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第二届中国之路研讨会论文）
四．意识形态与当代中国问题
毫无疑问，无论从方法论还是文化思想问题上看，意识形态问题都是西方文化产生的问题，近代化产生的问题，而不是东方文化传统及社会产生的问题。然而，意识形态问题之进入中国却不仅与西方的崛起，全球化密切相连，而且与中国自己知识精英的变化，及整个社会的偶然的政治形势的发展密切相连。尽管如此，对百年来的当代中国研究来说，依然可以如同对当代西方社会思想研究一样，以意识形态问题的表现来研究不同时期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特点。为此，它实际上可以分为意识形态问题的进入和意识形态化的统治，也就是完全意识形态化两个阶段来研究。
1．五四与意识形态问题——意识形态、观念论的进入
1.1．当代世界史大约可以说是从上个世纪初期开始，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及一九一七年第一个共产党极权主义政权的成立可说就完全显示了其后一百年历史发展的特点。德国研究极权主义问题的学者布拉赫称二十世纪是极权主义的世纪，应该说是名副其实。与此同时，如果说是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及一九年的五四是中国当代史的开始，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当代中国史的发展几乎完全平行于世界史，甚至可以说是同步的，它根本就是与二十世纪整个世界史血脉相连的一部分。
笔者在文章中多次谈到，进入二十世纪的中国问题是世界问题的一部分，绝非孤立的中国问题，也不再是传统与现代化的矛盾，而是西化中，全球化中遇到的新问题。对于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以及它对于中国这一百年里来的历史的影响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这点。而我们一旦看到这一点，我们就会感到诧异，这个联系竟然是如此明显、清楚、简单！而更令人诧异的是，百年来对于五四以来历史的研究居然几乎很少有人看到意识形态问题，并且沿着这条线索探究！
百年来中国问题如同二十世纪欧洲及世界的问题一样，根本上来说是极权主义问题，而意识形态问题则像一条红线贯穿在极权主义之进入中国后的发展变化。
对百年来中国思想问题的研究再次让我们看到，五四，青年们所谓良好的冲动却给百年来中国的历史带来恶果，这个恶果不仅到七十年代末期，甚至到今天也还没有被认识到，还继续把五四时代的口号，意识形态当作旗帜，究其根本就是本文作者不断强调的这个世俗宗教带来的观念论问题；它延续到今天，一九四九年后共产党在中国建立的极权主义，既是此前五四引入的意识形态倾向的发展、扩延的产物，此后又是依靠完全意识形态化来巩固、维持它的存在。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1.2．“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不加掩饰的陈述，直接让我们看到的是，五四时期首先进入中国的就是“世俗化宗教”，是“意识形态”。因为产生于十九世纪上半叶——意识形态问题诞生及发展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哲学，不是学术，而是一种不折不扣的Ideology（意识形态），“观念论”教条思想系统。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马克思自己也不否认这一点，他所制造的体系是一种革命说辞、政治宣传。他说，从来的哲学在于解释世界，而他的学说是要改造世界。人们可以看到，在一般西方有关哲学史的著述中，马克思在“哲学上”不仅毫无地位，而且根本就没有任何涉及到他的篇幅。如果说到思想影响，不谈如何评价，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是在社会及政治思想领域。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这句话让我们看到，一九一九年五四时期，进入中国究竟是什么。它不是我们一般理解的西方传统的思想文化，而是十九世纪初期，在政教分离后产生的诸多观念论中的一种。
其次，作为五四旗帜和标志的口号，德先生和赛先生也是不仅从一开始，而且在长达几乎一个世纪的时间内，甚至直到今天都是作为一种“Ideology”，“意识形态”而非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及思想进入中国的。
