听说过中国存在挑战人类道德底线的事情,也听说过中国有非法器官交易,因为那里是中共统治的国家,发生这样的事情不足为奇,但今天了解到的事实完全来自严谨的科学调查,其震撼程度非比寻常。尤其主讲人谈到一个病患短期内接受了八次肾移植才成功,这实在是令人毛骨悚然。”

他表示不能坐视中国发生的骇人听闻的暴行:“这不只是中国内部的问题,这是全世界的问题,这是全人类的问题。作为人类,我们每个个体都有责任严肃地对中共说:你太过分了!必须立刻停止屠杀!”

非政府机构主席:无法想像,加拿大须关注此事!

社会公益组织Arusha Center主席昂劳(Mike Unrau)表示,没有语言能够形容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我无法找到合适的词语来表达我今天听到的事实,无法想像这一罪恶竟持续了如此长的时间,并且被人们长时间地忽视。”

他说,自己也曾带着疑问与朋友交流此事,今天终于了解了事实,他呼吁更多的加拿大人关注:“我们应该把事实告诉周围的人和组织。加拿大人需要关注此事,并且采取行动制止活摘器官的暴行。如果你是律师,就开始联系其他律师,寻找一些改变联邦政策的可能性,将议案提交给国会。加拿大政府应该对非法器官移植立法。”

他说:“我们需要长期、坚韧的努力来传播真相。”

电影制片人:目瞪口呆,要拍纪录片协助制恶!

资深电影制片人布莱克(Darold Black)表示,作为一名拍摄纪录片的电影制片人,走南闯北,阅事无数,但在这样的事实面前,还是惊得目瞪口呆:“我被完全震惊了!这样的事情现在居然还在发生,而且是如此大规模的屠杀。任何一个明知器官来自无辜的生命却仍然去中国接受移植的病患都等同于杀人犯。”

他表示,震惊之余正在考虑拍摄一部反映法轮功学员遭活体摘除器官的纪录片:“我非常想拍这样一部片子,正在和伊森商量一些问题。”

布莱克说,想以此帮助制止邪恶:“不能容许这样的暴行再继续下去。我愿意发挥我微小的力量,去帮助制止这样的暴行。”

加拿大前国会议员兼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这是令人无法想像的罪恶

论坛的另一位主讲人——加拿大前国会议员兼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讲述,自己曾与一位去中国换肾的病人交谈过。“他住到上海第一人民医院病房,验血过后医生拿了一张名单进来,手指停在其中一个名字上。两小时以后,一对肾脏取来了。不过,移植的效果不理想。几天之内,医生又先后拿来三对肾脏,但都不成功。3个月后,病人重返这家医院,又试了四对肾脏,第八对终于匹配良好,病人身体恢复健康。八条生命!就为了一个人活着!”

乔高表示,这是令人无法想像的罪恶,是危害全人类的罪行,也是每一个普通人都可以伸出援手帮助制止的罪行:“去跟你的议员讲、写信给报纸的编辑……任何一个加拿大人都不应该去中国做器官移植,我们可以立法禁止买卖器官。在这个罪恶面前,加拿大要给全世界做出表率。”

在地球的另一端 2014中共器官移植大会低调举行

就在加拿大多个城市举办“活摘器官”论坛的同时,2014年中国器官移植大会于10月29日~31日在杭州低调举行,此次会议遭到国际医学界抵制。

原定于今年9月底在重庆召开的中国器官移植大会,突然临时改为10月29日在杭州举办。而且往年做得“轰轰烈烈”的大会,今年却非常低调,只在中文网站上有相关消息。很多海外移植医学专家明确表示,即使获得了邀请,他们也会拒绝参加今年的器官移植大会。

“医生反对强制摘取器官组织”(DAFOH)也在本届中国器官移植大会召开之前发出声明:鉴于中国十多年来长期强行摘取死刑犯、良心犯和法轮功修炼者的器官作为移植的经常性来源,国际社会应该倡导其器官移植方面专家不参与、不支持中国器官移植大会及其相关的专业活动,并呼吁中共立即停止此违反伦理准则的行为。

更有消息称,今年的中国器官移植大会原定在重庆举行,因为现在已经锒铛入狱的前重庆市市委书记薄熙来和重庆市前公安局局长王立军,都涉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重庆筹办方的态度非常消极,导致2014年的中国器官移植大会可能“泡汤”,因此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郑树森将大会接手到杭州举办。