从思想问题上反省五四是令人沮丧的。因为对于那些主张西化论者，如果是作为一个思索者与西方平行、对比地提出问题，进行历史的反思，而非盲目追随，失去自我的臣服，本来五四那个时代最应该思索，最应该从西方进入的是促使西方政教分离的新的价值前提：人权和自由，人的觉醒，以及随之逐渐而来的对于新的社会结构形式，文化形式的探索及形成。但是，中国的五四却由于一些偶然原因，引进的是两个口号，“科学”和“民主”。而这也就导致了观念论，意识形态的进入，导致以一种世俗宗教话的教会社会结构为模板，说白了也就是以一种“党派”取代“教派”的所谓“党派民主政治”为理想模本。所以紧接着五四，“党国”观念能够长驱直入地进入到对“党”及“党国“极为排斥的中国也就是毫不奇怪的了。
民主和科学，本来只是两种方法，前者是社会选择政府的一种方法，后者则是认识世界的方法。而这两个问题，长期以来在西方也只是作为一种方法出现的。
事实上，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史让我们看到，科学只是在宗教退出去以后，它才逐渐被一些人极端化地利用，成为一种观念论，具有了一种被人信仰的“主义”倾向，一种“替代宗教”而走向“唯科学主义”。
不是科学自身，而是那些想要取代宗教地位的世俗观念论者，为获取自己的权威而利用了近代科学的发展，声称自己是“科学”，并且是绝对至上的科学。事实上，究其根本，声称自己是科学思想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在所有方面都是和西方近代科学，近代科学哲学的发展所展示出来的特点格格不入的，例如，近代科学的基础是经验判断及理性，近代科学理论是假说，推测性的，科学解释则是描述性的而非思辨性的，而马克思主义声称有一种历史的铁的发展规律，他们代表了历史，代表了真理。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毫无新意，不过是替代基督教上帝的世俗“宗教观”，不过是十九世纪以来，政教分离后世俗化社会中的一种典型的意识形态，观念论。他不过是翻转了黑格尔，也翻转了基督教而已。
在有宗教的时代，在有宗教信仰的科学家那里，科学从来不会成为一种“主义”，一种意识形态。我在这里所说的宗教信仰指的是一种根本的宗教感情，一种宗教性的敬畏感、神秘感，在这个意义上爱因斯坦与牛顿一样是最具有宗教感的物理学家。
至于民主，则只有当它和个人人权和自由相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也就是在这二者是它的前提的时候，它才可以被作为一种价值问题而提出来。而古代希腊的民主更是与道德要求联系在一起。为此，没了这些前提的民主就会成为一种被利用的观念论，也就是一种意识形态，例如，共产党就是以一种抽象的民主口号，甚至提出所谓“民主集中制”，totalitarian Democracy，也就是“极权主义的民主”，来贯彻他们对权力和独裁的要求的。
把民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鼓吹无论是在八十年代还是在今天的中国都依然严重地存在。脱离了价值和方法论研究的“民主”，也就是把民主作为一种观念论，一种意识形态，将会使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变化重蹈五四以来的覆辙，依然走不出五四口号，科学和民主为我们画出的怪圈。这不仅在极权主义的大陆，而且在台湾都依然面临这个危险的问题。
1.3．第三，五四开始的全盘否定自己的文化传统，西化问题是典型的意识形态问题。
在文化问题上的整体性的判断和否定、排斥倾向同样是产生于西方近代社会，政教分离后带来的思想和文化倾向。在这一点上它绝对不是如林毓生先生所说的，是中国文化固有的特点。林毓生先生的误解在于，他没有认识到中国文化思想不是二元的，因此在中国文化中根本没有一元论，也就无从谈起一元论倾向。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此中文“文化”二字和彼西文“Cultural”有着根本的区别，此“文化”是向内的，内化，彼“文化”才真正是二元论的产物，是向外的外化。此文化是天地一切都是互相联系的、流动转化的、内修的、伦理的；彼文化是人神对立、精神与物质、主客对立，是扩张的、进攻的，要求一体化、系统化的。只有外向的文化才可能产生对另外一个系统的彻底否定和排斥。这在中外历史文化的文献中充分展示出来。儒道释在中国的存在变化历史说明了这一点。对于一种文化，一个整体的排他，来源于基督教所特有的宗教排他性，唯我独尊性、一神论。
所以对于一种文化的全盘否定或者排斥来自于西方思想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因，甚至可说这个基因正是观念论，意识形态的能够产生的基因！这在十八世纪的卢梭等人的探索中早已经显现。而这个基因也是最近五十年西方在陷于困境，走向多元论时，思想家所一直着重反省的。所以才会在西方思想界产生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多元文化论，观察渗透着理论，对于是否客观存在主客的探究。
林毓生先生准确地意识到西方半个多世纪以来探究当代问题的关键在于意识形态问题，但是无论是对于意识形态讨论的把握，对于西方哲学思想的认识论基础的理解把握，还是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思想基础的把握，他都出现了一定的偏差。为此他的五四研究。用对了相机和镜头，但是拍照出来的却是一幅焦距极为不准，乃至角度有问题变形照片。大约也正是这个原因，所以林毓生先生多次到大陆，并没有感到大陆知识界恰恰是一个标准的完全意识形态化的范本。他正确地回答了王元化等意识形态分子对五四，对他的某些专断的批评，却令人遗憾地没有看到他眼前的这个最为典型的意识形态化问题的具体化案例