就在中国器官移植大会召开的8天前,国际医生反对强制摘取器官组织(DAFOH)发表声明说,因为中国将其强行摘取死刑犯、良心犯和法轮功修炼者的器官,做为移植的经常性来源,违反伦理准则。因此,DAFOH倡导国际医学界不参与也不支持中国器官移植大会或其他相关的专业活动。

波兰华沙医学院教授Jonna Matuszkiewicz-Rowinska表示,在审核一篇中国器官移植医生的论文过程中,她发现有关研究使用的供体来源信息存在严重疑问,从而拒绝了该论文的发表。她与其他审核论文的医生交谈后发现,这些医生也同样发现了类似问题,即在所审核的中国相关论文中,研究使用的供体来源不明。

10月27日,台湾国际器官移植关怀协会呼吁社会各界,抵制中共器官滥用移植。

台湾国际器官移植关怀协会副理事长黄士维说:“(中共)必须要承诺不再使用任何被囚禁的人的器官;必须要建立一个完全透明、每个器官均可以溯源的器官移植系统。在此基础上,它还必须要调查过去14年来,六百多家医院进行的所有器官移植手术,他们的每一个器官来源以及相关情况。”

黄士维说:“到现在为止,中国大陆的整个器官移植行业是完全不透明的黑箱作业,甚至于还牵扯到反人类的罪行,所以无形当中,很容易就把很多人给卷入了。”

参与此次中国器官移植大会的27名与会者还由于涉嫌活体窃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而名列追查名单之中。2014年7月美国旧金山召开的“2014年世界器官移植大会”的主办方以医药伦理因由,拒绝了35名中国医生参加。

追查国际组织负责人汪志远说,他们正在密切关注一批与会演讲者,这些人名列9月26日公布的第一批中国大陆涉嫌参与活体切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医疗单位和医务人员的追查名单之中。其中包括: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 樊军卫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明英姿
中南大学湘雅二院 彭龙开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张佳林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易述红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张琪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黄磊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侯小飞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陈忠华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宫念樵
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 施晓雷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沈中阳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高伟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蔡金贞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王彦峰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范晓礼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吴健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郑树森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陈江华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寿张飞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张翀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薛武军
解放军第309医院 宋继勇
解放军第309医院 石炳毅
郑州人民医院 陈国勇
郑州人民医院 曲青山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吴忠均

器官移植大会主席被“追查国际”立案调查

2014器官移植大会主席、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和浙江省反X教协会理事长郑树森,曾经于今年6月6日收到“追查国际”组织发出的《追查通告》。这个自从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学员之后成为换肝大户的“专家”,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恶,已经被“追查国际”立案调查。

追查国际组织负责人汪志远说,他们正在密切关注一批与会演讲者,这些人名列9月26日公布的第一批中国大陆涉嫌参与活体切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医疗单位和医务人员的追查名单之中。

曾经“指导”过死刑犯“器官摘取、处理、移植研究”一样,浙大肝脏移植专家郑树森,又同时兼任浙江省反X教协会理事长,并且由于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被“追查国际”发出《追查浙江省反X教协会理事长郑树森参与迫害法轮功的通告》。

追查国际的通告指称,郑树森从事大批器官移植手术的时间于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时间吻合,而且曾以反X教协会名义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洗脑转化迫害,以及涉嫌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等罪恶,因此对郑树森立案调查。

通告还指称,自从中共于1999年7月开始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群体性迫害以来,无数法轮功学员被非法绑架关押、酷刑虐待、无罪判刑,导致众多法轮功学员致伤、 致残、致死。从2000年起,大量法轮功学员被以活体摘取器官的方式屠杀,此罪恶于2005年左右达到高峰。2006年中共活摘器官黑幕在国际上曝光,而中共以死囚器官和建立器官捐献系统为由,试图掩盖器官供体来源于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这一事实。

大陆官方媒体还曾报导,截止2012年,郑树森“施行肝脏移植1,080例,同时开展多器官联合移植,施行肝肾联合移植25例,为国内移植数量最多”。然而,他自己也于2012年3月13日在接受采访时承认:“我们国家的器官捐献工作一直比较落后,从2010年开始卫生部和红会推进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工作以来,差不多有两百例的捐献。”那么,他做大量手术时的器官供体从何而来?