从文化问题上反省五四，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问题，科学和民主问题，还是更为广泛的文化问题，影响五四的这些问题都是当时西方社会所面临的问题，而导致五四这些内容的则是对西方及其文化的崇拜。这个崇拜又是西方强势——排他性的文化特质的结果。这个问题的基础就是唯我独大的西方中心主义，究其根本就是近代政教分离后在西方最早步入的世俗化后，取代宗教教派而产生的种族、地域及文化群体问题，是典型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观念论问题。
文化的排他性，几乎可以说是西方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特色，因为它的宗教，基督教和东方的佛教、乃至道教不一样，它是向外的，排他的。这个排他的整体主义思想，直到这半个世纪才被西方的智者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克服西方中心主义作为上个世纪中期后的一个重要题目出现是有着它深刻的历史和思想渊源的。
为此，临近辞世前的阿隆认为，西方社会一百年来取得的最重要的进步就是在文化问题上认识到多元论的重要，认识到西方不代表着好和一切，各种文化都是平权的。人类的各种追求，各种文化都有他的自己的价值。西方用强力毁灭了，摧毁了很多文化和民族。这是一个惨痛的历史教训。西方人还在不断地受到这个教训的报应。西方的这个教训告诉我们，将近一百年前，五四运动的起点，对于文化问题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
在这样一个错误基础上，其后的发展当然必然是一条歧路。
1.4．综上所述，五四开启的倾向是一个西化，全球化的倾向，但是这个全球化的西化倾向五味俱全，有新的价值倾向的冲动和追求，也有老的基督教文化的坚持，以及老内容新形式，新形式老内容等等的各种现象。但是历史让我们看到，进入中国最多的却是起自二百年前的政教分离，世俗政治化的社会结构形式，五四的那代人把这称为“民主”，一些十九世纪产生的替代宗教神学的一些社会学思想及观念称为“科学”，在这样两种观念论在西方制造灾难，西方的自由主义者们不断地反思、讨论它，不断地试图克服它的时候，它却被中国的一些精英们当作西方的精髓，甚至全部西方文化而引入进中国，并且支配了五四后的中国。
这个起自五四的意识形态倾向，从知识分子到孙中山们，从国民党到共产党，最后以这种极端片面的西化，世俗基督教化彻底颠覆了中国固有的价值观及其文化，而西方三百年前产生的近代化文化的痛苦、蹒跚，不断向自己挑战的进步却几乎可以说没有同步到中国。于是进来的可说是只有意识形态，只有不断地蔓延、扩展的观念论，只有以“党国”为特点的世俗化宗教社会。
2．一九四九年后的完全意识形态化问题
2.1意识形态问题，也就是观念论问题之所以和现代国家问题，现代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是因为意识形态、观念论是近代政教分离的产物，而所谓现代国家，十八世纪末期以来产生的西方国家，如笔者上节所述，也不是在新的价值前提下产生的新的国家形式和社会形式，而同样基本上是基督教社会曾经有的宗教性的社会结构的世俗化。为此，在这个新的世俗化的基督教教会式的社会结构中，观念和这个结构的结合就如神学和教会结合一样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观念和结构的结合，说到底就是过去的教士、教派和神学思想结合的世俗化表现。而这个结合的一般形式就是党派国家，极端形式，彻底的一元化的形式就是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彻底的政教合一，曾经发生过的中世纪前的欧洲社会的世俗化再现。这个曾经有过的中世纪历史的彻底世俗化，就导致了最近一百年的历史的很多现象，如两个极权主义，阶级国家、阶级屠杀，种族国家、种族屠杀，以及一些地域主义，乃至近年来的所谓以原教旨主义为名，实质上还是一种政治观念的圣战。
认识和反省五四后四九年前的中国社会及其文化的变化必须以世界的发展变化，欧洲的发展变化为背景，为基础，同样认识和解析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大陆的存在和演变也必须如此。这也就是说，最近一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变化实际上都不仅是和当前欧洲、西方所关注的问题分不开的，而且和欧洲和西方面临的问题也是分不开的。欧洲和西方主流社会所讨论的中心问题，一定影响左右着中国的发展变化。为此，认识和解析一九四九年后到今天中国大陆社会的政治、思想，以及文化，毫无疑问，极权主义问题、意识形态问题如在西方百年来的思想史、政治社会史所显示的那样，是一个基础问题，中心问题。但是遗憾地是，至今为止居然在中文世界，以及在和中国打交道的西方各界中几乎没有人关注这个问题，更不要说从事这个问题的研究和反思。
为此，对比西方过去五十年对于意识形态问题及其与极权主义问题的关系的研究和关注，中文世界的这个现象就更显示了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无论是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及定位，还是中国对国际社会的未来可能产生的影响，到今天为止，都还没有受到正确的研究和正视。
2.2共产党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从一九一七年布尔什维克攫取了俄国的政权就是学界研究的中心问题之一，而共产党社会的完全意识形体化问题更是早就被人们看到，是这个极权主义政权和社会的非常典型的特点。
对意识形态的研究表明，观念论涉及的是一种与政治密切关联的世界观，并被用来为政治服务。也就是说观念论、意识形态被用来为特定的政治企图，及其对世界和历史的解释服务。虽然在自由宽容的社会的宪法框架下，通常在这个社会存在的哲学、宗教和世界观的多元内涵中也可以看到某种程度的观念上的不同，或者说意识形态上的不同，但是只有当一般观念被凝结成为一种僵硬的教条，并且扩展为顽固地坚持一种严格的学说才是近代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用意识形态来指导政治实践的特性，就是世俗化的教条主义。过去一百年的历史已经让人们看到，在极权主义制度下的意识形态完全彻底地变成了一种僵硬的教条，一种禁锢、控制人们思想的工具。
对于极权主义社会，特别是对于共产党社会的研究让人们看到意识形态化(Ideologisierung）问题。意识形态化是用来指一种语言、思想和行为的方式，或者说一种文化。
意识形态化把一种世界观设定为真理，并把预先规定的世界观式的论断看作是一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科学领域的真理标准。它固守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模式，并依据它排斥拒绝任何世界观上的自由，压制打击任何带有批评性的思想。这种意识形态化导致并且加剧了社会内部的两极对立和互相敌视。
意识形态式的（ideologisch），在一般使用上总是用来表示教条主义的，和反经验的思想方式（antiempirisch）。在社会科学中，它用来表示那种受社会和政治制约的思想意识。
完全意识形态化则是指这种意识形态化的特点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领域、每一个角落，完全排除一切独立于这种意识形态的其他活动，例如文学、艺术、各种社会科学研究乃至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这种意识形态化甚至完全控制了人们生活中的每一个活动，例如家庭、亲友、邻居关系。
对于凡是在共产党社会生活过的人来说，从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式的直到完全意识形态化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对此，共产党统治者不但从来不隐瞒，而且公开宣扬这一点。例如以论带史，文艺为政治服务，教育为政治服务，一切为政治服务，政治统帅一切，这种贯彻不仅使人们在一切行为中已经潜移默化地被现存政治所规定，而且更为严重的是，这使得人们甚至以为这是一切社会及文化的准则。共产党社会的知识精英已经把臣服于政治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完全意识形态化在人类社会也不是一种新现象，它其实不过是彻底的“政教合一”的“世俗化”表现，一种典型的基督教宗教世俗化，西方文化所衍生的一种极端社会形式，一种中世纪的现代世俗化再现。
2.3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式的，以及完全意识形态化都不仅不是什么新的东西，而且也不是什么深奥的难以认识到的东西。它对于四九年以后的几代知识精英之所以成为盲点，其实是入鲍鱼之肆久闻不知其臭，甚至更可说是一种彻底的一般感知能力的被扭曲和丧失。
五四开启的意识形态化倾向及其对于知识文化的影响，其实早就被中国的知识分子所意识到。陈寅恪和吴宓在一九二六年，北伐军将要到达的时候就相约不入党，甚至退出学界。因为他们深知，国民党带来的就是一种党文化，而这种党文化就是一种观念论，意识形态。这样的东西不是知识，不是思想和学术，而是一种政治和思想的结合，政教合一的世俗化表现。
陈寅恪和吴宓的态度第一说明了这种政教合一的文化不是中国传统，中国社会的文化。其次它自然也就告诉我们五四后的十年大约可说是中国传统社会及其文化存在的最后阶段。第三，它让我们看到，认识到党文化问题问题并不难。