浙医一院肝移植中心网2005年1月28日的报导,称郑树森在该移植中心同日连续完成5例肝移植手术,一周施行肝移植手术11例。郑树森还曾参与包括北京协和医院、复旦大学华山医院、上海新华医院、新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在内的多家医院的肝移植手术。

今年6月6日,当郑树森在伦敦参加国际肝脏移植大会期间接收到通告时曾经惊慌失措,但他显然并不知悔改,8月22 日,他担任在杭州成立的“中国医师协会器官移植学分会”会长,大有接替黄洁夫当中国器官移植领域龙头老大的架势,并且于8月28日,由“中国医师协会器官 移植学分会”发出在杭州主办2014年中国器官移植大会的通知。

国际医学界专家称大陆存在庞大活体人体器官库

近十年来,国际流行到中国大陆去做器官移植手术,其特点是在大陆无需花费等候器官的时间,所需配型的器官几乎是随要随到……

《长春城市晚报》2006年3月4日报导了一则离奇的百里“摘心”术。2月27日,浙江28岁的心脏病人谢抱时,在弟弟陪同下乘飞机来到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入院检查后才发现,他患的是“终末期扩张性心肌病”,必须马上做心脏移植,否则性命不保。可上哪去找愿意把心脏捐献出来而自己去死的人呢?

报导没有透露心脏的来源,只说医院在第二天就找到了免疫匹配的心脏。“28日早上10点多,吉大二院肾病内科主任苗里宁,乘救护车赶往距长春50公里外的地方去取供体心脏,十分钟就摘下一名男子的心脏,放在专门的心脏冷冻保护液中,然后以180公里的时速赶回吉大二院,三小时后,那名男子的心脏就在谢抱时的体内跳动起来了。”

2006年5月19日,《南方日报》在报导轰动全中国的齐齐哈尔第二制药厂的“亮菌甲素”假药造成数十人死亡的同时,还报导了中山三院肝移植中心如何抢救中毒患者的事。

报导说,5月16日,专家在会诊后给中毒患者任贞朝开出的治疗方案是:马上进行肝肾联合移植。“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仅隔一天时间,省外就传来好消息——配型与病人吻合的肝肾找到了。17日下午6时,肝肾被火速空运到了广州。八小时后,手术顺利完成”。

就在普通民众为这些神奇高效的移植手术感到欣慰高兴时,国内外的医学专家们却疑惑深重:作为常规外科手术,器官移植技术本身并不难,难点主要在于匹配器官的找寻。国际社会上要找到一个合适的肝脏、肾脏一般要等好几年,为什么“找寻奇迹”却在中国频繁发生 呢?中国人口多并不是关键原因,因为不同人种中的器官匹配概率是一样的,况且中国人即使死了也要保留全尸的传统观念,恰恰是最阻碍器官移植的因素。

中国实际移植量远比美国多

根据官方公布的每年移植数量,中国已成为美国之后的第二大移植大国,据“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会”主任委员陈实介绍,截至2005年底,中国已累计器官移植5万5000多例,其中肾移植7万4000多例,肝移植逾万例,心脏移植400多例。

特别是2002年以来,中国移植业迅速发展,每年开展的器官移植手术超过1万例,2005年达到了创纪录的1万2000多例。

然而很多国际医学专家称,中国实际移植量比美国多很多。2010年3月,《南方周末》记者在《器官捐献迷宫》采访中山一院副院长何晓顺时得悉,“2000年是中国器官移植的分水岭。2000年全国的肝移植比1999年翻了十倍,2005年又翻了三倍。”而官方公布的数据2000年只比1999年翻了一倍多。

2006年5月17日《华夏时报》报导了一则新闻:〈48小时两次换肾 22万换来财命两空〉,患尿毒症的安徽阜阳49岁的薛燕林,2004年12月19日住进了北京市海淀医院移植中心,九天后的28日下午,医院从外地取回肾源。

在只做了血型和群体反应性抗体(PRA)测试、而没做淋巴细胞毒交叉配型试验,以及人类白细胞抗原系统(HLA)等检测的情况下,当晚10时10分薛被推进了手术室,直到11点主刀大夫韩修武才从内蒙古赤峰赶回北京,匆匆进入手术室。

四小时后薛被推出手术室,韩修武说:“手术不太理想”。第二天上午9时做B超检测,确定肾移植失败。据薛的丈夫卢晓星说:“当时坏肾没有取出,因为韩修武当天还要去昆明做手术,他说那里还有肾源,他说30日从昆明带回另一个肾,到那时直接把坏肾取出,换上新肾就行了。”