党文化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化的文化。党是意识形态，观念论的产物。中国文化中的君子群而不“党“，一个党字的构成，尚黑就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中国文化与意识形态，也就是观念论的关系——观念论不是中国的，而是在西化过程中进被引入的东西。
而对于在中国社会显现的这种基督教的政教合一的世俗化再现，西方学者也早已经看到并且指出。
德国的专门研究极权主义和政治宗教问题的专家迈尔教授在他的研究中不仅不止一次地指出共产党极权主义的这一特点，而且还多次以中国为例说明这一点。他特别谈到中国的毛泽东、文化大革命。他认为，毛泽东可能没有读过很多基督教的文献，但是他的意识形态思想，他的红宝书，毛泽东语录都是基督教式的，中国共产党的党代表大会的形式，乃至一九六六年八一八检阅红卫兵的方式和口号都几乎就是三三年到三八年希特勒在纽伦堡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以及检阅的再版。而在笔者看来，就连毛泽东文章的行文方式都是基督教布道的教义式的，意识形态式的。例如，“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样的行文方式在中国传统文字中绝对不曾存在过——它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典型的意识形态式的、观念论的西方语言方式。
对于这种现象更为精彩的是，奥威尔在一九四九年出版的《一九八四》中，以西方，大洋国为蓝本把意识形态问题，意识形态化问题作为一个重点问题来提出，然而他在书中描述分析的内容，竟然让今天的中国人看来根本就是在描述中国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事情，中国在一九八四年的状况。惟妙惟肖，丝丝入扣！
细心的中国读者甚至可以把中国知识精英们的每一个现象对号入座。但是真正更令人遗憾的是，亲身经历了这五十年祸害，并且在已经读过奥威尔《一九八四》的描述后，甚至在今天，这些中国的文化现实，知识现实依然没有被中文世界及国际社会认识到。
2.4．从奥威尔的《一九八四》看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问题
《一九八四》中的《真理部》及新话问题谈的都是意识形态以及完全意识形态化的问题。奥威尔不仅在小说中着重描述了《真理部》的部门的功能与作用，真理部培养的后代们的特点，甚至在小说的最后专门设立了一个附录章节，“新话的原则”，来分析意识形态问题，完全意识形态化问题的是如何实施的，以及它的作用。因为老大哥的极权社会，大洋国深切地知道，谁掌握现在，谁就掌握历史，就掌握了未来。
传统语言是人们之间交流的工具，它溶有感情、个性等个体的东西，但是新的共产党社会的语言却是被意识形态所规定，即被一种政治观念规定的语言。它不再是人们交流的工具，而是一种政治，一种人为的目的的工具，它规定了人们交流的方向和内容。即如传统的基督教神学语言，在这个语言规范中人们只能交流的是对神，上帝的态度和感受，包括人个体的感情都必须与对神的态度，及神的规定相联系。但是现在在政教分离后的社会，没了神，为此新的观念论，意识形态，在世俗政治的垄断要求下，就世俗地、党派性地、限定了交流的方向和框架。
如果说在多党派，多元化的社会中，还为真正的个性化的交流留下了空间，那么在绝对一元化的社会就被铸成了完全彻底的意识形态化的语言及思想方法。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完全失去了外在的及内在的私人空间。
对此，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多次并且设立专门一节揭示，“新的语言的一切目的和手段就是要窄化思想，让思想罪变得完全不可能再犯，因为将没有词汇可以表达它。”
奥威尔说，新话，大洋国的官方语言是为意识形态的需要而发明的语言，它的目标不仅是提供一种表达工具，用来表达那些忠实信徒的世界观和思维习惯，而且要让其它思想模式变得不可能存在，这也就是说，当新话彻底被采用，而就的语言被遗忘后，任何异端思想，也就是任何与党相悖的思想将完全不可能被想到。这至少在思想还只能够依靠语言表达的情况下如此。要做到这点部分靠发明新词，但主要是要消灭一些不合需要的词，以及清除被保留下来的单词的非正统含义。
奥威尔在四九年出版的《一九八四》中甚至准确地说：上一代人的绝大多数都在五六十年代的大清洗中被消灭了，幸存下来的极少数早就吓破了胆，思想上已经完全投降。如果还有哪个或者的人能向你真实地说明本世纪早期的情况，那只可能是民众中的人。这个社会延续下去靠的不是世袭，而是某种世界观和生活方式，统治集团的人员虽然会以后改变，可统治的方式和结构不会改变！在这个社会中，允许被享受思想自由的人，一定是没有思想的人！
对此奥威尔说，虽然计划是在二零五零年彻底施行这一切，可到《一九八四》，这个社会的思想文化状态已经基本上如此了。
这真的是对中国七十年代末期后的思想状况的一个真是写照。