12月30日,薛燕林因心脏病发作被紧急抢救。当晚11时左右,韩修武带着肾源从昆明回到医院,12点韩修武对薛燕林施行了第二次肾移植,还没等手术结束,韩修武就宣布:换肾又失败了。一个月后,在花光22万医药费后,薛燕林含泪离世。

事后据律师调查,“海淀医院移植中心”根本没有在北京市卫生局登记,属于非法行医,然而仅韩修武一人就做了400多例肾移植。人们议论纷纷:“在国外要苦苦等待三年的宝贵肾,在海淀医院却跟买猪腰子似的,第一个肾花九天就找到了,第二个肾直接到昆明去拿就行 了。这不奇怪吗?”

前些年大陆影视红星傅彪曾先后两次在北京做肝移植。第一次在2004年8月27日确诊为肝癌,9月2日就在北京武警总医院接受了肝移植,找肝时间最多一周。2005年4月中,傅彪被查出肝癌复发,遂在4月28日在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做了二次肝移植手术,从病发到移植手术也只有一周多。然而在被掏空了上百万家产后,年轻的他撒手人寰。

如此快速草率做移植手术的现象在大陆非常普遍。据《三联生活周刊》〈器官移植立法之难〉一文报导 (http://www.lifeweek.com.cn/2006-04-17/0005314976.shtml),上海长征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朱有华表示,“长征医院2005年完成181例肾移植和172例肝移植,其中接受在地下医院器官移植失败的患者2、30例,这是非常可惜的经济损失和供体浪费。”东方器官移植中心沈中阳也表示,该中心接收的二次移植病例占器官移植总量的10~20%。文章还透露说,“中国98%器官移植源控制在非卫生部系统 ”,言外之意,是在司法和军事系统。

器官比死囚多,官方六次改口。

关于大陆器官的来源,中共官方前后给出了截然不同的说法。早在30年前就有中国医生在联合国指证中共当局盗用死刑犯器官,但中共外交部一直矢口否认,直到2005年7月,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世界肝脏移植大会上才首次承认:中国多数移植器官来自死刑犯。 11月7日的世界卫生组织(WHO)会议上,黄洁夫再次公开承认中国绝大多数移植器官来自于死刑犯。

然而2006年3月,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记者会上慎重宣布:“有关中国存在从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进行器官移植的情况,完全是谎言。”

2006年4月10日,中共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公开表示:大陆器官“主要来源于公民在去世时候的自愿捐赠”。到了2007年1月11日,毛群安才承认中国摘取死刑犯器官。从那以后,中共一直咬定大陆器官主要来源于死刑犯。

从中共官方六次改口辩护中,人们看出了症结所在:大陆死刑犯人数远远少于器官移植所需的供体人群。大陆官方公布每年实施全肝移植400例,(实际数据可能还会多出三至四倍),即使按照陌生人群20~30%的器官匹配率来算,也必须从三至五个人中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器官,那4000个肝脏就至少需要从1万2000至2万个死刑犯中挑选。

然而据国际人权组织调查,中国每年公布的死刑犯在2000人左右,即使全部用上,也只能让2000人做肝移植,其余的人从何得到肝脏的呢?就算大陆每年处置1万名死刑犯,面对各省市法院的地方保护主义,加上直到2006年后才开始建立全国器官-病患资讯网, 假如一个在山东的病人需要某种HLA类型的肝脏,即使新疆有个被枪决的死刑犯具有匹配的肝脏,没有器官联网资讯,人们怎么知道新疆有器官呢?又如何在15小时内把肝脏从一个新疆人身上移植到一个山东人身上呢?大陆移植界公认中国器官浪费率很高,如何来解释这么大的移植量呢?

由于器官来路不明,尽管中国移植医生的研究成果不少,但在国际性医学期刊上却很少有中国医生的论文,因为国际器官学会曾发表过一个三页长的文件,公开质疑大陆来源不明的器官很可能与罪恶相关。

其实早在1984年10月9日,中共颁布了《关于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的暂行规定》,从而展开了以法院为主导的死刑犯器官利用流程。医院想获得器官,就必须得到法院及其领导下的一整套司法系统的认可。当法院判决犯人死刑时,医院就会提前到监狱给犯人验血,以获取其器官资讯。到了执行死刑那天,检察院还要派人现场监督,所以医院还要获得检察院的默认。