所有文革后，所谓时间是检验真理的讨论，所谓《走向未来丛书》为代表的超稳定结构的历史讨论，所谓《河觞》，都不过完全证实的是奥威尔的预见：真理部培养的第二代彻底地丧失了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说穿了也就是这批所谓文化精英已经失去了犯“思想罪”的能力。最近三十年的经验历史证明，所有这些人他们真的是连犯罪的能力都没有了！而读过奥威尔《一九八四》后，如果你没有联想到中国七十年代后的情况，金观涛们、《河觞》的作者们根本就是真理部培养的后代，使用的话语，努力的方向都是真理部所规定了的，那么，其原因其实也是这一点——这两代《真理部》培养的后代已经失去了感知问题、提出问题的能力。
在这一意义上，中国社会重新社会性地具有犯思想罪的能力还是九十年代初期后，法轮功出现后的事情。法轮功是一九四九年之后，在共产党彻底毁灭了所有其它文化以后，第一次出现的具有犯思想罪能力的群体。
3．“一党专制”是一种典型的近代观念论，一种“意识形态”
如前所述，完全意识形态化是极权主义国家的一个典型特征，它是一元化的共产党国家的典型特征。但是，很多人认为，在八十年代后，中国意识形态放松了。这个说法为此也造成了很多人误以为，中国已经不是传统意义的共产党国家。然而人们看到的是，一九八九年邓小平丧心病狂的大屠杀，以及直到今天在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几乎都还是和五十年代一样的事情。中国依然是一个典型的共产党社会。这一点共产党领导人自己都毫不否认。那么，人们的认知到底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姑且不谈五十年代末期，所谓解冻以来，在冷战时期极权主义专家们对共产党问题的具体研究在已经在各方面辩驳了这些问题，单只从意识形态问题上谈对八十年代后中国的认识，事实上，这个问题涉及的同样是对意识形态问题的误解。而之所以发生这个误解也依然与上文所说的问题有关联，那就是意识形态问题无论在中文世界还是国际上研究中国问题的人那里从来也没有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提出来，探究过，而这造成了对于最近四十年来中国历史及社会的误解。
3.1．意识形态问题，就是围绕、贯彻一种观念的观念论。为此，观念论并不只是意味着“共产主义”，“阶级”、“种族”，意味着“禁欲”和“纪律”，相反推崇欲望的放纵主义，推崇物质的物质主义和清教徒、原教旨主义一样都是观念论、意识形态。同样，推崇某个政党和推崇某个阶级、推崇某个种族及某个地域的观念一样都是观念论、意识形态。所以从五十年代的无产阶级专政、六十年代初期的阶级斗争到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斗私批修，再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及清除资产阶级自由化，五讲四美、三个代表、四个全面，完全意识形态化这个特点在中国当代社会政治中从来没有任何改变，六十年来改变的不过是观念内容。而究其实质，所有这一切的核心观念又都是“一党专制”。八十年代后的变化不过是那个曾经隐藏在“人民”的名义，“阶级”的名义，掌握了历史性的“真理”名义后面的“党”水落石出，图穷匕首见。
这个现象的演变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一党专制“不只是作为一种政体出现的，而且也作为一种典型的意识形态、观念论贯穿、充斥在共产党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一党专制之所以也是一种观念，在共产党社会生活过的人都知道：在共产党不再以阶级和出身为最高标准，不再以共产主义及其所谓道德观念为说辞后，这个社会的无论法律，还是政策，还是文化、还是思想、信仰，乃至其它种类的观念，社会生活的一切准则就都是以是否违背和损害一党专制的体制，一党专制的思想观念为准绳。
在这种意义上，一党专制是和阶级观念，种族观念，地域观念一样的一种意识形态，它是一切围绕一党，一个以群体利益为观念中心的意识形态。一个以群体为核心的观念，不仅比抽象的所谓一大二公，为人民服务，斗私批修为核心的观念更加实用、僵化，而且比阶级、种族更加狭隘。在这种意义上，一党专制意味着绝对不是意识形态放松了、放宽了，而是更为狭窄、僵硬了。因为它更缩小、集中在一个小群体的利益及权力范围中。所以人们可以看到，这个极权主义政权在政治和权力的宽容度上变得更加敏感和激烈，更为残暴和暴戾。
3.2．实际上，这个一党专制也依然绝对不是什么新的东西。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曾经多次专门谈到过这个“一党专制”的“党”。他说，“党所关心的不是血统上的永存，而是自身的不朽。只要等级化结构永远存在，至于谁掌握权力并非重要。”什么都可以放弃，但是一党专制的信念，及生活方式不能够改变，围绕这一点，白猫黑猫能抓耗子就是好猫。这是一种典型的、极端的“党观”，一种极端化的意识形态。