中共摘取死刑犯器官流程,只要随便查查大陆媒体公开的报导,就能发现中共所说的“死刑犯”非常特殊。据“乌鲁木齐在线”和新浪网报导,2005年9月28日下午,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随同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参加新疆自治区成立50周年活动时,顺便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演示了一场移植手术。

当黄洁夫在打开46岁的肝癌病人姚树发的腹腔后发现,这个肝正好适合做他梦寐以求的自体肝移植:即切下患者肝脏,在离体情况下切除癌组织后,再将肝脏植回患者体内。据说全球只有德国、美国、法国、日本四个国家能做这种高难度外科手术。

于是他让人缝合好刀口,并马上联系位于广州的中山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和位于重庆的第三医科大学西南肝脏医院医治中心,分别让他们准备一个备用肝来,以防自体移植失败。“29日下午6点30分,匹配的肝脏就由重庆运来了!广州中山医院的三名医护人员也带着转 流设备和一个肝脏火速赶到新疆!”

黄洁夫的手术从29日晚7点一直做到30日早上10点,在观察24小时后,黄宣布手术成功,不再需要备用肝脏了。

卫生部2006年发布的“肝脏移植技术管理规范”规定肝脏冷缺血时间不超过15小时,那从重庆和广州运来的两个备用肝只能是两个大活人,否则别说从寻找肝脏开始,就算手术开始到40小时后才能知晓的自体移植是否失败,事先摘下来的肝脏早就失效了。

奇怪的是,这两个来自重庆和广州的死刑犯为什么刚好都在这一天被宣布处死,而且被随便拉到新疆执行死刑呢?中国监狱、法院、医院又存在怎样的勾当呢?

这样的实例还很多。据《广东医师》报导,广东省器官移植中心的陈规划“在当院长后,依然每周要做四、五台肝移植手术,而且手术一般选在晚上。仅2005年一年他就完成246例肝移植,累计达到1000例。”这样算来,陈规划几乎每天上班都要处置一名“死刑犯”,而这名死刑犯的器官类型刚好跟陈规划当天病人需要的组织匹配,天下哪有这样巧的事天天发生呢?

像陈规划这样几乎天天处理死刑犯肝脏的移植大王还很多。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武警总医院肝移植研究所所长沈中阳,早在2005年3月17日就完成了1600例肝移植,居世界前列。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仁济医院肝移植中心主任夏强更是自白的说:“对肝移植我是著了魔的。我现在简直像上瘾一样,每周至少做二至五台肝移植,失败了也不怕,认真总结分析,第二天就会继续做。”他哪去找这么多死刑犯呢?

由于器官移植要求时间短、匹配难度高,在世界各地都是病人等器官,一等就是好几年。据美国卫生部报告 (www.organdonor.gov),在美国等待肾平均需要1121天,肝796天,心230天,肺1068天,胰腺501天。在2000年前的中国移植界也是这样。然而2000年后,特别是2003至2006年四年间,大陆移植数量呈现蘑菇云似的巨大增长,由于器官来源充足,等候时间也大大缩短。

国际医学专家根据大陆器官市场的奇异现象分析,认为大陆一定存在庞大的地下人体器官库,甚至活体器官库, 就是有事先都已验好血型和做好相关资料档案的活体器官供应者,在市场上获得器官“需求”之后,这些活体器官供应者就被送入“医院”(屠宰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器官市场上“随叫随到”的超短的等候时间。

在中国无法获得法律保护的法轮功学员、中国劳教所囚犯、社会流民、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等都可能是这个地下组织盗卖器官的目标。

近十年来,国际上流行到中国去做器官移植手术,特点是在中国大陆无需花费等候器官的时间,所需配型的器官几乎是随要随到。

比如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在其网站上公开宣布:他们那做肾移植,最快一周,最慢不超一个月,而肝移植也一样。医院记录显示,2005年病人平均等待肝移植时间为两周。上海长征医院器官移植科的肝移植更快,平均等候供肝时间为一周。

异常短的器官等候表明存在意外的器官来源。沈阳一医生在谈到随处可见的卖肾广告时表示,“我们器官来源很充足,根本不需要理那些卖肾广告。”

追查国际: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形同杀人

追查国际组织负责人汪志远博士说,根据追查国际的系列调查,自2000年以来,大量健康的活体“供体”(即活人供体)是在被切取器官的过程中死去的,这些所谓的供体主要是被中共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而且,器官切取和移植实为杀人。

汪志远说,中国大陆参与器官切取或移植的医务工作者,包括但不局限于切取医生、移植医生、护士、麻醉师等,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中国大陆医务工作者涉嫌犯下群体灭绝罪、谋杀罪或同谋罪。

他说:“活体强摘器官的人就是第一线直接杀人的凶手。”

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活体摘取器官的根源

由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太过残忍,以致有些人不愿面对现实,难以相信;或者对中共认识不清、不相信中共会干出这么邪恶的事,也有些人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人体器官移植涉及道德法律和医疗技术两方面的问题。一九九一年世界卫生组织通过了人体器官移植的指导性原则,其中规定人体及其各个部分均不应成为商业交易的对象,即人体器官来源是建立在(无偿)自愿捐献的基础上。而中国文化传统讲究“完尸”,加上医疗费用等因素的影响,即使亲属间活体肾移植开展的也很少,据上海《解放日报》二零零四年十月二十二报导:“目前我国移植手术中亲属移植仅占百分之零点四,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百分之五十存有相当差距。” 而中国非亲属间的无偿捐献器官更是寥寥无几。《南方都市报》二零零六年七月二十二日的报导也证实这点:到目前为止,中国完成器官捐赠二十一例,共捐献器官八十八个。换句话说,中国没有志愿捐献器官群体。

从技术要求来讲,供体和病人的血型和白血球抗原需要配对。由于象心、肝、肾等器官需要在短时间内被移植体内,这就需要事先对供体进行血样检查,建立一个血样资料库。中国没有一个全民性的血样资料库。

由于这两方面的限制,如果遵守国际通则,那么中国只能进行为数很少的合法器官移植。据分析人士指出,在中国的器官移植中,只有不足百分之一的器官来源是合法的,百分之九十九的器官来源有问题或者来路不明。二零零五年七月,中国政府公开承认从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但是在一九九九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前,人体器官移植的数量还是一直较少。

然而从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后,中国人体器官移植数量急剧增长,在数量上,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器官移植大国。而且中国“在二零零零年以后一直占世界活体器官移植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

中共把法轮功作为其头号敌人,把在长期政治运动中打击“阶级敌人”的手段全部用到法轮功头上,同时为了获取暴利,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即中共对法轮功的血腥迫害是中国快速成为国际器官移植中心的根本原因。

(1) 迫害剥夺了法轮功学员的所有合法的公民权。法轮功学员随时可以被绑架或非法抓捕,失去人身自由。大批被剥夺公民权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各地劳教所、监狱、医院和相关设施中,遭受包括洗脑、奴役、酷刑、性侵犯、虐杀等等暴行,已经证实至少有二千九百七十八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致死。

(2)中共把法轮功定为“阶级敌人”,进行最为严厉的打击。中央军委的秘密文件和政府的内部规定进一步剥夺了法轮功学员做人的资格,视他们为生产资料,允许医院象对待死刑犯、重刑犯一样,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绑匪团伙在街上绑架无辜百姓(妇女,儿童,及其他弱势人群的成员),然后割取他们的器官。中共以政府的名义,绑架众多法轮功学员,然后把他们非法关进劳教所、监狱、医院、集中营等地方,非法活体割取他们的器官,形成了以军队、公检法和医院为一体的政府犯罪行为。

(3) 以体检身体为名,用欺骗的方式对失去人身自由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抽血化验,事先建立血样资料。当病人需要移植时,把该病人的血样检测数据输入计算机,当病人的血型和活体库中某个法轮功学员的血样匹配,这名学员就被确定为供体来源。据知情人士透露的流程大致是这样的:被确定将进行器官移植的法轮功学员,很多将被从监狱、劳教所、看守所、集中营等地带离,此时他们将失去名字,只有一个代号,而与此代号相对应的是一个伪造的自愿进行器官移植的“自愿者”。而该学员将会被告之进行身体检查,然后是局部麻醉,接下来就是活体摘取器官,所需的器官被摘取后移植到病人体内。最后被焚尸灭迹,永远从人间蒸发了。

(4)中共的军队是器官移植的管理系统,在迫害法轮功中起了非常恶劣的作用。解放军总后勤部下属的卫生部(和国务院下属的卫生部是独立的)管理全军和武警的医院,是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具体管理部门。

简言之,中共毫无人性的迫害是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根本原因,各地劳教所、监狱、医院和相关设施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使活体摘取他们的器官成为现实。从整体来看,中共迫害法轮功包括许多方面,活体摘取器官无疑是迫害最惨烈的一部分。

责任编辑:石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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