对此，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更进一步揭示，这个“党”不是世袭的，它完全准备好从群众中提拔能干的人，而这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化解反抗。很多人以为特权不是世袭的就不会是永远的，因为他们不明白寡头独裁统治并不需要实际意义上的世袭，也没有想到世袭贵族统治总是短命的，而“天主教教会”这样具有吸纳性的机构有时会维持几百乃至几千年。寡头独裁统治的要旨不是父传子、子传孙，而是坚持死者加注给生者的某种世界观和生活方式。只要它能够指派自己的继承者，统治集团就永远是统治集团。对比奥威尔的论述，人们可以看到，一九七六年后的中国共产党，他们所有的行事方式，都早已经被奥威尔在一九四九年预见到了。他们其实是个极为缺乏想像力和创造力的帮派集团，对比奥威尔，真的可以说只有那些脑软化的人才会以为邓小平、薄熙来们是有创造力的领导人。专制者们为了权力的实用及残暴，说明的只是他们人性的丑陋和卑劣。
3.3．意识形态是我们理解极权主义的钥匙，而一党专制恰恰是一种最狭隘的意识形态，坚持这个一党专制就是坚持极端的意识形态化，而这就让我们理解了为什么中国当代社会依然是典型的共产党社会，依然没有一点没松动，依然是一个世俗的政教合一的社会。现在这个“政“是教会式的“党国”，这个“教”就是不得打任何折扣的“一党专制”观念思想。而这也就让我们理解了如何描述中国社会的价值问题，中国社会的沉沦问题——它货真价实地是一个世俗化的中世纪黑暗的典型重现。
当教士们完全把宗教看作是他们个人的财产，他们甚至可以出卖教职和传统教义，而只要他们自己存在，把握着教会的权力的时候，就出现了《十日谈》中描述的那种黑暗和堕落。而这就是时下中国社会的“党徒“们的表现。所以现在中国，如果谩骂毛泽东，谩骂他们曾经祭祀的祖宗，马克思列宁可以换取社会暂时的稳定，那统治者也可以容忍。前提只有一点，那就是只要不触动一党专制。至于社会中到处盛行的男盗女娼，那更是统治者所考虑的次要问题。如果男盗女娼有利于一党专制，那么当然可以姑且容忍。
所以在这样一种意义下，现代中国社会的物质化是一党专制这一狭窄的意识形态，观念论必然导致的结果。而在这种意义下，当代中国社会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是典型的和中世纪的欧洲政教合一的宗教社会的世俗化，它几乎是完全复制了欧洲中世纪的黑暗、腐败，以及政治上的残暴。
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阶级的名义屠杀另外一个族群，到三十年代纳粹以种族名义屠杀另外一个族群，到一九八九年邓小平以一党专制的名义用枪炮肆无忌惮地屠杀平民，再到一九九九年以一党专制的名义镇压信仰群体。让我们看到一党专制和阶级、种族一样是一个典型的意识形态，一个世俗宗教观念。
五．结语
综上所述，意识形态问题，也就是观念论问题让我们看到，思想问题、社会问题、历史问题，首先与它的形而上学前提，或者说与这种思想文化及社会建立的价值基础，对宇宙和人的理解的假说基础，信仰有根本的关系。其次，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思想问题又和文化及社会问题的演变密切相关。这也就是说，离开文化，或者说一种概念存在的形而上学前提，离开历史性的前提谈论一个概念只会带来混乱。很多时候人们的迷失是由于“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其次，克服意识形态问题，即历史如何发展问题让我们看到历史是偶然的，没有一个“历史的终结”，它究竟会如何发展，如何变化，全看我们自己的努力。当然历史现实确实是存在一个中国人所说的，可能发生的“走向”的“势”。尽管各种思想倾向的人都想因势利导，然而，最终导向何处还是有很多偶然性。虽然有很多时候是无可挽回地乘势而下，但是有时候却也可能“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意识形态问题在后基督教社会，也就是在所谓“现代化”社会中的影响及变化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这两点。
为此，在最近一百年来的中国历史上出现的意识形态问题给我们的第一个教训，也是最重要的教训就是，谁把西方近代当作静止的榜样、典范、模板，谁就一定会为此付出高昂的学费。因为对于动态的西方的近代史研究让我们看到，最近三百年的变化即便对西方来说也只是一个开端，更何况这三百年的变化，科技的进步和人文的脱序已经让西方几乎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给人类文化、环境带来了不可低估、不可原谅的破坏和毁灭。其中尤其是政教分离后的世俗化宗教问题，意识形态问题，为人类带来了分裂与对立，两次世俗观念性的世界大战，以阶级、种族，党派名义对不同族群的大规模屠杀和镇压。所以，谁把西方作为榜样，而不是像西方的贤哲、民众们一样，从促使政教分离开始就面对社会和历史问题，持续地挑战自己，不断地去思索、探究，反省和纠正自己，谁就一定是自欺欺人并且自食其果。
意识形态问题给我们的教训二是，对比西方同代人的探索和反思，研究中国当代问题，尤其是文化和学术问题让我们深刻地看到，一百年来的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是欧洲、西方阴影下的产物。百年来的中国史根本就是两次世界大战的脚注，根本就是政教分离后带来的意识形态问题，如阶级、政党等世俗观念的直接结果。所以研究中国百年来的问题，如果没有如西方学界、思想界那样直接或间接地关注、探究意识形态问题，甚至没有提出过这个问题，都一定是缺乏必要的思想及学术敏感，一定会荒腔走板。这尤其是对于一位来自共产党社会的所谓知识分子，如果没有感觉到这个问题的存在，那他所做的一切都一定是有疑问的，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一九七六年以后的在所谓改革和开放的过程中的各类所谓“青年才俊”，《走向未来》以及《河觞》的撰稿者们，意识形态的研究告诉我们，在当时那个时期，那种社会状况下的这几类政治思想动向正是典型的意识形态、观念论的结果。它不仅根本不是学术及思想研究，不是向前的，试图对抗极权主义专制的思想冲动，而且直接就是老大哥——《真理部》的存在的产物，直接所要的结果。正是这个倾向导致最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文化和思想环境每况愈下，并且至今这一过程还在持续。
七十年代末期后的这一潮流展现的正是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的预言：两代人后的中国知识界已经失去了非意识形态化的、一般思维能力，失去了极权主义统治下正常的对抗专制的思想犯罪的能力。
意识形态问题研究给我们的教训三是，欧洲为世俗化宗教带来的问题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两次大战，上千万人的生命。对这一时期思想史的研究让我们看到，西方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甚至更可以说从一九一七年布尔什维克一攫取政权，伴随二二年法西斯，三三年希特勒上台，对于这个现象及思想的探究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是，对于东方各国来说，尽管近代这个政教分离带来的恶果，在被欧洲，也可以说是西方强势文化和政治冲击、改变甚至可说是席卷的过程中，无论中国还是日本乃至亚洲其它国家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个付出表现的形式十分不同，甚至可以说是对立，但是都是灾难性的。然而对这个西方带来的恶果，直接平行对比于西方，思索及反省的范围及力度与我们所经受过的灾难和牺牲相比不成比例。
或许人们可以说，这个曾经被西方左右，下意识地相信西方中心主义，跟着西方走的倾向大约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人不是神，不会超前看到这一切，很多时候只有付出的代价才能迫使人们去思索和反省。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就在二次大战后，冷战初期西方已经全面对此反省的时候，我们却又继续为之付出了上亿人的生命。就在八九年后开始更为深刻地研究极权主义的教训的时候，为什么希特勒极权与共产党极权如此类似的时候，我们依然没有介入这一探究的场地，并且继续在为此付出代价。
我们从来还不曾同步地与西方的贤哲及民众一起思索反省过当代历史。
为此，探究意识形态问题给我们最现实的教训就是，西方学者在冷战时期，在八九年后对于这些历史问题，思想问题的探索是我们的榜样。或许沿着他们的脚印，亦步亦趋地重走他们的路是必要的。我们必须更为具体地像欧洲的一些思想者，如波普、阿隆、奥威尔，德国的布拉赫、迈尔（Hans Maier）、达伦道夫那样，对此不断地进行反省和拷问，不断地有所觉悟。如果时下我们不能够如阿隆那样自信地说，我们已经有了抵抗它的力量，那么我认为至少我们应该说，我们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一点，开始不断地增加抵抗意识形态，观念论，抵抗世俗化宗教的力量。
这是一个新旧激烈交锋，对抗的时代，它依然随时可能发生比中世纪更为堕落、残暴的事情，就像过去的两次世界大战及阶级和种族灭绝，就如最近发生的九一一事件与伊斯兰国。但是它同时也会产生新的社会形式，新的精神文化的冲动。这样的问题及其威胁性的存在，任何一个思想家都会感到。对它的认识及看法，由于角度、方法乃至语言文化的不一，造成了结果的不一，对历史未来影响的不一。为此，这就告诉我们，人类首要的问题永远是：必须不断地向自己的思想方法、认识论问题挑战，怀疑并且反省自己。
在这种意义上，康德是伟大的，苏格拉底也是伟大的，他们不断地质问自己的认识与方法的能力，质问自己的知识能力。这是一个克服自己的认识局限，从一个圆圈走向另外一个圆圈之路。然而，在进行了这样的质问之后，人们就会看到，把它推向内化的中国贤人，孔子们也同样是是伟大的。因为在这些中国先哲们开拓的文化传统中，甚至没有产生或说导致“意识形态”——“观念论”的因素，没有那种导致世俗化宗教，世俗化政教合一的可能。这无疑是一种思想文化的良好倾向。
2015-08-07德国•埃森一稿
